茶艺礼仪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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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创作于1883年，歌词取材于基尔姆的同名诗篇。1982年女高音歌唱家诺尔曼和德国莱比锡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使这首歌曲更加声名远播。当今的歌唱家们也习惯性地将《奉献》作为独唱音乐会的返场曲目，以再一次表达对观众的感激之情。《奉献》与舒曼的《献词》一样，其主要内容就是向心中的爱人表达自己的喜欢、爱慕之情。如果将两首歌作为比较的话，那么《奉献》则更优于《献词》，因为它所表达的爱情更加细腻和完美。《奉献》在结尾处也运用得非常好，主要是在主大三和弦上由五音向上作大六度的跳进，使全曲结束在主和弦三音的方式，更是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意犹未尽。

《奉献》为大调，歌词共分三段，从而形成三个自然的音乐段落。每一段的起首音乐都相同，旋律明快，高音有规律地出现，不断在重复中展开新的变化。

演唱者要注意的是，三个歌曲的自然段落都各有千秋，在围绕感情的进一步处理上，每一段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前两段“谢谢你”，是整首歌曲的，歌唱时应尽量把声音放送出来。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全曲中的第三段，人声的力度要求达到了两个forte，歌唱者应用戏剧性歌剧咏叹调的演唱方法来演唱，用戏剧性力量的旋律推动情绪的不断升华。钢琴的尾奏部分，应同样以戏剧性力量的演奏方式来淋漓尽致地抒发作曲家的情感。

二、声乐交响套曲《最后四首歌曲》

由《春天》《九月》《入睡之时》《在夕阳中》4首歌组成，女高音声部演唱，交响乐队伴奏。《春天》完成于1948年7月，《九月》完成于1948年5月，《入睡之时》完成于1948年9月，《在夕阳中》完成于1948年8月，4首歌曲的顺序虽然与作者实际完成的时间相同，但整个主题的构思是在同一时段内进行，作品中的歌曲顺序是后来学者们的安排。

《最后四首歌》创作于1946—1948年间，作曲家历经了漫长而又骚动的职业生涯，正值人生苦闷与晚年之秋。诗人艾辛多夫的同名诗歌《在夕阳中》所描写的一对老人家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所表现的沉思与作曲家的个人处境形成强烈的共鸣，引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灵感。这是一部极具价值的音乐文献，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在以往德、奥艺术歌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这部作品完美地表达了作者对事物终结、生命即将消亡的哲理性思考。

《最后四首歌》于1950年5月22日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了首次演出，担任这首歌曲独唱的是弗拉格施塔特·魏尔海姆，富特文格勒指挥爱乐乐团伴奏。

《最后四首歌》每首歌曲中至少都有一个“主导动机”穿插在声乐和乐队的声部中，其中由一个忐忑不安情绪的主导动机，把前三首歌曲联系在一起，第四首歌是套曲的和总结，通过前三个阶段后，逐步地描绘出一个美满而又静止与安息的意境；同时，套曲在4首乐曲的结束处，都运用了施特劳斯最宠爱的法国号的独奏旋律作为结束，使整部套曲在创作上既有统一又有对比。

《最后四首歌》的调式、音色自然和谐，极富意象描绘功能；音乐织体和谐统一、清澈透明，表现了四季的更始复新、爱情、沉睡与死亡；管弦乐配器安排周密细致，特别是弦乐为女高音声部提供了明晰的背景又与之有机融合在一起；为每首歌曲伴奏的管弦乐以缥缈不定、起伏错落的经过句为背景，伴随着节奏的徐缓急驰与对比，同整部作品一道，在夕阳的余晖中、在怀旧的冥思中、在庄严的诀别中逐步消退。

《最后四首歌》曲式结构非常自由，两段歌词也会时常连接在一起，乐队间奏时常在段落的中间部分穿插。歌曲乐句的长度也有长有短，长短分布的情况也极不规则和极不均衡。

从宏观上来看，《最后四首歌》的序奏部分是第一首《春天》，第二首与第三首歌《九月》《入睡之时》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抒情性的段落，第四首《在夕阳中》则是终曲。因此，演唱者在演唱时尤其要注意作品情感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1.《春天》：选自海曼·赫瑟诗歌，Andante （行板），套曲的前奏曲。

歌词大意如下：在那阴暗潮湿的地方，我会经常这样梦想着，你就是那些丛林与晴空的微风，你就是那些花朵的芬芳与娇艳，是那雀鸟般的歌声。在灿烂的盛装中，你彰显出了自己。在明亮的光辉的照耀下，你竟然奇迹般地来到我面前。我已经认出了那就是你，并在不断地温柔地向我招手。这时我的四肢都不由自主地激动地颤抖。那是因为我知道幸福就要来临。

这首《春天》一直贯穿着一种忧郁与不安的情绪和沉思与暗淡的音响，所唤起的是对春天的怀念。但是，听起来却没有春天的气息，可以理解为作曲家暮年对春即将离去的感受。全曲开头部分的调中心不稳定，没有调号标记。统一的和声基础为c小调的主和弦与降a小调的主和弦组成的琶音音型，通过这一推动力的音型，给全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歌者演唱时可以自由地、潇洒地纵情歌唱。

歌曲第一、四行诗的最后一个字总共长5小节，作曲家在处理旋律与歌词之间的关系上突破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引导我们从整体的音响与声部线条中去思考。歌曲中采用的主导动机多次变型，调性复杂、变化音较多。这是一首调性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需要变化的音节比较多的现代艺术歌曲，所以歌唱者在演唱这首歌之前，一定要相当熟悉这首歌的旋律，充分感受旋律的方向，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再一个就是要严格按照节拍朗诵歌词，发音一定要正确，这些都是歌唱前必须要做到的、不可缺少的预习工作。

这首歌在演唱时可以较为自由地发挥想象，演唱者要从传统的对称、呼应等关系中解脱出来。歌曲的最后，歌声在悠扬的威尼斯船歌的伴奏下要与宽广的音程一道，和着圆号的响应完美地结束全曲。

2.《九月》：选自海曼·赫瑟诗歌，套曲的抒情乐章。

歌词大意如下：雨水是无情的，它冰冷地洒落在娇艳的花朵上，就连花园都在悲伤。夏天的明媚阳光也在不由自主地战栗，非常安静地走到了尽头。金黄色的叶子无力地低着它的头，就这样从高大的洋槐树上无奈地落下。夏日带着惊奇的笑容，在那将近毁灭的梦境中一点一点地耗尽自己。但它仍然逗留在玫瑰花丛中，慢慢地逝去。双眼也慢慢地闭上了，因为它太乏了。

《九月》将诗中金色树叶的下落与滴雨渲染得栩栩如生，而晚夏后虚弱的 微笑、“闭上了双眼”的描写等都是对生命逐渐消失的一种象征，也是留给人们一种“一切即将终结”的印象。

演唱者在演唱时一定要注意对歌中情绪的表达，注意在较为稳定的调性中平静地歌唱，力求突出女声部的歌唱性与抒情性特点。

《九月》1—4小节乐队部分中的装饰音，高声部中由三个音组成的和弦组，都是歌曲中最重要的主导动机或音型组，以此贯穿全曲而引申到《入睡之时》中，这样的效果是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具有戏剧性。乐曲最末的圆号独奏部分是全曲最的部分，曲中主导动机最后由一支安慰性的独奏圆号封住这朦胧的气氛，求得与整部套曲的和谐与统一。

3.《入睡之时》：选自海曼·赫瑟诗歌，套曲的抒情乐章。

《入睡之时》这首歌词的形象鲜明、诗意浓厚。作曲家借描写孩童的天真暗示历经坎坷的自己，渴望、期待着卸掉所有的重担去寻得安歇。歌声在一声疲惫的叹息中进入，刻画的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随后小提琴独奏将人们带到临睡时刻，用动人心弦的旋律来替代灵魂在太空中自由飞翔的情景，这是全曲情感最浓郁的部位，也是全曲的。

歌者演唱时要唱出心灵随着令人神往的歌声而放飞的情景，唱出让人感到片刻的安息、无比的满足又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心理。这里的心理表达，要运用稍有变化的音色，唱出矛盾的戏剧性，同时也要借助第二段与第三段歌之间的小提琴独奏段落的抒情力量，唱出独奏之后最为激动人心的乐段。要注意旋律部位从降a与降g推至最高点降b的过程，这样的旋律我们称为模进，它与下面声部的和声充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全曲极为辉煌的。所以，演唱、演奏时更要注意用歌声与乐声互为表达，艺术地再现歌曲的抒情性与交响性情景。

4.《在夕阳中》：sehr langsam（很缓慢地），套曲的终曲。

歌词大意如下：这里我们曾经经过了人生的苦难及幸福，我们携手在此幸福地生活。在这一片祥和安静的土地上，让我们做暂时的停留吧！倾斜的山谷环绕着我们，气氛变得更为暗淡。有两只百灵鸟却执着地向渐渐变黑的天上飞翔。让它们快乐地唱吧、自由地飞吧，虽然睡眠的时候即将到来了。在这孤独的路途中，千万不要迷失了方向。啊！前面更有充满宁静的平安，在那夕阳渐沉的红光中我们漫游后的心何等疲惫，难道这就是死亡吗？

作曲家通过《春天》《九月》到《入睡之时》3首歌三种不同情绪的转换，《在夕阳中》把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充满幻觉的世界。艾辛多夫诗中对人生的疲惫与困惑之情，在施特劳斯的笔下通过他50多年的思考作出了回答。在歌中，他运用青年时代作曲家的交响诗《死与净化》中的主题并与歌曲结合，表明了对人生的态度。希望能够“从尘世中得到解脱，得到净化”，并向世人告别，体现了其作品高度的艺术性和深刻的哲学性。

20小节的前奏体现了歌曲的交响性特点，前4小节展示的主导动机和《死与净化》动机一直交织于乐声和歌声之中。

《死与净化》将歌曲寓意为“死亡”，是表现人性从美好走向净化的过程，而歌曲结尾运用的传统完全终止式K四六一V一1，也暗示了事物、生命的完美终结。

结语

一般来讲，歌唱者和指挥者的任务是不尽相同的。施特劳斯对音乐要求相当严格，他每演唱一首歌都必须使用一个庞大的音乐团队，所以对指挥而言就非常有难度，这要求指挥必须了解施特劳斯对音响的高要求。最关键的是，他还得根据歌声来决定怎么把乐队调整到最佳状态。施特劳斯最擅长把歌词和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演唱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音乐，对待歌词也是如此。演唱歌词必须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地表达出来。总而言之就是歌唱者必须充分理解歌词的意义所在，把它的蕴意表达出来，而且要带有感情的色彩，歌词内容要准确无误，不要有错误的地方，更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我们要表达的是情感的迸发，而不是情感的本身。

在《最后四首歌》的演唱中演唱家一般很难把握歌曲要充分表达的一种脆弱，当然这不是歌声的脆弱，而是在声音上表现出来一种对死亡的恐怖心理。歌声最终使人联想到死亡的绝望和别离的悲切。其实在演唱艺术歌曲时诗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诗歌本身，如何看待乐队和声乐的完美组合，以及音乐色彩。

笔者个人的理解是音乐配上合适的歌词，就可以让音乐凌驾于歌词之上。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但那也要充分地诠释作品，对作品进一步理解，这就需要多年的实践经验。笔者没有单独唱过这些歌曲，它们是和施特劳斯不可分离的，我们不要做任何个性化的处理，否则就违背了作曲家的意愿。

参考文献：

俞予正，田晓保，张晓钟.声乐教学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赵梅伯.歌唱的艺术.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余笃刚.声乐艺术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篇2

古典芭蕾舞动作的基础是建立在“开、绷、直、立”的美学基础之上的，它是一切芭蕾舞动作的基础，只有符合其美学原则，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古典芭蕾。相比之下，“东方舞蹈的动作都是内向的，腿几乎总是自然弯曲，并拢；浑圆的双臂一般都围绕着身体运动；一切都似乎聚集在一起”。①“开、绷、直、立”是古典芭蕾最为主要的特点，由此对比西方与我国的传统舞蹈及其他姊妹艺术，便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古典芭蕾“开、绷、直、立”的艺术特征及中西方舞蹈艺术的文化差异。

一、“开、绷、直、立”的艺术特征

“开”――人体动作尽最大的可能向外部拓展。芭蕾舞演员在站立时，脚膝要开成180度，四肢动作要向四面打开。身体从肩、胸、胯、膝、踝5大关节向外打开，最大限度地延长肢体的线条，扩大舞蹈动作的范围，增强表现力，同时也增强身体的平衡能力和运动的灵活性，使身体理想化、完美化、职业化。

法国舞蹈批评家安德列•莱维森曾说：“芭蕾舞出发点的根本原理――外开性……在一般情况下，人体腿部的动作仅限于前后运动，而当腿外开，就可以使它在任何方向――前、后、旁、斜线、划圈运动，在所有这些方向，动作都显得轻松而优雅……”②苏联著名编导罗•扎哈洛夫在《舞剧编导手法》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要充分掌握古典舞的全部动作，就必须具有充分外开性的胯骨，这样才能使双脚轻松地站成一位，并且令双腿外开地向前后两旁抬起。同时，胯部的外开，必然造成舞者收腹、挺胸的直观效果，强化了身体的直立感。由这种直立感产生的臀部收缩与足部向上踮起，又会给人一种挺拔欲跃的感觉。这样一来，“开、绷、直、立”在一个基本的站立动作中就得到了统一的体现。由此可见，展开胯部是芭蕾舞训练中最基本的要求。

舞蹈家以一腿足部为支点，另一腿足面绷直向后尽量高抬、伸展；一臂沿高抬腿伸展的相反方向前伸，形成身体水平方向的直线；另一臂向侧后面抬起，与直立的躯干基本成直线，从而产生平衡。此外，人的四肢伸展到了极限，加之脚尖的踮起，强化了纵向的延伸感，使人体在最大限度内向四个方向拓展。

“绷”―― 芭蕾舞种，将膝关节和踝关节绷直，绷起足尖的站立，可谓芭蕾舞最突出的视觉特征，同时，还要求显示出人体肌肉的外形。

“绷”也是芭蕾舞蹈艺术中非常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芭蕾舞作为一种形体艺术，必须通过“绷”才能将肢体放射到舞台当中，在有限的空间内使能量聚集在肢体末梢部位，使舞姿更加舒展，从心理上延展了肢体的长度，增强了舞蹈动作的力量感与节奏感。，也拓宽了“开”的审美想象力。

“直”――指双腿膝盖伸直以及后背的垂直，也就是使身体垂直拉长，使舞姿舒展优美，达到完美的长线条视觉造型。

芭蕾动作在舞台中的动作路线也多呈直线形，这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舞的“拧、倾、圆、曲”的审美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古典舞蹈中普遍存在的脚腕和手腕的有力回扣，在芭蕾中是见不到的，取而代之的是脚的用力绷直和手的自然伸展。外开的、绷直的脚尖，强化了腿部乃至躯干直立的感觉，加长了人体的延长线，提高了人体重心的位置，造成了舞蹈家向上升腾、放射的效果，也间接地放大了“开”的效果。

“立”――足尖直立，即身体的直立挺拔，使头颈躯干和四肢作为一个整体，并把身体重心准确地放在两腿或一条腿的重心上，其空间占有感就像古典宫殿似的傲然挺立，给人以稳定健美之感。

只有在“立”的基础上，“开”才有条件。稳定健美的“立”是放大延伸的“开”之所以实现的前提。同时，“开”也大大丰富充实了“立”的审美表现力，令“立”不再仅仅是稳定健美的“立”。

由上述可见，作为古典芭蕾动作与美学基础的“开、绷、直、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我们习惯上经常把它们四者分而论之，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并非彼此无关或各自独立，而是共同塑造了古典芭蕾的技术与审美特征。进一步说，“开、绷、直、立”四者中，“开”字为先，“开、绷、直、立”的后三者无不与“开”字相关，无不为“开”字服务，无不受“开”的统摄，在此基础之上，加之“绷”“直”“立”三者的共同塑造，芭蕾技术与形式美感的大“开”，才更为鲜明地跃然眼前。

二、“开、绷、直、立”与中西方艺术

“开、绷、直、立”的身体造型与西方艺术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雕塑、建筑造型所体现的凸起、清晰的几何造型观念相通，而几何观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各门艺术。

西方音乐中复调音乐的对位法基本构成于几何原理之上，并使五线谱坐标空间形成多声几何主体造型的艺术空间，这正好和芭蕾舞身体强调精确的几何造型观念相通。西方的弓弦演奏，下弓常常提得很开，不像中国弦乐（如二胡）的弓夹在两根弦之间。小提琴的弦张得直直的，加上有指板在弦下面，弦受压力后不可能像二胡那样出现弯曲。此外，小提琴等弦乐器演奏时，每个音的手指站位都要求立直，不许拖泥带水，滑音也不是其基本音乐语汇。这些演奏方面的“开、绷、直、立”给人一种刚劲、刚性的力量。与之相比，中国音乐演奏中的“拧、倾、圆、曲”则给人一种柔韧的感觉。

“开、绷、直、立”呈现外拓性的特点，也体现在欧洲的建筑、园林之中。西方建筑明窗洞开，举柱伟立，文饰纵横，并附以精美的雕刻，仿佛要将天下之美尽现于世人目前。宗教中的“神”，要用直观、崇高、神秘的视觉形式去吸引人们、威慑人们。宗教建筑表现出外向的、放射的形态特征。德国乌尔姆教堂、科伦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都有又尖又高、鳞次栉比的塔群，瘦骨嶙峋、垂直耸立的束柱与筋节毕现的飞拱尖券，创造出飞舞之势。仿佛能使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随时脱离地面，冲天而起，人们的灵魂也随之升腾，一直升到苍穹，升到天国上帝的脚下。

西方建筑与园林的这些典型特征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几乎看不到。中国古代的建筑与园林往往融为一体，共同营造着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与生命，表现宇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元气流动的韵律与和谐。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不是外显，也不是外拓，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交融，人的主观心灵与天地自然的沟通，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建筑所强调的营造一种升腾感与神秘感。

由上述可见，中西方艺术不仅仅在技术特征上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在各自艺术的创作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上都存在着明确而深刻的个性差异。

三、古典芭蕾与中国传统舞蹈的文化差异

在上文中，探讨了中西方舞蹈及相关文化具有的众多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源于何时又来于何处呢？

首先，这种差异源于人类文明起源之初，并且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文字中找到论据。

中国古代甲骨文、钟鼎文文中的“舞”字写作

从上图中的 “舞”字可以看出：其一，“舞”指人体动态。其二，记号着重表现上肢，可见古人“舞”的概念重在上肢运动。其三，记号反映人持物而动，和祭祀、宗教活动有关。

“蹈”字，《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践”的意思，就是以脚踏地。在古代论舞文字中，“舞”往往单独出现。很少出现把“舞”和“蹈”放在一起连用（即写作“舞蹈”）的文论。比如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手舞足蹈”，其中的“舞”和“蹈”分别指上肢和下肢的运动。

在西方，人们将“舞蹈”称为“ballet”和“dance”。“ballet”源于意大利语，是“跳跃”的意思，而“dance”源于古代高地日尔曼语“danson”，是“伸展”的意思。

从上述对中西方“舞蹈”一词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可以看出：第一，中国人的“舞”着重指上肢运动，西方人的“舞”偏重于下肢运动。第二，中国人注重持物而舞，动作呈弧线或圆形。第三，对于下肢，中国人重视“践”，即以足踏地，而西方人重视的是跳跃，注重人体摆脱大地的努力。前者是向大地收敛，脚踏实地，与大地相亲相依，后者则是向空间开放，意在升腾。③

之所以中国人执着于大地，首先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中国人安土重迁，固守大地。中国的建筑一般不向高处发展，而向大地横向、水平地延伸，例如长城就是典型的中国建筑，是一条盘旋在中国大地上的长龙。中国的四合院也是在平面延伸，不向高空发展，即便是故宫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楼房。所谓的“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等，其实都不是很高的建筑。中国人登高只是望远，看的还是平面大地而已。偶然想象升空，最后还是想回到大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其次，古典芭蕾的“开”可以从舞蹈动作中找到例证。

在芭蕾舞的动作中，跳跃动作的种类众多，出现频繁，有中跳、小跳、大跳等。每种跳又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小跳有擦地双落跳、擦地单落跳、滑步、双起单落跳等；中跳有带跳的空中单腿划圈、敞式西松、闭合式西松等；大跳有凌空越或大跳、变身跳等。大幅度的跳跃是造成芭蕾舞中人体向空间拓展形态的重要原因。④然而，在中国古典舞中，跳的动作不但少，而且相对于芭蕾中的跳，其跳的幅度和高度都小。

从芭蕾舞多腾跳动作，而中国舞蹈缺少腾越动作这一点看来，也可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即西方的舞蹈讲究通过外部的形体与造型，表达外在的宏大与延展，中国传统舞蹈则更为讲究舞蹈动作与造型的内在气韵。

对上述观点，有人认为，以古典芭蕾为代表的西方舞是为了使人从大地解放，以确证自己的存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因此偏重于下肢的动作。芭蕾舞往往要掂起脚尖，高跳、蹦脚，具有放射性，仿佛要摆脱大地的怀抱，寻找新的空间，试图通过不停的跳跃，飞上天空，寻找自由。然而，东方舞则很少有腿部的弹跳动作，表现的是对大地的眷恋，总是依依不舍地在大地上徘徊，因而偏重上肢的运动。这恰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表达的看法不谋而合：西方的舞蹈者总是试图使自己摆脱地心的吸引力，努力跳起来，在空中翱翔。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舞蹈者则牢牢站在地面上，很少把脚高抬，他们沿着一定的几何形，缓缓地移动脚步；臂和手的动作千变万化，而且极受重视。而在西方舞蹈中，很少应用手的动作。这又如法国的瓦莱里的观点，即“舞蹈是为了从大地获得解放，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⑤日本舞蹈评论家郡司正胜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日本舞蹈所表现的是眷恋大地，是依依不舍地在大地上往来慢行……西方舞蹈是放射性的，是憧憬天上；东方舞蹈的动作是内涵的，是眷恋大地的……日本舞蹈所要表现的，并不是要离开生活寻找具有新的时间和空间的美的另外的世界，倒是以大地为乐土”。⑥

综上所述，古典芭蕾的“开、绷、直、立”并非偶然而就，其形式与审美特征不同于中国传统舞蹈，离不开其自身的文化，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讲，都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心理、性格所造就的。中国人的含蓄，使得中国人所塑造的生活环境与艺术也是含蓄的；西方人天生自由开放，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与艺术也是外拓外向的。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注释：

①安德烈•莱维森：《古典舞蹈精粹》，《舞蹈摘译》，1984年第2期，转见《人体文化》，94页。

②安德烈•莱维森：《古典舞蹈精粹》，《舞蹈摘译》，1984年第2期，转见《人体文化》，133页。

③谢长、葛岩：《人体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31页。

篇3

作为会计制度安排，美国将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实行“三分”具有深刻的内生背景。2008年底，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了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虽然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便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19世纪20、30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最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被认为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的信贷危机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尽管把会计作为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种种证据表明，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变量。

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结果的参数。可以说，美国把会计视为一个市场资源，包括发达会计职业在内的会计安排成为美国的市场资源。这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会计资源在这两个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不仅市场交易主体(如企业)能从会计交易中获得收益，整个市场交易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得到收益，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均衡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美国始终不渝地笃信会计市场资源的有效性。

美国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然而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

二、中关税务会计理论特征之比较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特征

1.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简?R.威廉姆斯、苏姗?F.哈卡、马克?S.贝特纳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简?R.威廉姆斯等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美国的联邦收入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的较为具体的问题。

2.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细致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外一个价值是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 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是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经济学思想的路径依赖。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经济学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 “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20世纪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公共经济学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斯蒂格利茨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这两个税务筹划技术与概念问题，认为“避税”是由于税法漏洞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这和我国学者的研究观点对避税的理论界定有着一致性。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特征

1.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我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现实事实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我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财务价值最大化理念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并从学科角度概括性论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2.“分权观”与“集权观”的对立。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我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对立：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

3.税务会计理论研究的缺位。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次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数量化，通常表现为不可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概括来说，有以下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我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我国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的进一步的研究。

三、中关税务会计理论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虽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中的核心――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经济利润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简?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假设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与我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与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我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也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 用主义价值观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一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或经济利润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着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到差异再到寻求协作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我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篇4

艺术高职院校大学生是当代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受艺术专业特点影响，他们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关注很少，缺乏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艺术高职生需要真正地被认识、理解和尊重，从而找到更加适合其身心和谐成长的教育方式，使其最终成为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艺术人才。

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家庭，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化目标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的，而自尊是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应对能力是个体社会适应性和社会技能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家庭教育方式对个体的自尊发展和应对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它不仅影响着个体自尊的总体水平，而且影响着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内外研究者从家庭系统内外的诸多因素，较全面地探究家庭教育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自尊，国外学者提出了本质论，认为自尊是人们在应对生活基本挑战时的自信体验和坚信自己拥有幸福生活权力的意志。国内学者认为自尊即自我价值感。对于应对能力，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应对水平不同，相应的应激反应水平则不同，从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同。

高职艺术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是其步入社会的准备,良好的自尊水平和出色的应对能力是其顺利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基础。众所周知，科学的家庭教育对子女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方式与高职艺术生心理行为方式的关系如何，家庭教育方式对艺术生心理行为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高职艺术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具有哪些复杂性与特殊性，这是本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已有的调查结果中，普通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相当程度的假性自尊，高职艺术生群体虽具有特殊性，但也不乏假性自尊的存在。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艺术者具有多重人格气质和倾向，每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作为高职艺术院校大学生，他们正是由于多重人格倾向的丰富多彩，才使灵感永不枯竭、常变常新。这种多重人格特征因素对于高职艺术生的应对能力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高职艺术生不同的家庭背景，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的职业、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必然会对其心理行为特征产生影响。

本研究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60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高职艺术生的心理行为特征与家庭教育方式的关系，从而进行应用对策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提出科学的建议，为高校学生管理部门、文化艺术管理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结合教育方式预测应付方式的复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在教育方式、自尊和应付方式三者之间，自尊起中介作用，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可以通过自尊对艺术生成熟型应付方式产生影响，父亲的过度保护和母亲拒绝否认亦可以通过自尊来影响艺术生不成熟应付方式的应用。因此，改善艺术类大学生父母教育观念，增加积极教育方式的使用，有利于真正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从而促进其良好应付能力的形成，身心健康的发展，为我国文化艺术发展提供强大的、高素质的、“德艺双馨”的后备人才。

通过本次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艺术生的自尊水平虽然较高，但一定程度上存在假性自尊问题，艺术生面对问题时应付方式是灵活的，但在应付方式的选择中与他们的多重人格有关。由此可见，对于教育工作者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艺术生的自尊水平真正的提高，应付能力真正成熟起来。因此，应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一、家庭教育方面

艺术生的家庭条件往往比较优越，家长为子女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工作繁忙，缺乏与子女的日常交流沟通。而学艺术的孩子，由于长期从事表演活动,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表演性的人格特点。总是力求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对于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挫折避而不谈,使得一些心理问题不易被发现。因此家长应加强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学会接纳子女不同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对错误的认识和行为给予耐心地引导，并以善意和令人舒心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对子女进行约束的同时，让子女有表现自我的自由，培养子女善于协商的处事态度；在家庭中让子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使其充分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正面支持，从而增强他们对自己的认可程度，认为自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自己有价值，这样他们即使遭遇失败也会充满自信，从而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形成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较强的应付能力。

二、学校教育方面

（一）建立心理咨询室

心理咨询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学生找到解除烦恼的金钥匙，使其心态保持平稳。要想做好艺术生心理咨询工作，首先，要与学生进行“心灵交换”，要获得学生的充分信任，让他们愿意向你敞开心扉，进行交流沟通。其次，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找出有心理障碍或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重点的辅导和监护。最后，每天用固定的时间，采取多样的交流方式，如：设立心理信箱，开通心理热线电话，借助互联网开展网络心理咨询等，为不愿面对面交流的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二）在艺术院校开展心理活动课

艺术生天性活泼好动，理论化的心理教育课程往往不能够引起他们足够的兴趣，因此具有实际训练操作性质的心理活动课是在艺术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最为有效的方法。活动内容包括角色扮演、相互询问、人际交往训练等，通过这种体验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一些转移情绪、发泄愤怒、宣泄痛苦、克服自卑、树立自信的心理调节手段，从而全面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他们乐观、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促进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

（三）提高专业教师的心理教育素质

由于艺术院校多是采取“一对一”专门授课或是小班上课的专业授课模式，所以艺术院校大学生往往与专业教师的关系非常密切，专业教师在他们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艺术院校中专业教师的素质水平对艺术生的影响非常大。作为专业教师，首先要树立积极的学生观，相信自己的学生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其次要尊重和爱护学生，关注学生的专业成长，相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后，还要自觉培养自己良好的个性，以良好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使学生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

（四）创建具有艺术特色的校园文化。

每一所艺术院校的成长都会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成就,而这些都是无形的财富。因此，在艺术院校有必要开展“校训”“校歌”“校史”教育。通过对学校名师、名学生的真实事迹的宣传, 突出追求“真、善、美”的艺术精神和学校精神，净化学生的灵魂，在学生中形成追求高尚道德品质和艺术真谛的风尚，使艺术生在校园中充分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从而很好地传承优秀的艺术文化。

三、社会教育作用

艺术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食粮。自古以来，艺术就具有社会教化功能。孔于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巴尔扎克说“艺术乃德行的宝库”。艺术可以陶冶性情、涵养人格、建没道德风尚。在当今社会的艺术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由于利益驱动的影响，那些被大众所推崇的艺术家们，往往一首歌出场费要10万元、一幅画售价在20万元、一笔设计业务要50万元……，这些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强烈地刺激着艺术类学生的神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艺术大学生的金钱观、物欲观被进行了不正确的强化。因此，净化艺术市场，发扬民族优秀传统艺术精神，为艺术大学生步入社会，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是全社会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谈文娟.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自信水平、应对方式的相关

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25(4)．

[2]李丽,陈庆良，洪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父母教养方式相关

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20(4).

篇5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拓展已成为陕西省土地利用的主要特征，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序特征、区域差异、效率改进等，对提升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学者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研究，余小玲等[1]利用DEA方法对重庆市建设用地效率进行了测度；张良悦等[2]利用24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结果发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粗放型特征；白丽娜等[3]研究表明，吉林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较高，但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整体较低。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2005-2010年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其时序特征、区域差异、变动原因及特征、效率改进方式，以期对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1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1 模型设定 自从1978年第一个DEA模型（C2R模型）产生以来[4]，DEA方法不断得到完善并在实际中被广泛应用。本文沿用C2R模型（1978）和BC2模型（1984）[5]。用线性规划方法来衡量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的多元投入和产出效率问题。

1.1.1 C2R模型。C2R模型假设有m个决策单元（MDU），各MDU使用n种投入xi＞0（i=1,2,…,n），生产s种产出yr＞0（r=1,2…,s），则任一MDU的效率值可由下列模型求得：

maxE■=■s.t.■?燮1（j=1,2,…,n）u■?叟0，r=1,2,…,sv■?叟0，i=1,2,…,n（1）

式中，xij为第j个MDU的第i项投入值，yrj为第j个MDU的第r项产出值，ur和vi分别为第r个产出项与第i个投入项的权重，Ek为第k个MDU的相对效率值。

1.1.2 BC2模型。BC2模型将C2R模型原来假设固定规模报酬（CRS）生产可能集合调整为可变规模报酬（VRS），以此来衡量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报酬等问题。BC2的数学模型如下：

maxE■=■s.t.■vixij=1，■uryrj-■vixij-uj■?燮0u■?叟0，r=1,2,…,sv■?叟0，i=1,2,…,n（2）

根据BC2模型所计算出来的uj，可探讨各地市城市土地利用活动规模报酬是处于递增、递减或规模不变状态；uj=0表示该地市城市土地利用活动是在最佳规模状态下，处于不变规模报酬区；而uj＞0表示该地市城市土地利用活动在大于最佳的规模之状态下，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而uj＜0表示该地市城市土地利用活动是在小于最佳的规模之状态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

1.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陕西省10个地市（不包括杨凌示范区），文中涉及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1）、《陕西统计年鉴》（2006-2011）。根据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和反映城市土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利用效率的相关原则，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研究变量设定如下：

本文从投入产出系统的角度来度量陕西省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选取10地市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从业人员（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分别衡量10地市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的投入水平。产出指标由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园林绿化覆盖（公顷）和生产总值（亿元）等三个指标共同组成，用来反映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2 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和变量，基于产出导向的C2R模型和BC2模型，利用DEAP2.1软件分别对2005-2010年陕西省10个地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具体实证结果如下：

2.1 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序特征分析 2005-2010年，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见图1）。具体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