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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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优惠政策的倾斜，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部分优质生产要素，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一跃成为无可非议的“增加极”。但是，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渐取消以及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近几年，虽然很多欠发达省份的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就绝对数量来说仍然与发达省份存在巨大落差，各种优质生产要素仍然趋向或活跃在经济发达区域。很明显，目前吸引要素集中的因子已经从优惠政策等外生变量转化为制度效率等内生变量。这种制度效率因子在发达区域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全社会的行为“习惯”，它能够有效减少各种行为之间的摩擦和内耗，成为吸引优质要素和决定经济发展态势的关键。

本文将利用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来比较各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据此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制度效率各因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影响方向和相关系数，总结分析欠发达地区制度效率低下的表现和根源，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一）制度与制度效率

Williamson（1975）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该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继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后，诺思提出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且还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费用（North and Wallis，1994）。至于制度经济学如何应用于中国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很多学者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弊端以及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杨瑞龙，1993）；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杨友才，2010）等。

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诺思最早建立了实证模型，依据交易成本不同来判断制度效率高低。并且，他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交易费用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就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特殊性。其后，韦森（2001）把制度看作是“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结合，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

国内一些学者往往借用经济学中常见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将制度的运作看作是一种产品，通过衡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来判断制度效率。如林毅夫（1994）认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袁庆明（2002）也提到，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界定、设计、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持、实施等费用；制度收益则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

（二）制度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交通成本急速下降、要素流动性不断加大、技术低成本快速扩散、政策普惠化明显、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源已经从资源禀赋、区位要素、优惠政策、技术差异等外生变量中陆续抽离并趋于收敛，而应归结于某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于内部化的因子，其核心就是制度效率的高低。完善的、低运行成本的制度可以提高整个社会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绩效。如果制度缺失、不完善或者自身运行效率太低，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过于繁琐，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整个区域陷入低效率运行状态，势必会阻碍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区域制度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提供制度的效率。首先，政府的行政效率。规范的、有效率的政府是推动社会降低运行成本，进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新加坡等国的政府调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和验证。其次，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如果政府所制定的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保障，有效保护产权，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那么制度就是有效率的。两者的关系在于，只要前者是有效率的，并且有着不断改善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就会通过政府不断地试错、纠错，以及积极调整，最终会保证供给制度的高效性。如果前者就是低效的，那么也意味着自身并不具备改善供给效率的能力。同时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到其行政效率。

欠发达区域低制度效率的表现

制度效率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低效率导致对生产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使得优质要素流出，区域竞争力降低。制度效率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展成本低，社会风险低。很多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多种约束，如知识存量约束、技术约束、意识形态约束、权利约束等，这些约束共同影响了其制度竞争力和制度效率的提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社会运行模式会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低效率的制度会得到保留而有效率的制度得不到实施，即传统的社会制度运行模式还存在着较大惯性，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错位，既得利益群体所主导的格局导致制度运行的路径依赖严重，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及暗箱操作

目前仍然存在众多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项目审批、能源、运输和重要物资的分配与人事任命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些都会造成企业过多的寻租活动，带来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企业运行效率的低下。除此之外，暗箱操作现象大量存在，各种行为不能公开透明，绩效无法量化。无论是在微观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还是在宏观的城市管理层面，各项事务都较难规范化、制度化、量化处理，信息闭塞，缺乏民主和监督，不能对经济行为形成良好的激励。

（二）各部门行政效率极低

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省份非常明显的差别在于行政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国际上将政府从业人员人数占地区总人数的比重在1%～3%作为判断政府机构是否精干和高效的重要标准。但是这一指标在我国很多地区达到5%，甚至10%。很多落后地区多次表面上试图努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政府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公车、接待、考察等个人消费，以及向下的设租和向上的寻租上。同时，行政手续复杂、程序繁琐也严重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效率和日常生活。

（三）民众的改革意识缺乏

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长期陷于这种低效制度，并已经习以为常、思维僵化，甚至没意识到自身的某些行为会继续助长这种情况恶化。比如说，大部分东北地区的民众一旦涉及到办理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业务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熟人的帮助，这种“人情思维”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人员都严重缺乏服务意识和市场化意识，普遍的人为设置关卡和障碍，造成全社会成员彼此成本和精力的内耗。

假说和验证

制度效率体现在制度安排对于区域人均财富的影响上，本文仅试图以几个简单的指标对该问题进行验证。

本文假设：第一，各省区的制度效率与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政府消费水平与制度效率水平正相关。因为政府消费指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四，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五，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其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其次，以各省份的人均GDP（RG）表示该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次，从数据的可考核性、可操作性、易得性角度出发，本文选用了四个指标表示该地区制度效率的高低，分别是：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ZX）、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ZR）、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ZC）、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ZG）。

由于以上五个指标测度单位不同，根据需要，对原始值采用阀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Ii=（Xi-Xmin）/（Xmax-Xmin）

其中，Ii 为每列第i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Xi为每列指标的原始值，Xmax、Xmin分别为参加比较的同列指标中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处理后得到的数据见表1。

根据已经选定的指标体系，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RG为因变量，ZG、ZX、 ZC、ZR为自变量，根据系数表中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RG=0.797+0.602ZX-0.365ZR

-0.717ZC-0.540ZG

首先，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ZR、ZC、ZG的符号为负，这说明这三者和RG负相关。其次，回归方程检验：F=39.432，在F值分布表中，F0.05（4，26）=2.74，小于F值39.432，这说明了a=0.05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意义的。复相关系数R=0.932，表明方程的总体相关性很高。根据F=t2计算出的各指标的F值见表2。

F0.05（1，26）=4.22，上表中只有ZR的F值小于4.22，说明变量ZR对RG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都有显著影响。

该总体方程以及ZX、ZC、ZG等变量都可以通过检验，说明ZX、ZC、ZG都对RG存在显著影响。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602，即ZX增加1%，RG会相应增加0.602%；ZC的系数为负，说明ZC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717，即ZC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717%；ZG的系数为负， ZG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540，ZG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540%。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都是决定制度效率的因子，进而都会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中，除了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之外，各指标与制度效率都有严格的正或负相关关系，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并不是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因为政府行政人员的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比例过低即人员严重缺乏的话反而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

高效率的制度是有效减少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低效率的制度并不必然被高效率的制度所取代。欠发达地区的低效率运行仍然顽固根植于其体制内部，说明对低效率制度的改革异常艰难。提高制度效率的途径主要有：

（一）地方政府权力限定

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政府宏观发展目标与企业微观决策行为的有机藕合。政府行为的选择应谨慎，明确权力界限，权力过大或过小都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首先，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予以适当约束，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制度安排不偏离效率的轨道。其次，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渐清晰两者的边界，同时也要适当为民间的制度创新提供空间。政府应通过各种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利用权力在现有的资源分配内与民争利，从而导致出现制度悖论。

（二）克服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一种制度是否高效都会长期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安排。发达地区往往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资本流动性增强，交易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分散，制度效率较高。而欠发达区域则往往沿着效率低下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状态下难以自拔。当落后区域固执于一个制度框架时，则无法摆脱其所限定的政府职能、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产权结构等制度因子的影响，改革与创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和范式下进行。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惯性，勇于承担转变所需要的成本和阵痛，实质性的制度效率提高才有可能。

（三）社会提供可置信的承诺

诺斯（1994）写道：“一个社会可得的技术潜力之所以不能实现，在于其游戏规则所暗含的激励结构未能有效地促进生产性努力”。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就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强有力的法治制度、高度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这些都能保证社会可以提供可置信的承诺，帮助经济主体建立合理明确的交易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把阻碍市场各经济主体之间安全交易的摩擦系数降至最低，建立起与高效率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结构和体系。

（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政府的制度效率改革包括两部分，作为制度的重要供给者所提供的制度产品的效率提高，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提高。欠发达区域政府行政效率极低是导致较高社会摩擦和内耗的重要原因。首先，应推进行政方式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加强服务意识，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二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和繁琐的行政干预，降低民众的社会活动成本。三是改善行政执法，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的大量干预。最后需要改变对外排斥的区域内部保护方式，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五）制度系统优化

单独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内的制度改革并不足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需要的是各领域范围的制度改革相互协调配套及结构合理，提升制度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功能，力争发挥制度的最佳绩效。避免出现彼此之间的“不适应”，甚至是冲突，否则制度系统的改革还会成为阻碍。除此之外，还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匹配。非正式制度，如行为习惯、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制度改革的灵活性。因此，欲破解经济发展的制度效率瓶颈，制度整体领域内的种种完善和合理架构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Oliver 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7.NO.3.Nov.1981.

2.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8）

4.杨友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2）

5.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袁庆明.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J].江苏社会科学，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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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06-01

我国区域间存在着高等教育基础、高等教育结构资源、经济水平和结构、政府财政能力、居民生活水平等诸多差异，反映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研究区域经济与对应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协调性研究的主要依据，在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1 研究现状

1.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由于我国领土广袤、又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各种社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非常落后。具体特征有：依全国情况分析，沿海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较快，对应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则比较落后；在具体到各个省市地区，第二产业发展较强的省市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对应第二产业较落后、主要依赖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则比较慢。

1.2 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不均衡的表现

（1）地区高校数量不均衡。从数量上看，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高等院校集中度很高，而较落后的地区面积更大的中西部高校数却较。而大城市的高校数量又远远超过中小城市。

（2）高等教育机构对专业的设计与经济发展的需求有所脱离，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道加大。学科专业的设置很多相对滞后，不能很好地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使得毕业生难以就业。

（3）高等教育优秀资源分布不均衡。首先是重点高校和一般高校之间的资源分配差异，前者通常是政府或企业等重点优先关注的对象，得到各方面的资源相对充足，后者与前者差距巨大。其次是区域经济较发达地区，其教育资源明显好于欠发达地区。

2 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2.1 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2.1.1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一，发达的高等教育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以及技术支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人才，所以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与普通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分工更细，对教育对象的职业能力塑像的目的性也更强，并且基于其强大的科研能力而能够为本地产业提供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助推作用。

第二，数量巨大就读于高校的学生直接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数量庞大高校学生已经是社会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虽然群体消费能力还较低，依托巨大的基数，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还是有着自己的影响，学生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及对旅游娱乐等的需要都直接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第三，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是社会投资关注的一个重点指标。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不在局限于象牙塔里，和企业、政府等的合作越来越多，使得通过投资高校人才培养来帮助企业发展成为众多企业所计划和实施的方。高等教育水平越高，企业对其培养的人才以及技术就越感兴趣，投资则越多，投资则刺激了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2.1.2 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

第一，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高校的建设离不开地区经济的支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高水平教育研究人才引进费用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和企业强大的经济支持，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是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

第二，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随着社会的改革，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结构将随之进步优化，同时，教育资源的合理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平衡发展。

2.2 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2.2.1 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是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原则。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教育起点的公平（入学机会的均等）、教育过程的公平（学校条件、受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学业成就甚至未来的生活成就的机会均等）。

2.2.2 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教育均衡发展中的教育资源配置，就是教育资源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分配，包括了：社会总资源对教育的分配；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间、各级各类学校间、各地区教育间以及各群体之间的分配。

3 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改进措施

3.1 树立高等教育的现代教育理念

以人为本、教育终身化、教育国际化是现代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而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发展是未来教育的四个主要趋势。培养学生不单单仅以传授知识为目标，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发展能力等，让学生具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观念。

3.2 高校发展要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方式

配合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校培养人才应该进一步与社会和企业接轨，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深化课程教育体系改革，进一步建设针对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把学生对技能使用能力培养当作重点，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4 结论

对于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的对比分析， 是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基础，必须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在加强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采取有所区别的指导性政策方针，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制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 倪鹏飞，李煜伟.教育提升城市竞争力――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宁波经验[M].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高丽.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翁文艳.教育公平与学校选择制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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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经济带发展概况

黄河经济带在中国的经济地理研究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而且是多门学科及经济发展的研究热点[1]。黄河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布局的重要地带，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重化工业产业带，具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水能、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还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畜产品、奶产品等的重要产地。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因子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全面了解黄河经济带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黄河经济带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根据客观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分别从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方面，共选取了九个指标，构建了黄河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价

运用SPSS21.0软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标准化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因子，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即为主因子，在本文中主要选择了2个主因子，这2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3.534%，这对于原始的各个指标都有较强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量，我们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转换，则主因子和旋转后的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如表一：

将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主因子矩阵（表二），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示抽取的主因子与原始指标因子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越大，则主因子对原始指标的代表性就越强。

分析旋转后的主因子，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对七个原指标因子的载荷都超过了0.9，这七个原指标因子分别是城市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第一主因子对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指标的代表性很强。第二主因子对2个原指标因子的载荷超过了0.9，这两个原始指标因子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说明第二主因子在经济总量的代表性很强。

通过因子分析和主成分法抽取主因子，将各正交旋转因子的贡献率占主因子总累计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根据旋转后的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各个地区主因子的得分，可计算得出各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得出表三：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黄河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且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因而必须尽快地对黄河经济带的经济发展进行整顿：首先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更加完善其基础设施，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不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以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其他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这是减小区域差异的一种有效途径。其次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再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发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发展落后地区起带头作用。最后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实施有差别的梯度区域税收政策。需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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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潜力

丽水市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该省西南部、南邻福建，古称处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下辖莲都区及景宁畲族自治县、缙云、青田、遂昌、云和、庆元、松阳七县，代管县级龙泉市。

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能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也是评价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由于丽水市各地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差异，对各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客观评价，可以为丽水市今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本文首先以丽水市为基本空间单元收集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下处理主因子得分综合，得到区域空间发展潜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多元统计方法，由皮尔逊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经众多统计学家不懈努力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

在建立县城单元评价指标选择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响县域乡镇地域空间差异的主因子。对各县城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本文选取2011年丽水市13项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为镇域户籍人口、县域暂住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镇域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对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超过80%，可见提取三个因子后，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间分布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分析主因子含义，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各乡镇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表1可知：第一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户籍人口、镇域暂住人口、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区绿化面积及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指标，可命名为社会经济发展因子。空间分布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青田县、松阳县、龙泉市、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面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可命名为传统产业因子。其值排名为遂昌县、龙泉市、青田县、莲都区、景宁县、缙云县、庆元县、松阳县、云和县。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释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可以名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因子。其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云和县、松阳县、龙泉市、庆元县、青田县、景宁县、遂昌县。

三、发展潜力评估

依据主因子得分乘以贡献率权重得到的发展潜力是基于现状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格局。其结果如下表：

从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莲都区是丽水市综合发展潜力最强，以绝对的优势名列第一；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为处于中间水平，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发展条件较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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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化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2010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1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是一个城市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市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区域的不断减少，城市区域的不断增加；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及第二、第三产业份额的上升；城市自身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城市功能对农村的辐射影响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一般用城市化率来表示。城市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城市化率=国家（地区）城镇人口/国家（地区）总人口×100%

二、湖北省城市化水平发展的现状

图1

湖北省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之一，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趋势更为显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用于衡量城市化水平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口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到2011年的51.27%，涨幅高达411.6%，而湖北省城市化率也从1978年的15.09%增长到2011年的51.83%。显示出我省的城市化水平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2001年，我省城市化水平为40.22%，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12位。现在，这一比重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3%，这在中西部地区（内蒙古除外）是“拔尖”的，但比排在“前三甲”的上海、北京、天津低30个百分点以上，与同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黑龙江、吉林相比，也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与我省城市的规模尚小、功能较差有关。如，我省大城市只有4个（武汉、襄樊、荆州、黄石），比辽宁少6个，特大城市只有武汉，比辽宁少3个。而到2011年，我省城市化水平高达41.83%，城市化率一年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6个百分点，同时转移农村人口达到138.27万人。图1中，我们观察中国城市化率与湖北省城市化化率（其中x1为全国城市化率，x2为湖北省城市化率）。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与我省城市化水平都大体表现为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湖北省的城市化水平在1998年到2005年间高于全国城市化水平，到2006年至2010年间略低与全国城市化水平，而到了2011年开始高于全国城市化水平。

按照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高达50%，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就进入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加速发展期。而2011年我省人均GDP为5300美元，远远超过了3000美元，这表明湖北省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改革体制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望达到60%至65%。因此，这一时期政府调整城市化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发展的相关性检验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才开始加速。据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钱纳里，1988），在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同处于0.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见图2，工业化率指制造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化率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图2 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世界发展模型

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并且提供一个总量不断扩大、由较高收入的城市就业人口组成的市场，对工业持续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说，城市化还通过不断吸收农村人口而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经济走向现代化。

（二）最小二乘估计

本文在此处使用湖北省1982—2011年城市化水平数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把城市化率作为解释变量，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湖北省城市化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利用了最小二乘估计，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下图表：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768.020 80.57746 46.76270 0.0000

X 0.033243 0.003837 8.664842 0.0000

R-squared 0.903707 ????Mean dependent var 4411.100

Adjusted R-squared 0.891670 ????S.D. dependent var 301.4677

S.E. of regression 99.2236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2.20949

Sum squared resid 78762.64 ????Schwarz criterion 12.27000

Log likelihood -59.04743 ????Hannan-Quinn criter. 12.14310

F-statistic 75.07949 ????Durbin-Watson stat 0.539583

Prob（F-statistic） 0.000024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拟合度为0.9037，可见我省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高度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程度非常高。

（三）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目前，对时间序列的分析是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的，而无论是单方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还是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都要求这些数据是平稳的，以此来判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分析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以此证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偶然事件。这里也是选取了湖北省1982-2011年的人均GDP与城市化率的数据来分析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见下图：

Null Hypothesis： D（ZC） has a unit root

Exogenous： Constant

Lag Length： 1 （Automatic based on SIC， MAXLAG=5）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4.903188 ?0.0009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3.788030

5% level -3.012363

10% level -2.646119

*MacKinnon （1996） one-sided p-values.

（这里的ZC值的是人均GDP）

从结果可以看出t检验值为-4.903188小于显著性水平，说明人均GDP无单位根，且差分平稳（这里按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得出城市化率也是无单位根也就是平稳的），所以序列人均GDP和城市化率都具有平稳性，这里可以进一步证明城市化水平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关系。接着，我们对残差e做时间序列模型，进一步得出协整检验的模型，见下图：

Null Hypothesis： D（E） has a unit root

Exogenous： None

Lag Length： 0 （Automatic based on SIC， MAXLAG=5）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4.046689 ?0.0000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2.674290

5% level -1.957204

10% level -1.608175

*MacKinnon （1996） one-sided p-values.

从图中依然可以看出序列e无单位根，说明两个序列在显著性水平上也是协整的。说明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协整的，具有相关性。

然而，从梁强在对《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的脉冲响应模型检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率在初期对经济发展有持续的正向作用，到一定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负面作用，到末期又回归到正向作用。这说明了开始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维持过快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的步调。这主要是因为过快的城市化率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失业率上升等。后期又经过政府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最终回归到稳定的正向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城市化水平当以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城市化水平发展过快时，有可能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脚步。把握好城市化水平的节奏尤为重要。②

三、城市化水平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城市化水平提高能扩大湖北省的市场需求

目前，湖北省的市场需求和城市化均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斯密的观点，农村与城市相比，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虽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全部正确，但是却能说明了城市化过程也就是市场需求增加的过程，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对商品的需求相应也会增加，从而带动了食品、服装、机械、电子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远远高于农村地区，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极好的带动市场消费。城市既是经济中心，又是区域最大的市场，城市市场规模越大，其经济优势越明显，吸引区外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越强，城乡之间的交易越频繁和交易量就越大，城市带动乡村经济的能力越强（段瑞君）。

（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0年从湖北省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湖北省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87亩，农林牧业人均占有为0.37亩，而我国的人均耕地1.51亩。同时，从1978年-2010年湖北省城镇失业率均低于4.4%，处于充分就业阶段，这同时也在透露信息表明湖北省城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显示了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性。因此，对农村人口众多的湖北省来说，在没有耕地与农林业的优势情况下，只有加大城市化水平，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同时，把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向外转移，在产业链上力求紧密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进而全面提升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才能很好的扩大湖北省地区的就业。③

（三）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利于发挥聚集效应

目前，湖北省与东部地区的省份相比，城市效应还存在很大差距，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城市聚集效应的增长极。湖北省由于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较低，吸收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不强，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城市效应，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吸收优秀人才和资金投入，尤其是通过武汉地带圈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把优质资源汇聚到城市，从而带动本区域的经济增长。

（四）城市化能够促进湖北省的创新

三星公司的雅各布斯说：“大部分的街区都应缩短距离。也就是说，要有很多在大街以及转角相遇的机会”，使得城市充满差异意味着高产出、中产出、低产出和无产出企业的混合”。通过城市化，使得创新在城市群里集聚，也就是“缩短街道”，把各种高新技术聚集起来，形成创新集群体，同样也能汇集广泛的创新意识体，把大批产业相关的企业聚集在城市中，既加强了彼此的竞争，又能产生互相学习的效应，使原来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为创新优势。

四、结果分析与总结

2011年湖北省城市化水平首次全国平均水平，达到51.83%，但是总体来说，城市化率相对于东部地区依然较为低下，因此，加快提高城市化水平极其重要。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人口的地域集中过程，人口和经济的集中便于经济活动利用技术和资本的外部性，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生产率，增加盈利能力，从而促进资本高效和创新体制的形成。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可以很有效的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城市创新圈、人才圈和增长极，增加地区就业。而维持过快的城市化率却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还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调。因此，在强调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时也要注意其不良的影响，以循序渐进的步伐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

注释：

①江易华，程琼.湖北省城镇化现状及对策分析.

②梁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

③段瑞君.中部崛起的城市化探析.

参考文献：

[1]梁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J].兰州学刊，2011（11）.

[2]王小鲁，夏小林.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R].是国民经济研究所，2011.

[3]江易华，程琼.湖北省城镇化现状及对策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