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经验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社区治理经验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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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严打”方针，保持全区良好社会治安秩序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近年来，全区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斗争和集中统一行动，***分局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和破案绝对数连续多年保持全市领先地位。各政法部门也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有效遏制了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保证了**区社会治安的良好状况。

二、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区市委、区综合执法大队和区教育局等部门通力协作，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彻底拆除了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各种违章建筑，取缔了校园周边各种无证小商贩和摊点，加强了对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饮食店的监督管理，有效地保证了中小学生和幼儿的人身安全。交管河西支队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活动，深入全区中小学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举行“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我们承诺不跨护栏”签名活动，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交警们坚持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停车、占路摆卖等交通违法行为给予专项治理，实现了重大交通事故大幅下降的目标。

**区政府以预防为主，全面提升全区治安防范水平。区委领导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加强防范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治本之策，因此，一直把加强治安防范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首先，全区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在各街道社区配备社区民警担任居委会副主任职务，以更好地做好居民区的防范工作。与此同时，区政府还在全区老居民区推行准物业管理，对列入区政府综合整修改造的社区，由房管部门转制的物业公司实施了准物业管理，实行了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民警“四位一体”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物业小区的管理水平。为解决商业繁华地区的治安问题，区综治委在推行了“区域治安联防”工作机制，整合了区域内的治安力量，加大了巡控力度，强化了技防手段，刑事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群众购物、休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区还建立了平安**区志愿者队伍，共招募***人，使之成为***区群防群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做好教育服务工作，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

近年来，***区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使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等综合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消除了**区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截止**年底，***区完善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四级帮教组织网络，各个街道社区每年都开展“真情帮教、关爱温暖浪子心”活动,为生活确有困难,就业需要帮助的帮教对象及时提供救助解困工作，为生活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送去生活必需品，发放一次性困难救助金。经过多方努力，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四、搞好综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这项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乐祥和，是一项最实际的惠民工程，宣传、引导群众关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全民防控体系，这也是搞好综治工作的社会基础。同时，在区委其他工作举措中，如，对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对社区矫正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使党的教育、挽救政策深入人心，极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使***区的综治工作跨上新水平，**区在工作中通过坚持创新，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创新工作中，除了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的创新外，区委还进行了载体创新、形式创新、活动创新，使***区综治工作向基层、向单位甚至向广大市民的心灵深处延伸，从而形成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在这方面，基层单位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如，天塔街把“平安建设”和各项工作相结合的做法、越秀路街设置调解站的经验、公安河西分局对轻微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解放南路物流区的治安自治联防等，这些经验对推动全区综治工作上水平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全区通过建立居委会、警务室、流动人口管理站、调委会、物业管理站“五位一体”的社区治安管理和警民联动工作机制，有效的加强了社区治安防控，实施小区亮化、建治安岗亭、巡逻值更、安装防护栏、安装电子监控设施等“安居工程”，有效控制了入室盗窃等多发财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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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涵义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而来，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适用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条。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的新话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区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的地理位置为基础，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与政府、团体组织以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它体现为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让各种主体依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从而达到一种协调模式。

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个庞大的系统。分布领域的广泛性使非政府组织具备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公意”，然后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馈给政府，从而提高政府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缓解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过少与居民需求过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将居民意见、建议集中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为其决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组织自身被授权管理多种社会公共事务。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化共存的时代，传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需求。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体现了自由与多元共存的价值理念，具有政府没有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部分公共职能，以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灵”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无法克服的顽疾，在社区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社区建设这样的微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让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的构建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当前政府还是处于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NGO的权限与活动实施，因而NGO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但力量还比较弱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二者建立互动合作治理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合作关系的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更充足公共产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应明确各自的治理领域。政府由原来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保留部分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领域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领域则交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因而公共产品领域逐渐打破垄断，社会性增强。其次，构建公平、公开的提供平台。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再次，加强项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都是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人”以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优势互补，能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参与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也颇为严格，“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求非政府组织经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门的管制。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职能转变，更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因而健全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以及规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不同于企业，其发挥着市场的中介、枢纽作用，因此对其的监督管理应严格区分。政府应在法律层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明确其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明确各自的权限与责任，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在权限之外也给予规制，顺应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在规制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也给予法律上的独立空间。其次，突破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其并不符合宪法“公民有依法结社的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也违背了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理念，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因此，对准入的限制应当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督，登记注册手续可适当简化，而对其活动实施与组织运作过程的监督管理可适时加强，如民间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备案。这样既打破双重管理约束，也加强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在现行的社区治理中仍担任着主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辅地提品与服务。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产品领域，非政府组织深受垄断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导下寻求职能转变，倡导“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渐由全面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控制转向引导，由“管理”转向“服务”。因此，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目标指引下，一要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人事安排、活动、经费自主，二要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机制，三要下放权力，将服务社会的社会职能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具体包括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及市场监督与技术服务职能。

3.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还很薄弱，资金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一个资金支持体系也需要政府从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专门的NGO项目资金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指政府以采购制度为基础，将项目以招投标的方式交给非政府组织执行，政府拿出资金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如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合同方式确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经费，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制度。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为宗旨，政府可从地方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制度，支持NGO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同步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的评估制度，确保资金用到实处；而对社区NGO活动的开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导捐赠，吸纳民资。社区治理仅靠政府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正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资更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具体而言，由政府牵头，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为平台，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捐赠。这种捐赠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宏观引导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建设，强化参与能力

1.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自律机制。严密的组织体系能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并能强化组织的自我规范意识。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建设，一要促进制度建设，明确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明确全体会员大会、会长及监事的权责。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会议制度，加强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促进非政府组织日常自身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在对社区的治理过程中，首先，细致规划社区人力资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证社区至少一名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人事安排有困难的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协调和指派。其次，明确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平台作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协商确定行业职业道德、资格准入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相互监督。民政部门人力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不仅不会影响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共同开展。

2. 重构运行机制，提高独立自主性。非政府组织要在社区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套从决策到执行最后到评价的有效机制，以保障治理活动的实施。从决策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一旦参与到社区治理，非政府组织就应该有权获得社区信息，并从信息管理制度当中产生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择优选取与执行。从执行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可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提高执行力。在与政府的购买服务、产品外包、租赁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并以受众居民为导向灵活制定方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从评级机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具体而言，要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效果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政府评价与居民评价相结合。评价主体应更多的关注第三方即社区居民和行业竞争者的评价等。

3. 强化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要解决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中经费不足、资金支持不稳定的大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强化其自身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现今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获得更多捐助必须：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当前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数民众因为心存疑惑，宁愿选择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也不选择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更要树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树立公益性价值，明确自身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区服务为使命。使命是组织的发展方向，是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使命为先”。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 陈跃，占伟.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探索[J].行政论坛，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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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迟福林.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J].开发研究，2005 （06）.

[7] 董秀.深圳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深圳社工组织为例[D].湖北：武汉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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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村环境,狭义上主要指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如农村卫生状况、安全环境等;广义上不仅包括生活环境,还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而目前农村环境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其环境污染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指由工业企业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面源污染主要指由人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本文侧重对狭义上的农村环境面源污染的治理,这种污染治理难度较大,治理主体比较广泛,需要多方参与。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路径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以政府强制为主”的单一行政治理路径,二为产权明晰前提下的市场治理路径,三是基于特定制度与组织载体的农村自主治理路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困难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不能将单一的政府或者市场视为治理农村环境的灵丹妙药。而要实现有效的自主治理必须要解决三大难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任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表明,我国属于政府主导的“命令一控制”型治理路径。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环境管理模式使得农村环境处于“三不管”状态,即国家不愿管、市场不能管、D村委管不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探寻农村环境治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既不囿于传统,又能够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

1.2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的运用不再局限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的概念界定、理论渊源、适用性等方面。

(1)对治理的定义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概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治理”与“统治”的区别研究中,通过对“治理”与“统治”的对比研究对“治理”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罗西瑙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在罗茨看来,治理是一种新的统治社会的方法,他详细列举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定义。俞可平则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格里斯托克则梳理了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五种主要概念: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作了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2)治理理论的学术渊源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缘由,其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直接原因则来自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综观学者对治理理论学术渊源的研究,可将其归纳为两大理论渊源: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潮,一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极端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市场本位,极端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以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主张有限政府,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政治的交换性。这就使得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政府的每一种行为都包含着失败之处,推崇有限政府。有学者从治理理论的理论渊源推导出治理理论的精神,契约观念和效率精神,认为治理的根本精神是契约观念,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2章理论基础与案例概述

2.1理论基础

郑杭生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运用治理的思想对社会治理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不仅仅一般地提到要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而且还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治理”,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治理具体制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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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资料源自本中心近5年来本辖区中发现并管理的重症精神病人。现将管理与防治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3例管理对象为本辖区中发现并管理的重症精神病人患者，全部病例临床检查与观察均符合CCMD-2-R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1]。其中男55例，女28例，年龄26～55岁。

        1.2 方法

        1.2.1 药物治疗  根据病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及理化检查结果与饮食情况选用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因对病人的家庭情况及以前是否有过重大疾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等均不了解，在选用药物时尽量选用副作用小、发生过敏几率低的精神药物。从小剂量开始，如氯丙嗪从12.5mg开始，在病人无任何副作用的情况下再逐步加大治疗量。因药物剂量过小不能控制病人情绪时则加大安定或氯硝安定的日治疗量，以使病人处于镇静状态，达到减轻躁动情绪、避免意外发生的目的。

        1.2.2 心理治疗  经药物治疗1～3个月后，当病人情绪基本稳定且能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时，与病人进行沟通。首先向其讲明治病的目的就是使其早日康复，重返社会，与家人团聚。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与医生配合，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在此基础上逐步询问病人的家庭情况，是否有工作单位以及病人的姓名、年龄、学历、住址和婚姻状况等。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最终达到病人要求治病、主动叙述自己的内心体验与要求，这就是心理治疗的目的所在。 

        1.2.3 工娱疗法  当病人阳性症状完全消失，情绪稳定，生活基本自理时，对病人进行工疗与娱疗训练。首先让病人学会整理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此后让其从学习简单的手工劳动到较复杂的劳动技能，如择菜、洗菜、切土豆丝等，与此同时根据病人爱好与特长让患者参加工娱疗活动，从听音乐到学习不同的乐器，以及学习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以提高病人的自信心，充分发挥病人的潜在能力。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后鼓励病人多参加集体活动，从中逐步掌握社交技巧，以便达到完全康复的目的。

  2  结果

        2.1 疗效评估  经过12～24个月的治疗管理，经我中心与病人住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病人家属多次沟通、联系、观察，所有病人病情稳定，2年内无肇事肇祸，无关锁现象发生。

        2.2 效益评估

        2.2.1 社会效益  本资料中的83例病人在管理前表现有不同程度的冲动、毁物、影响交通、赤身露体、致人伤亡或残暴异性，给一方治安和人民群众的心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些病人纳入管理后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有效治疗，而且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与建设祥和快乐、团结奋进的社区做出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贡献。

        2.2.2 经济效益  本文中83例病人纳入管理，病情稳定，大大减少了住院治疗次数，减少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浪费。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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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17-0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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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免疫机理；免疫识别；危机预警；阳性选择机制；阴性选择机制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2-0010-02

目前世界各国对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研究均较为薄弱，现有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存在较多问题。若利用社会仿生学的知识，模拟人体免疫系统对疾病的预警去理解、构建社区预警机制，就可以建立一个与免疫系统相似的、具有较高预警效率的社区预警机制。

一、社区安全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

1.社区应急的人员培训机制不合理。培训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相关知识掌握不全面；缺乏医疗、自保、防恐等应对常识。

2.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选拔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的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选拔制度。

3.社区危险的识别机制不健全。现在有一些识别机制预警能力弱，不能及时地进行风险识别，导致危机发生时社区处于被动应急的局面；但有的预警机制又过于敏感，尽管能有效预测，但虚警率较高，动辄提高预警级别，造成社区不必要的恐慌，久而久之会降低社区对预警机制的信任，得不偿失。

二、基于仿生学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构建

本部分重点阐述免疫监测的相关功能，通过仿生，构建与免疫监测系统相似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

1.社区系统的构成。人体机体与社会系统都属于复杂系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机体内存在的神经系统与社区内存在的处理社区信息的信息系统；机体内存在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社区内的生产系统和外贸系统；机体内存在的免疫系统与社区内存在的危机应对系统等[1]。当机体发生疾病时，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免疫应答，免疫细胞分泌的抗体会对各种病毒（抗原）进行识别、攻击直至消灭抗原，最后将抗原清除出体内；社区的危机应对系统在政府的组织下，存在应对危机的部门、组织以及各部门为了应对各种危机而制订的各种预案以及当危机发生时根据预案而应对危机的各种动员活动。

2.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构建。下面就通过分析免疫系统具体的免疫机制来构建社区安全预警机制。

（1）阳性选择机制。①阳性选择机制的意义。阳性选择机制是细胞依据是否与自己MHC分子有亲和性，有则与之结合，进行克隆增殖，反之则会直接死亡。将这一机制类比到社区系统中，社区系统中的法律法规相当于人体内免疫系统中的MHC分子，未发育成熟的T、B细胞相当于未经训练的危机应对部门的工作人员，阳性选择就相当于危机应对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的危机应对部门的执行人员进行培训与演练的过程。在社区危机预警系统中，阳性选择机制的过程应该这样描述。危机应对部门要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也必须有相应的信息侦察部门、信息传递部门和具体应对部门的人员进行不同的分工。信息侦查部门就相当于T细胞，信息传递部门就相当于提呈细胞，危机应对部门相当于B细胞，危机预案就是相当于B细胞上的基因组。在应对危机前，危机应对各部门人员进行“阳性选择”。②社区应急后备人员培训机制的构建。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这既为社区安全增加了一道防线，又为危机来临时的快速反应和及时应对赢得了时间。第一，制定安全法规并进行普及。应急后备人员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重要群体。安全法规的制定与普及，可以让他们在危机来临之时，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违背安全法规的危险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带来的损失。第二，进行安全常识的普及。应对危机之时，安全第一。这就要求对社区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安全常识普及，让他们能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可以保护他人。第三，制定不同的安全预案。对于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特征，所以要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对“”进行针对性的预防。让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各种安全预案的学习，提高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灵活性。第四，进行安全预案的实际操作。要对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安全预案演练，让他们熟悉操作流程，提高操作技能，这样才能在真实的危机应对中，做到稳而不乱。

（2）阴性选择机制。①阴性选择机制的意义。在免疫系统中，经过阳性选择的T细胞还需要通过阴性选择才能发育为成熟的T细胞。阴性选择是指早期T细胞与早期B细胞与细胞自身抗原作用结合，并导致自身反应性T细胞与B细胞克隆死亡并被清除，或克隆存在但受抑制不能活化的现象。在社区安全预警系统中阴性选择机制相当于危机管理部门在训练相关人员时，首先经过“阳性选择”，将不具备法律法规知识的人员淘汰，但剩下的危机应对人员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必须进一步培训和演练。因为合格的危机预警人员应该具备按操作规范识别、监督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所以“阴性选择”机制就是培养后备危机应对人员的这些能力。②社区危机应急人员选拔机制的构建。人的能力、素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差异，同样的培训得到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要建立一种选拔机制。第一，对想要参加应急后备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二，对参加过安全法规及安全常识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三，对参加过应急预案及实际操作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四，对晋级人员进行公示。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晋级人员及考核成绩进行公示，使考核过程和考核结果完全透明。

（3）免疫识别机制。①免疫识别机制的构建。社区安全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系统薄弱环节造成危害的程度进行评价。通过建立基于危险识别理论的社区安全预警系统，尽量量化检测到的警报信号，使预测警报更加严密。但是，阈值设置不合理也会导致警报错误。按照系统中受到异常破坏的节点与正常原因而受到破坏的节点的比例产生的危险信号来建立危机预警模式来识别风险。识别风险的过程一般先根据风险级别来设置危险信号和危机爆发的阈值，危险信号由异常受损节点的数量与正常受损节点的数量的比例来确定，同时根据危险信号与危机爆发的阈值两者之间的平衡来影响社区危机预警检测系统的激活状况。②社区危险识别机制的构建。通过对“阳性选择和阴性选择”的社区危机应急人员进行合理的编组，采用分布式将社区危机应急人员布置在社区的各个“方位”，构建社区危机识别节点。当危机入侵时，受到危机入侵的节点中的相关专业应急人员要及时对危机进行识别和判断，并马上上报危机入侵情况。危机识别节点还要找出危机的特征和类型，以便正确做出应对的方案并实施。所有危机识别节点由一个指挥控制中心控制，当节点上报危机入侵情况后，指控中心要对上报的危机进行分类统计，实时掌握被同一类危机入侵节点的数量。一旦被同一类危机入侵节点的数量超过阈值，则判定未来将有这一类的危机发生。并把信息到全社区，社区所有成员一同做好准备。同时指控中心调集社区力量，对将要出现的危机进行排查，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总之，本文为社区应急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刘浪.基于免疫机理的危机预警机制研究[D].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陈文涛.社区事故应急能力评价方法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文，2010.

[3]刘浪，邓伟.基于免疫危险理论的危机预警系统设计[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7，9（4）：37-41.

[4]施式亮，彭新，李润求.基于人工免疫原理的事故预防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9，19（1）：156-160.

[5]龚红卫.犯罪的防控研究――以风险社会为视域[N].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02）.

[6]申雨.论事件的预防――以层次分析法槭咏[N].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4，（04）.

[7]张译丹，陆宁.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思考――以昆明事件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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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本论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并受教育部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职高专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教学基本要求》（重大课题）支持（项目编号：GLJZDXM2008005）。

截至2011年，我国已有各类旅游景区2万多家，其中4A级旅游景区超过2000家，并且产生了120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29个，国家森林公园730处，国家地质公园182个，世界遗产41项。旅游景区已成为继旅游交通、旅行社、旅游饭店后旅游业的又一支柱行业。

尽管我国旅游景区数量迅速增加，但旅游者对景区服务、接待设施及管理水平的评价却不尽如人意。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国内旅游景区（点）服务质量评价“很好”与“好”的占调查总人数的53.2%，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景区（点）服务质量评价为4分和5分（总分为5分）的只占调查总人数的56%。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对旅游人才的巨大需求，旅游人才素质的高低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旅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政府、旅游组织对旅游专业教育应高度重视。

一、高职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建设现状

1.专业发展规格不断提升

在我国，旅游专业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而快速成长起来的。旅游业的飞跃大大促进了旅游教育的发展。旅游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面向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实用人才。随着旅游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对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对旅游人才的需求在不断扩大。随着国内外旅游市场的不断开拓，会展旅游、生态旅游、科技旅游等旅游新产品的不断开发，旅游业将成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也逐渐成为旅游职业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专业发展起步较晚

从市场需求来分析，我国旅游景区管理、景区项目开发人才缺口很大。数据表明，被调查的旅游景区人才中，拥有旅游专业背景的仅为18.3%。景区需要一大批专业的人才，特别是一些懂得景区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0年开始，一些院校陆续开设了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或其他与景区相关的专业，相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行业的需求，以及旅游学科其他专业的发展，景区专业的发展是较为滞后的。

3.专业发展规模较小

从目前国内高校旅游教育情况看，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旅行社管理等专业逐渐成熟，而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发展还非常薄弱，具体表现为“两个少”，即开设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的院校数量少，且培养景区相应专业的学生数量少。截止到课题结题，全国高校开设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有44所，其中高职院校有37所，累计在校生人数15580人，累计毕业生人数3394人。

4.专业发展地区分布不均

从开设景区专业院校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27.27%，中部地区占43.18%，西部地区占29.55%。中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景区带动下的旅游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部崛起中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相对而言更加重视景区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东部地区的旅游管理偏重于旅行社、酒店等商业运作能力较强较成熟的行业，景区方向比较薄弱；西部地区还未进入景区大规模开发的成熟阶段，目前对景区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及中部地区。

而从专业毕业生去向来看，东部地区占63.51%，中部地区占4.67%，西部地区占31.82%。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往东部经济发达大城市和著名旅游城市流动的倾向。

二、景区行业人力资源和人才需求分析

据《旅游调研》资料，目前全国旅游业从业人员为600万人，而实际需要专业旅游人才800万人以上，人才市场需求“缺口”很大。这些数据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还在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又据河北省100个旅游度假区调查，景区人力资源配置中，大专以上人才不足30%，而旅游资源开发和相关专业人才不足3%。从以上资料足见我国旅游景区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景区人才市场需求潜力很大，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任重而道远。

1.景区人力资源发展方向

（1）提升景区从业人员学历。目前我国旅游景区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和旅游专业毕业生所占比例低的“三低”现象。

目前景区工作人员的学历在专科及以下水平的，占到总人数的97%，本科生只有6.2%。总体上看，自然风景区、植物园和主题公园未来对人才的需求量较大，需要高职高专毕业生较多，而红色旅游景区对人才需求量较小，但对人才的需求层次较高，需要部分研究型人才。

（2）提高景区员工专业技能。旅游产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景区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专业化，如对度假管理、营销策划、生态维护、探险与漂流等专项人才的需求。

我国现有不少旅游景区因规划专业人才缺乏，导致规划设计不科学、管理不到位、营销无成效。由于缺少专业人士指导，一些地区的资源在开发中被破坏。一些景区在开发过程中，不按照规划进行，随意性严重，出现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有些景区由于缺少景区营销策划人才，经营效益不佳。还有些景区由于缺乏战略人才，导致景区开发定位失误。因此，提高景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是今后景区良性经营管理的重要保障。

2.景区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

从对人才能力的需求上来说，景区需要具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较高动手操作能力、沟通能力、创造能力的技术人员，他们既能够按流程做重复性的劳动，还能按实际需要适时地应变、与他人较好地合作，同时还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对企业起码的忠诚度、专业操守以及较高的个人素养。

旅游景区对景区类专业人才技能的要求大多体现在景区策划与设计、景区管理、景区营销和景区导游解说等方面。不容忽视的是，一些“特殊景区”需要培养一些“特别人才”，如上海野生动物园需要动物医学和绿化养护方面的人才，广东一些高尔夫球会需要高尔夫球陪练方面的人才，深圳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需要茶艺师和舞蹈演员，还有一些景区需要素质拓展教练等。

笔者就景区目标岗位群对人才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进行了总结，见表1。

由此看来，培养旅游景区一线管理、营销和导游以及游客接待方面的人才是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主要目标。而针对一些特殊景区培养相应人才也是该专业发展应考虑的一个方向。

三、高职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景区专业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景区人才市场需求的对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体系无法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教学课程开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课程体系必须与教学要求、发展目标及毕业生就业要求相吻合，使学生在能够承受的学习压力下，获取知识和职业能力。

目前很多高职高专院校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套用本科旅游专业的“三段式”（即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课程设置体系。从教学安排的顺序上看，位于三角形底部的通常是公共基础课，其次是专业理论课，位于顶部的是实践课。

这种课程体系反映出传统的“三段式”课程设置模式存在孤立性，使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尤其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几乎形成了一种互不联系、各自独立的状况，而没有形成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的关系。这种课程模式以及在这种课程模式影响下的教学模式，是无法实现高职旅游人才培养目标的。

2.课程内容开发相对保守

近几年来，虽然在设置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课程方面有增加具有学科交叉性的课程或综合性内容的趋势，但从创新和教学内容引领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上着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必修课程的学习，选修课的量不仅小，而且覆盖面窄，忽视了对学生行业素质的培养。多数景区专业的选修课涉及的学科仅仅是人文方面的，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选修课非常少。

景区专业会涉及多领域知识的学习，但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的广度，而不注重深度。该专业的课程应该加重实践环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例，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要求。

3.师资力量有待提升

教育的必备条件是师资、教材和教学设施，其中教师是灵魂、核心，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专业教师，教学所需要的教材、设施、设备等问题才能逐一得到解决。

目前高职院校景区类专业教师的数量欠缺，资历不深。从职称上看，讲师级别的占到了被调查者的52%；从年龄上看，教师年龄主要集中在26-35岁；从学历上看，拥有硕士学历的教师占到了92%。这些专业教师大多从高校毕业后就直接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缺乏旅游专业教学和旅游行业的实践经验。既有教学素养又有旅游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所占的比例不足，使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与行业现实结合不足，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够，不能充分体现旅游学科应用性强的特点。

4.实训基地建设需要加强

景区类专业教学的实训基地，就是围绕着教学发展目标，按照景区类相关行业或岗位的技能要求而设立的系统的技能训练场所。

景区类专业的实训基地主要包括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两大系统。在高职院校景区类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一些学校认为景区类专业人数不多，在实训方面，无需像酒店管理专业那样高要求，因而很多实训基地的规模小、设施设备不足。部分高职院校尚未建立起长期的、相对固定的、适合学生训练的校外实训基地，校外实训主要靠实训教师个人及学生自己联系，缺乏稳定性和可控性。

各高职院校景区类专业中实践经验丰富、眼界开阔、高质量的专业师资较为缺乏。大多数教师没有经过国内外景区工作实践的磨练。双师型教师在教师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从而影响了实训效果。

在实训环境方面，很多实训基地缺乏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没有反映专业实训要求且能严格执行的实训计划、实训大纲、实训规章等教学管理文件，同时学校也缺乏完善的实训教学考核体系。

四、对高职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发展的建议

1.找准专业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景区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坚持以行业发展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宗旨、产学研结合的方针，同时还应立足高等教育层次，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

高职高专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应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备较扎实的景区服务与管理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景区服务与管理的主要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有较强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旅游服务技能、旅游市场营销策划能力，知识面宽、适应性强、具有一定开拓能力的景区服务与管理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2.强化师资队伍提升，增强与行业的交流

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的比例，帮助教师向双师型转变。创造教师的国外交流学习机会，鼓励教师参加并主持各级各类应用研究课题，加快青年教师的培养和职称晋升步伐，加强双语教师培养，评比出教学能手和科技标兵，完善专业教师定期赴旅游景区和政府部门挂职或任职制度。通过外引内培，提升高级职称教师所占的比例。扩大兼职教师规模，增加景区、高校及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兼教的数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3.广泛吸纳先进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应将理论教学与校外实训教学、校内模拟训练与景区现场教学、校内教师讲授与景区专家业务指导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将案例教学、景区现场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灵活运用于教学活动之中，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所有课程均应建有电子教案和电子讲稿，还可以建立网站、开设论坛和课程QQ群，方便作业分发上交和网上主题讨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师生、生生互动，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4.积极推进工学结合，拓展优化实训和实习基地

新建实训室时，结合现代旅游服务与经营管理发展趋势，引进业界先进设施、设备与技术，支撑和引导专业课程改革与高技能职业人才培养。在实训教学设计中，根据景区业务流程，合理划分实训模块，模拟或仿真设计实训活动，细分实训项目流程，最终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对客服务为主线、以实训项目为主体的实训教学模式。

加强校企合作，适时引进景区优质资源，拓展基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功能。扩大校外实训基地的地域空间和类型，有选择地建立省内外知名景区作为实训研修基地，加强与民营景区、在线旅游企业的合作，将更多优质、新兴旅游企业纳入校企合作的实习基地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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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国清，叶欣梁.旅游人才培养与高等旅游教育的职业化发展[J].旅游学刊（人力资源与教育教学特刊），2004（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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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097-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地方将农村人口转移到一个稳定的地区，并实施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目前我国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措施还不够完善，在实际治理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强对治理措施的改进，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概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目前各个国家政治方针都从原本的统治转向治理，通过“治理”解决人民的需求。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是指无需依靠国家政府的强制要求，而是上下互动的过程，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进步和发展的机制。在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中，首先要明确治理具有互动性的特征，其并非国家政府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强制管理，而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经过协调，互动等，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则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及相关单位和企业平等协调合作，从而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由于全球关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多种不同的见解，本文主要对以下几种理论进行了分析：①社区治理，即主要由当地政府、农村社区组织、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区内的大小事务，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模式。该种方式使农村社区内，各个主体相互促进发展。②自组织治理，该种治理模式主要是保证新型村农社区建设的有序性和活力。③社会资本治理，该种治理主要是促进新型农村社区资本存量增加，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模式。④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治理，即通过构建环境、经济、社会等指标体系，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我国政府对农村社区治理非常重视，主要是由于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差的问题，政府通过大量资金的投入，有效推动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存在严重的资金问题，且其还处在建设之中，各项事务都比较繁琐，需要所有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才能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需要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让居民有目标、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同时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要让社区居民真实感受到社区的进步和改善，居民才有信心和动力参与到建设中。为了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进步，其加强了科技的发展，各个政府部门通过开展多项技术培训，让社区居民提高种植、养殖技术。

但在目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居民收入不稳定、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农村居民青壮年基本都在外务工，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在外务工，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相对不稳定，且农村居民所能够选择的行业相对较少，其经济来源很容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但存在公共服务不完善的情况，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居民实际需要的服务，而且很多非政府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在发展期间，会出现资金不足问题，影响农村社区的发展。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及模式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主要是从2006年开始起步，国家政府根据农村发展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农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到2009年，我国进入农村社区治理发展阶段，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村社区居民和组织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推动了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到2013年，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趋向于成熟阶段，主要是由居民和社区组织根据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有规划地进行发展。目前常见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有：①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如我国深圳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城市规模的扩张也比较迅速，将城中村、城郊农村基本消除。在城市化扩张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加强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②村民自治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农村社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进行规划，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促进民主发展。③就地城镇化治理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进行城镇化治理模式，将农村划分为农村社区，按照城镇化标准进行建设，并通过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四、加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措施

（一）加强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

在如今的农村社区发展中，要注重农村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即居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完成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工作，使农村社区居民各个主体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另外，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主要起到引导作用，最好让社区居民自主完善社区的规划和建设，促进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能，不应随意将工作转移至其他部门。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需要全部居民参与到农村社区的治理中，因此需要通过对居民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居民的参与感，让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自身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利益关系，使居民更加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

（二）注重农村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农村社区发展中，居民最关注问题。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非常注重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农村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应当结合自身的特色实现经济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应当明确自身的主要发展产业，并加强对产业基地的建设，同时通过建设合作社，发展龙头企业等方式，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今人们非常注重生态产品，而很多农村都没有被工业影响，其产品基本都属于生态产品，农村社区要意识到生态产品在如今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发展特色经济的主要方式。旅游业也是农村社区特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农村自然环境恬静，没有收到城市和工业的影响，受到城市居民的喜爱。

（三）注重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个人收入越来越好，但集体意识却越来越淡薄，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因此需要让农村居民认识到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得到保障。要想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根据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有领导性强、规划性强等特征的领导班子，带动居民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其次还需要注重对社区闲置资产的利用，很多农村社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资产，其可以通过租赁、拍卖等方式，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另外通过对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也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旅游业。农村普遍存在素质能力不强的问题，传统的经营理念不适合农村社区的发展，应当注重经济创新，如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完善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目前非常注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由于农村社区资金较为紧张，在建设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时，需要把握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并可以结合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特点，对农村社区进行规划。首先要保证电力、网络、水质等基本服务的完善，针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要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使资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还需要加强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即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变社区公共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五）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

首先应提高政府对农村社区居民社会保障的支付比例，使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得以提高。如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彩票的形式募集资金。另外可以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运用机制。针对失去土地的居民，要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根据失地居民的实际情况，给予居民相应的补偿，并加强对居民的教育培训，让居民可以在其他的行业寻求发展道路。农村社区还需要加强对养老托残制度的建立，使老人、残疾等得到社会保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率成为我国提高经济的发展方式之一，但如何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进行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需要注重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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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13-02

一、农业高职院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实现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责无旁贷。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建设方面，高等学校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社会影响力大小和对社会贡献度的重要指标。同时，社会发展对高校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提出要探索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研发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才能实现。在此背景下，农业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建设、科研队伍培养、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必须适应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农业高职院校不可回避的现实。由于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快，很多学校存在科研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科技投入经费不足、科研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致使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参与科研项目机会少，科技创新能力弱，服务能力跟不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为了增强农业职业院校的适应性和为“三农”服务的能力，以部分涉农高职院校为对象，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为农业高职院校乃至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现状及存在问题

1.对科研工作不够重视，缺乏科研意识

有些教师对科研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行了，搞不搞科研不重要，或者认为科研是普通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的事。客观上讲，与普通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相比，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存在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课题数量少、课题层次低、科研业绩认可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导致一些领导和教师，对科研工作重视度不够，甚至缺乏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消极，很多学校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围和开展科研的动力，承担科研项目不主动，很多人只是迫于评职称的压力或攻读学位的硬性要求，才承担课题和开展科研。

2.科研队伍素质不高，科研工作不能持续发展

部分高职院校是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来的，教师普遍缺乏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基础与经验，没有经过科研工作的历练。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往往无从下手，选题随意性大。加之教师的教学任务过重，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一面忙于备课上课，一面忙于进修、考试、攻读学位，根本无暇顾及科研。此外，由于学校办学经费不宽裕，允许教师参加科技交流和科研培训的机会不多，因此，教师获得科研信息有限，科研视野相对狭窄，对本领域科技发展热点捕捉不准确，科研选题针对性差。多数高职院校没有组建有明确研究方向的科研团队，即便是能参与一些课题或项目，也是临时找几个人凑在一起，项目结束就各奔东西了，这些因素均导科研工作发展缺乏持续性。

3.科研投入不足，制约科研能力的提高

多数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把重心放在教学上，重视教学设施的配置，轻视科研场地和设备的建设，用于科研的经费与教学经费比例失调，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专门的科研经费。据统计，目前农业高职院校年科研经费50万元以上的占20%，30万―50万元的占10%，10万―30万元的占20%，不足10万元的占50%。可见，多数农业高职院校存在科研经费紧张的状况。短缺的经费投入与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需求相比，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支撑工作能力的提升和增强。

4.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不利于激发积极性

科研管理机制是开展科研工作的保证和支撑。多数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起步晚，机构设置简单，管理制度不健全，专职管理人员职数较少；有的院校甚至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管理的工作人员，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由于人手受限，科研职能部门对课题的管理无法达到全面规范管理的要求，对课题只注重立项和结题而忽视过程管理，对论文只追求发表数量而忽视质量要求，对纵向课题只起到公示的作用而忽视对院内科研力量有机的整合，对科研的类型只注重纵向课题而忽视横向课题的承接。对科研业绩的评价和认可机制也不健全、不合理，许多教师的科研工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科研动力仅仅来自于评定职称的需要，而不是源自于内心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教学的科研积极性难以调动和激发，也很难达到以科研促教学的目的。

三、提高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对科研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有指出，“教学与生产、科技工作以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对高职院校提出了“要积极开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咨询和科技开发为主要内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要求。高职院校已占居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理应树立“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 。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表明，一所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科研和科技服务水平；一个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都应树立科研强校，引领未来的观念，应充分认识到科研工作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领导应从管理高度突出科研的重要地位，教师应积极参与科研，从科学研究着手驾驭知识，用科研工作的成果丰富或创新教学内容，促进科研和教学相互提高，为推动农业高职院校发展和服务现代农业能力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2.准确定位，量力而行

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应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立足于培养应用型农业技能人才的目标，要有鲜明的特色，要能发挥农业行业优势，而不应与综合型大学、科研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盲目攀比。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内容要与“三农”相结合，紧紧围绕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围绕中原经济区提出的“三化”协调的目标开展科技创新研究，推广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高职院校办学实力。

3.改善科研条件、加大科研投入

科研经费是科研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保证，除了高职院校本身应保证投入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外，还应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科研任务，也可采取校企结合的方法争取企业科研项目，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高职院校首先要完善院内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科研经费资助机制，扩大科研经费资助的范围，加大科研经费的资助力度。同时，高职院校还应搭建科技平台，为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服务建立信息平台，积极为教师提供获取新信息的条件，如开通网络数据库，提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进修机会等；建立科研实施平台，提供必要的科研场所和科研设施与设备，保证科研的正常进行；提供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与企业建立广泛合作，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力度，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最大。

4.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努力拓宽项目来源渠道

高职院校由于自身职业教育的属性，普遍与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教师从事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创新成果的转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多年来与“三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校企合作，及 时了解“三农”的需求，把最新、最实用的技术和措施送到企业或农民手中。在校园内要构建多主题、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浓厚的学术探究氛围，加强学院内外的学术切磋探讨，促进学院与兄弟院校、学术界的联系沟通。

5.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科研工作的管理水平

科研管理对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学校应建立健全科研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课题申报评审中期检查结题和推广等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科研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以调动和激励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工作动机，并且不断地提高教师及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推动科研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些将对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为科研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进修、学习机会。科研管理人员应树立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熟悉科研管理业务，并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学院要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工作体系，结合高职院校本身的特点，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做到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教师开展科研，逐步使科研工作规范化。

参考文献：

[1] 吕俊峰，袁建平，孙小娅.高职高专院校科研工作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9，（35）：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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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F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11-0044-02

1 研究意义

建设项目经理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在项目上的一次性授权管理者和责任主体，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将帅之才。项目经理实质上是一类特殊的职业经理人，他跟建筑企业之间是委托—关系，他跟所有的职业经理人一样都是凭借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为资本获取报酬，只不过项目经理是以经营管理好一个又一个建设项目而不是经营管理好整个企业为其终身职业，其职业化水平或职业信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程建设的成败和建筑企业的兴亡。目前对职业经理人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评价和约束机制，职业经理人信用危机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包括建筑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与其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具体表现在雇主企业将职业经理视为外人，缺乏信任，而职业经理人队伍本身存在的能力不足，特别是道德缺陷，很难满足雇主企业成长的需要。在欧美发达国家，职业信用是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一项资产，经理人失信或败德意味着其个人职业生涯的终结。如何对建筑行业的职业经理人的职业信用做出科学的测度和评价，以此来指导建筑企业和工程建设相关利益群体选择信誉良好的职业经理人就显得特别得重要。总之，项目经理的职业信用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其实践指导价值也很高。

2 研究现状

项目经理个人信用在其执业中非常关键，其以往的执业经历是雇主重点考察的内容。建设项目经理的个人素质和道德水准左右着企业的信用水平，对企业信用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关键作用。诚信体系建设和信用评价研究如果不落实到个体的职业信用上，则建筑行业和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就只能是一个梦。

职业信用是个人信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信用形成的基础，对于雇主而言，其意义远大于商业信用。相对于商业信用而言，职业信用的研究国内外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外是从2002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以后才开始重视职业信用的研究，目前国内外专门研究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的成果和文献资料都较少，国内所能查到的文献只有极少的几篇。但是，与此相关的商业信用与建筑行业信用、建设项目经理的资质测评、素质测评、绩效考评、胜任力测评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多，这些成果是研究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测评的重要基础。

2.1 商业信用与建筑行业信用研究现状

目前提到 “信用”一词，一般是指商业信用，它包括信用、消费信用、企业信用，关于商业信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成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关于建筑行业信用评价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则少很多。

2.2 职业信用研究现状

相对于商业信用研究而言，职业信用研究则比较薄弱，针对会计、教师、司法等职业的信用研究文献还有一些，而专门针对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关于职业信用的组成内容，一般包括身份、学历、工作表现等三个方面，这些在国内外都是通过雇前调查获取，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关于职业信用概念的内涵，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界定。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张春昕认为职业信用属于广义信用的范畴，是指人们在工作过程中，周围人通过总结其行为的规律性表现，对其认可和信任程度的描述，具体表现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赵敏、皇甫刚则认为，职业信用是指一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各个方面的素质的综合，重点体现在个人对工作所负责任的承诺和遵守上。

2.3 与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测评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国内外全面、完整、系统、综合地进行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测评研究的成果和文献很少，但关于建设项目经理的职业资质测评、绩效考评、胜任力测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则较多。职业资质是对项目经理从事项目管理职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条件的基本要求，某种意义上讲它测评的是项目经理的初始信用等级；绩效考评是关于项目经理以往从事项目管理的工作行为、工作表现和工作成果的一种测评，它是预测项目经理未来绩效和职业信用的重要基础；胜任力测评则是事先对项目经理是否适合管理某一个具体项目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做出的综合评判，胜任力测评的实质是项目经理的个性特征和个人素质（personality）跟他所要管理的项目匹配的程度（project manager—project fit），它跟职业信用测评两者之间关系最为紧密。

2.3.1 项目经理资质测评综述

资质测评是项目经理从业资格的认证，目前有美国的PMP认证、欧洲的IPMP认证、英国的CIOB认证、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PMRC）认证以及中国建筑业协会认证等。

2.3.2 建设项目经理绩效考评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建设项目经理绩效考评研究的文献和成果非常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其代表性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类是关于建设项目经理工作绩效影响因子的研究，如英国学者Mohammed，Fishily，Dulaimi和David Langford指出项目经理的行为和工作效率受内部和外部两大类因素即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

第二类是关于建设项目经理绩效考评方法和模型的研究如英国学者D K Acadia，D G Proverbs 和 P O Olomolaiye对大规模的住房建设项目提出了一个以能力为基础的多维概念模型。该模型采用多元回归技术得出了施工阶段项目经理的绩效结论。

第三类是关于如何提升建设项目经理工作绩效水平的研究如英国学者John Kissi，Andrew Dainty和Martin Tuuli探讨了组合项目经理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对英国的112名变革型项目组合经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发现了项目组合经理在提升项目绩效上的重要性，并且明确了为增强绩效，以组织为基础培养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必要性。

2.3.3 建设项目经理胜任力测评研究综述

胜任力（competence）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著名的组织行为研究者哈佛大学教授David McClelland针对组织在人员的选聘和甄选中采用传统的智力测验、性格测验、学校的学术测验及等级分数等手段，不能预测其从事复杂工作和高层次职位工作的绩效，或在生活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同时对某些特定人群还存在不公平性而提出的。胜任力的概念提出后，受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胜任力的研究立即成为全球的焦点。众多学者对此也展开了广泛地研究，其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三类，代表性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类是关于建设项目经理胜任力综合特征的研究如瑞典学者Ralf Muller和法国学者Rodney Turner认为项目的成功由两种结果的差异确定，一种是项目成果，另一种经营业绩。前者是项目经理的态度造成的，后者是由项目经理的态度和能力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为此研究了项目经理的态度和领导能力对不同类型的项目的成功的相对重要性。此外Ralf Muller和Rodney Turner还通过400份领导力发展问卷（LDQ）分析成功的项目经理的智力、管理和情绪的胜任力（分别是IQ，EQ和MQ），发现所有类型项目中成功项目经理在一个子维度IQ（即批判性思维）和三个子维度EQ（即影响力，积极性和自觉性）上高度表达，而另一个子维度MQ则随项目不同而不同。

第二类是关于建设项目经理选聘数学模型的研究如美国学者Abbas Rashidi，伊朗学者Fateme Jazebi和美国学者 Ioannis Brilakis针对大型项目经理的选聘问题建立了一个基于IF-THEN法则和遗传法则的模糊系统，根据候选人的各种基本资料来为项目选择合适的项目经理。

第三类是关于建设项目经理的职业道德、心理学和项目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如英国学者Nancy Madder，Denise A Bower and Bernard Aritua认为建筑业需要在战略意识上作出转变，他们在传统项目管理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将心理偏好、胜任力鉴定、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继任规划联系起来，为项目管理从业者提供一个改良的职业发展的框架。

3 研究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职业信用和商业信用都是对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一种测度，其中商业信用测度的是债务人按时偿还用货币计量的全部债务的可能性大小和可信程度，而职业信用评价中的“债务”很特殊，一般不会甚至于不可能用货币计量，因为它实际上是对职场人士遵守职业规范、履行岗位职责、实现个人对雇主承诺的工作目标的完美程度和可能性大小的一种测度。总之，职业信用跟商业信用从内涵及外延方面都有其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是对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能力的一种测度，但是两种“债务”很不相同。职业信用相对而言是隐性的，其定量测评具有更高的难度，特别需要测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综上所述，国内外从某一个侧面（比如职业道德）研究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的文献较多，关于信用、消费信用、企业信用的评级理论已趋成熟，关于建设项目经理的资质测评、绩效考评、胜任力测评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而全面、完整、系统、综合地进行建设项目经理职业信用测评研究的成果和文献则非常少，包括建筑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与其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所以本项目从综合测评的角度展开职业信用研究，以此填补国内的空白，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实际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明知，祝星星，邱茂国.项目经理职业信用测评的初步研究[J].建筑，2011，（22）： 18-19.

[2] 黄明知.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职业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篇11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现状评价

1.湖北省独立学院2012年新增专业一览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的评议意见，2012年教育部公布了2610个经教育部备案的专业，53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7个经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新专业。

设在湖北省内的国家部属高校，湖北省属、市属的各地方高校2012年获得教育部专业设置批准的167个新增专业，其中湖北省内独立学院新设置专业数量为77个，占到2012年整个新增专业的46.11%。独立学院的新增专业中，属于工学的新专业有25个，占77个新专业总数的32.47%；属于经管文的新专业有25个（经济学3个，管理学12个，文学10个），占新开设专业总数的32.47%；艺术学21个，占新开设专业总数的27.27%；其余方向有6个专业，分别为理学3个，农学1个，法学1个，教育学1个。详见表1。

表1 湖北省独立学院2012年各大类新增专业一览表

学位授予门类 专业名称

工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程造价、机械电子工程、物联网工程、轻化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制药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经管文 管理学 酒店管理、电子商务、会展经济与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财务管理、

文学 网络与新媒体、商务英语、翻译、

经济学 税收学、投资学、经济与金融

艺术学 风景园林、数字媒体艺术、风景园林、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工艺美术、动画、音乐学、影视摄影与制作、服装设计与工程、摄影

其他类 理学 药物制剂、运动康复、康复治疗学

法学 知识产权

农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

教育学 休闲体育

2.学科门类和专业布点情况

湖北省31所独立学院设置一级学科为41个，合计专业点数613个。工商管理、电气信息、经济学、机械、艺术五大一级学科共开设专业数328个，占总数的53.51%，而文科类占据较大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专业结构性失衡，也会浪费高等教育资源。其中，工商管理类专业为112个，经济学类39个，电气信息类专业有94个，机械类34个，艺术类专业49个。

二、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问题研究

1.一级学科设置扎堆

（1）一级学科设置趋同现象严重

湖北省独立学院一级学科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112个工商管理类专业设置重复率18.27%，94个电气信息类设置重复率15.33%，49个艺术类设置重复率7.99%；39个经济学类设置重复率达6.36%；34个机械类设置重复率达5.55%。一级学科分布雷同。

（2）专业布点趋同严重

湖北省独立学院所开设的专业数量各自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彼此间差异较大。目前，省内每所独立学院开设专业数平均为22个，设置英语专业的独立学院达93%以上，设置艺术设计、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所谓“热门”专业的独立学院达70%。

2.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需求失衡

从一方面看，湖北省独立学院在专业设置上体现了主动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取向，集中表现在开设了当前大部分的热门专业。从另一方面看，独立学院更倾向于设置专业所消耗的成本大小考虑，大部分都倾向于设置投入少、易招生、回报快的专业，或是依托于母体学校的相关资源与优势，设置其母体学校的优势专业。但独立学院所集中设置的所谓“热门专业”，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湖北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没能充分考虑社会的吸纳度。

湖北省独立学院数量居全国之首，从区域经济人才需求和独立学院发展的契合度来看，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明显，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结构与本地经济发展不对称，不平横，与产业结构失联。《湖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湖北省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计划，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光电子、新能源、节能环保、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10个产业”的目标，应用型技术人才仍是湖北省未来发展的支撑力量。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短线专业”是重点需求，例如：生物技术、热能与动力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这些应用性强的理工类专业在招生人数和开设学校数上都非常"冷门"开设学院数量均只有1所，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十分有限，但区域经济发展则十分需要这样的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由此可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结构并没有与湖北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形成良好的对接。

三、湖北省独立学院专业设置对策研究

1.通过专业论证与调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专业设置进行论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学校设置三者相互配合，对独立学院专业设置进行系统调查和专业论证。一方面，学校通过专门的市场调研机构与部门，设置毕业生信息数据库，对本校首届毕业生就业去向进行详细、系统的分析，包括毕业生相关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岗位分布、待遇情况，收入状况等。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1）设置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应用型专业

首先要进行必要的人才预测工作。这是大学专业设置中必须进行的工作，但往往被忽略，人才预测则必须以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量和吸纳能力为导向进行动态预测。一方面要考虑到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导向和前景，在其他学校前面开发新的朝阳专业，不能简单模仿和重复。

（2）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供型人才

独立学院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自建、共建、共享的方式与企业联合办专业，订单式按需模式即满足了企业需求，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工作方向。对于独立学院来说，通过将窄口径的专业人才培育和企业需求有机联系，并动态优化结构，定点培养人才是是双赢的设置。将给企业与学校带来更好的效益。

参考文献：

[1]何敦培.独立学院专业设置的依据及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09（12）.

[2]沈席强.浅议新形势下独立学院专业设置问题[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3）.

[3]李雪晶.中医院校独立学院专业设置与就业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0（02）.

[4]赵晓晓.高等院校新专业的设置研究[D].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作者简介：

篇12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12-0122-04

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in treatment of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severe mental illness

JIANG Songguo ZHU Huiwu WANG Jiaohua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han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Jiangshan 324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ase management in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severe mental illness. Methods A total of 360 patients with basic stable major psychiatric illnes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20 commun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had 180 case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ase management， control group were not adopt case management because patients did not agree to attend the case management.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a 22-month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then the clinical efficacy， medication compliance， troublemaking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life quality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clinical efficacy， medication compliance， troublemaking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all

[Key words] Case management； Severe mental disease；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research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病时，极有可能丧失对周围环境分辨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并且可能导致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甚至造成社会功能严重损害，长期患病者可能给患者本人、家属及社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1]。由于重性精神疾病自然预后差、社会功能伤害明显、致残率高的特点，引起国家卫生部门的重视，然而由于人们长期的精神卫生知识匮乏，对于精神疾病存有偏见，导致绝大多数患者患有心理问题后都不能及时地就医，这也导致许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散落在社会，给精神卫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2]。个案管理是一种基于社区的新型福利服务供给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医疗管理模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发展兴起[3]，并在本世纪初最早引入我国，目前也开始应用于慢性疾病的管理。众多研究表明其在提高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4，5]。为此，本研究将个案管理应用于重性精神疾病社区防治康复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从20个社区选取360例病情基本稳定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精神病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6]；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③与家人共同生活，能够接受有关精神卫生教育；④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⑤年龄18岁以上。排除标准：①心、肺、肾、肝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患者；②乙醇或其他药物严重依赖患者；③无法配合患者；④妊娠以及哺乳期妇女。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则，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各180例。试验组男84例，女96例；年龄18～62岁，平均（40.48±21.63）岁；精神病史1～12年，平均（5.33±1.27）年；疾病类型：精神分裂82例，偏执型精神障碍44例，心境障碍29例，分裂情感性精神病18例，其他类型7例。对照组男83例，女97例；年龄19～61岁，平均（40.46±21.38）岁；精神病史1～13年，平均（5.49±1.32）年；疾病类型：精神分裂85例，偏执型精神障碍42例，心境障碍27例，分裂情感性精神病15例，其他类型11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精神疾病类型、治疗前依从性及病情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试验组给予个案管理，并针对个案给予有针对性地阶段性治疗方案及生活职业能力康复，具体方法为由专业精神科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家访，每月一次，及时掌握患者病况，并叮嘱患者和家属，在居家治疗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及时咨询医务人员；与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并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相关精神疾病的居家治疗与护理等相关常识，现场对康复及药物应用进行宣教，使患者家属充分了解疾病治疗方法及护理的重要性；详细、通俗地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相关问题，对药物使用方法进行详细指导；身体治疗的同时也要注重心理治疗及护理，通过情感认知等方法对患者情绪给予有效疏导；每月组织患者进行一次精神卫生知识讲座，邀请相关院内医务人员进行知识宣教，并鼓励患者进行讨论，共同传授经验。对照组患者为病情基本稳定但不愿参加管理，无系统的治疗及康复措施。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22个月规范化管理治疗和随访，分别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服药依从性、肇事肇祸评估情况及生活质量。

1.3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和随访期间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肇事肇祸评分、疗效。①服药依从性采用自制依从性量表，依从性诊断标准：完全依从：能够自愿、按时依医嘱服药；部分依从：不能够严格遵医嘱服药；不依从：难以遵医嘱服药。依从率=[（完全依从+部分依从）/总病例数]×100%。②肇事肇祸评分采用《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肇事肇祸评分指南》[7]进行评分，从轻到重分为0～5分。③疗效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8]和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8]进行评估，BPRS量表包括关心躯体健康、焦虑、情感交流障碍、紧张、定向障碍等18项内容，每项0～7分，总分18～126分，总分反映疾病严重性，总分越高，病情越重；SDSS量表包括职业和工作、婚姻职能、父母智能、个人生活自理、家庭内活动及家庭外活动等10项内容，每项内容0～2分，总分0～20分，总分反映社会功能障碍的严重性，总分越高，社会功能障碍越严重。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依从性情况比较

在治疗和随访期间，试验组的依从率（96.11%）明显高于对照组（62.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表1 两组患者依从性情况比较[n（%）]

2.2两组患者肇事肇祸评分比较

实验后，试验组的肇事肇祸评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表2 两组患者肇事肇祸评分比较（x±s，分）

2.3 两组SDSS、BPRS 评分比较

实验后，试验组的SDSS和BPRS评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表3 两组SDSS、BPRS评分比较（x±s，分）

3讨论

3.1 重性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危害

重性精神疾病是表现极其严重的精神障碍疾病，临床表现为精神功能障碍或者受损的程度达到患者本人自知力严重丧失、妄想、幻觉、行为紊乱、思维障碍等精神病性症状，造成患者日常生活受损，不能面对现实生活，并且可能对社会公共安全及他人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甚至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功能，精神疾病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给社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9，10]。长期以来，由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持续地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和关注，但患此类疾病的患者初期并无明显表现，因而耽误病情。或由于社会对精神疾病存有歧视态度，增加了大多数患者的心理负担，致使患者患有心理问题后尽量隐瞒病情，不愿面对自己的病情而不就医，这也导致相关卫生部门无法及时地掌握许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给精神卫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11]。

3.2 重性精神疾病的发展趋势及原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卫生部门近些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些年来我国成年人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占将近成年人口的两成，也就是说，成年人中几乎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然而这些患者中只有极少数因心理问题看过医生，而就诊的患者中绝大多数已经发展为重性精神疾病[12]。然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自然预后很差，在缺乏治疗的情况下，病情将很不稳定，对社会功能及公共安全带来极大损害，患者自身残疾率和自杀率也很高。从而可以看出，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高，但是就诊率低，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未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就诊，导致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流落社会，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根据卫生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我市现有四千余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在院接受治疗，其余大部分病人流落于社会[13，14]。造成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不能或不愿就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对精神卫生知识的匮乏，对精神疾病患者存有偏见，和无法承受精神疾病患者长期带来的负担[15]。精神疾病对家庭造成极大的精神及经济负担，是目前我国疾病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在所有疾病负担中占有极大比例。由于精神疾病患者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同时治疗疾病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钱，使家庭不堪重负，除此之外，为了防止精神疾病患者有过激行为，每个精神疾病患者必须有至少一名家属陪伴，从而也加大了家庭的负担，这也是导致精神疾病中断治疗的原因之一[16]。

3.3 个案管理的方法及作用

我国卫生部门要求精神疾病防治工作应该以社会为基础，采用全面康复手段，积极治疗精神类疾病[17]。同时要求各个地区相关卫生部门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网络，进行精神疾病的查访，开展精神疾病知识的教育和宣传，在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持续有效的基础管理的同时，要积极努力地进行个案管理。所谓的个案管理，是一种针对患者的个人情况，为患者制定的具有针对性的康复治疗与措施，使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在社区内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18]。个案管理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提高。个案管理组可由精神科专业医生及护士随时对病人进行药物指导并根据病情及时调整药物用量、用法，并在不同时期随时调整护理方案，对于疾病的治疗及患者各项社会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个案管理可以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避免患者治疗的中断，提高社区治疗的质量，为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康复提供良好的条件[19，20]。

3.4 本研究临床效果分析

我院为了使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学习及劳动能力，从而帮助患者早日摆脱精神疾病的困扰，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探讨了个案管理在重性精神疾病社区管理中的效用以及经济、社会效益，重点分析了有效的重性精神疾病社区管理治疗工作模式，为重性精神疾病社区规范化管理治疗工作，特别是个案管理提供依据和指导。本次研究采用实验前测试、针对性管理治疗和随访等干预、实验后测试的模式，以先随机确定社区、再随机确定患者的方法随机从20个社区选取360名病情基本稳定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对照组，分别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服药依从性、肇事肇祸评估情况及生活质量，结果显示：试验组的依从率为96.11%，对照组的依从率为62.22%，试验组依从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试验组的依从率优于对照组，并且试验组的肇事肇祸评估情况以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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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77-04

一、引言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验田和桥头堡，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着难得的范本和经验。与此同时，陕西省正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及“关天经济带”、西咸新区国家级新区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本文通过对上海自贸区一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外汇管理政策方面的实施政策和经验成效梳理，为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实验园区（以下简称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发展所需外汇管理政策支持提供思路，为探索内陆地区开放开发新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一）上海自贸区基本情况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上海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该实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9月29日正式挂牌开张。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8月，上海自贸区（企业）进出口货值达到500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进口3700.4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1303.6亿元，同比增长10.1%。截至2014年9月中旬，区内共新设各类企业1.2万余户，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超过3400亿元。经过一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验田。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为保障自贸区内各项金融工作进展顺利，人民银行协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共同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如表1）。

（三）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要求，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该细则按照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有效防范风险、“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原则，实施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债权债务、企业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结售汇管理等外汇管理政策创新措施（如表2）。

（四）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从具体内容看，不仅简化了区内主体和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单证的审核，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手续，还率先在全国实行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赋予企业结汇选择权，规避汇率风险;同时，还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债权债务行政审批的手续，促进了跨境融资的大幅度便利化。在改进外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了微观主体更多的境内外融资的自主选择权。

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更加开放透明。据了解，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部改为备案制;企业准入由“一个部门、一个窗口集中受理”;服务业23项开放措施全面实施。

三是促进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通过改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外汇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各项试点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试点企业的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账户管理，有利于总部经济在自贸区大面积的集聚。

四是积极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快速发展。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资金，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贷款手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便利了区内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促进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五是对系统风险的零容忍。加强统计检测的分析预警，严格履行外汇数据信息报送义务，督促银行、企业等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防止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动;完善外汇收支预测、预警体系，对银行和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和检查，实施分类监管;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可以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三、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的借鉴与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已经获批建成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出口加工A区和B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空港保税物流中心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5月，《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规划》获得国家民航总局批复，空港新城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航空城实验区。2014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空港新城和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依托西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家海关口岸，积极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设立空港新城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从国家战略到陕西省的决策部署，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承载，大西安、大空间的地缘优势不断被深入挖掘，陕西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逐步深入。

（一）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前瞻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外汇政策设计

一是研究与贸易自由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业务流程。建立前台“一站式”外汇业务服务体系，简化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流程。支持企业集团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与轧差净额结算。督促银行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办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手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主体监管，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定点联系制度。探索差异化管理方式创新，鼓励园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贸易。

二是研究与投融资便利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效途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创新，推动中国-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在陕西落地，探索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丝路基金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战略能源中发挥作用，促进陕西与中亚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三是研究支持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结合陕西企业发展特色，鼓励西电集团等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改进外币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政策，放宽试点企业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及账户管理。便利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四是研究支持融资租赁业务的外汇支持政策。取消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合格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外债业务，促进园区内企业通过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

五是研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调整辖内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政策，鼓励园区内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即期结售汇和衍生产品交易。便利银行开展面向区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帮助企业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二）深入外汇管理改革，创新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外汇管理机制建设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常态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外汇管理也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形势，采取负面清单的政策取向，对现有外汇政策进行有效整合，打破经常、资本等条块分割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包涵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申报等全口径外汇业务的企业主体管理，探索建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进一步减少市场主体运行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为涉外主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建立跨部门监管政策配合的协调机制。自贸区建设涉及商务、海关、工商、税务、财政、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和沟通不畅将导致自贸区管理的盲点和空白。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一方面应推动跨部门监管政策协调的顶层设计，联合国际海事、各地海关、港口、税务、公安等部门搭建第三方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监管合力;另一方面，在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应更好地协调商务、发改委、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探索建立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跨部门联合监管协调机制，减少政策冲突和监管冲突，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提升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的执行效率。

三是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通过将现有的多个外汇信息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和连接，探索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内数据集中采集和集中监测体系。通过设计科学的指标校验关系、合理的指标预警值和判断风险的指标编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加强对园区内企业统计监测与预警分析，有效防范外汇收支风险。指导督促银行切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非现场检测与现场核查检查，实施分类管理，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金融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大违规和失信惩戒力度。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汇管理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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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Xi’an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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