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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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35家，制造业营业收入17907.26亿元，占比45.61%（占比指行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净利润852.70亿元，占比36.21%，资产总额19832.95亿元，占比15.14%；农业无企业进入百强；建筑业8家，营业收入3124.63亿元，占比7.96%，净利润57.82亿元，占比2.46%，资产总额2598.49亿元，占比1.98%；服务业56家，营业收入18156.11亿元，占比46.25%，净利润1436.12亿元，占比60.99%，资产总额108551.88亿元，占比82.84%。

重庆百强企业中制造业51家，营业收入4806.85亿元，占比50.04%，净利润128.68亿元，占比32.40%，资产总额4585.21亿元，占比26.92%；农业1家，营业收入38.94亿元，占比0.41%，净利润2.05亿元，占比0.52%，资产总额77.51亿元，占比0.45%；建筑业13家，营业收入969.14亿元，占比10.09%，净利润23.36亿元，占比5.88%，资产总额925.13亿元，占比5.43%；服务业35家，营业收入3790.50亿元，占比39.46%，净利润243.03亿元，占比61.20%，资产总额11447.58亿元，占比67.20%。

由上述数据分析，上海百强企业中在行业占比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制造业高0.64个百分点，服务业净利润比制造业高24.78个百分点，总资产更是比制造业高67.70个百分点。重庆百强企业中，服务业在资产总额、净利润占比较去年有明显上升，但与上海相比还明显较低。这一特点说明，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时期，服务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地处中部，是新兴的直辖市，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尚处在积累资金蓄势待发的过程。

7、企业所有制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沪渝二地百强企业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外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有10家，民营企业有36家，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有54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1950.62亿元，占比4.97%（占比指该类所有制企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民营企业3746.65亿元，占比9.54%，国有企业33562.69亿元，占比85.49%；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50.93亿元，占比2.16%，民营企业146.77亿元，占比6.23%，国有企业2157.17亿元，占比91.60%；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1715.10亿元，占比1.31%，民营企业4057.78亿元，占比3.10%，国有企业125264.18亿元，占比95.59%。

重庆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41家，国有企业59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民营企业3391.63亿元，占比35.31%，国有企业6213.80亿元，占比64.69%；净利润方面，民营企业168.43亿元，占比42.41%，国有企业228.69亿元，占比57.59%；总资产方面，民营企业3867.22亿元，占比22.70%，国有企业13168.20亿元，占比77.30%。

由上述数据分析，沪渝两市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平均规模较大，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其中，上海国有企业的业绩占比超过数量占比的现象比重庆更突出。上海百强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只有54%，而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远远高于该类企业的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底向高排列。外资、民营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则相反，远远低于其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高向低排列，说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而资产效率和效益则稍低，而、外资、民营企业则恰恰相反。重庆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数量占比同上年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的占比都比上年有一定的增加，反映了重庆民营企业实力继续增强。

二、沪渝百强企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1、沪渝百强企业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征：

（1）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总量高于重庆百强企业。2012年，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的格局未发生改变。其中净利润增长率重庆百强明显高于上海百强。

（2）上海百强企业在净利润、资产规模的集中度继续提高，表现出上海特大型企业的扩张能力未减，但值得注意得是，上海百强2012营业收入的集中度略有下降；重庆百强企业的集中度稍低，其中净利润的集中度还有所下降，表现出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3）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方面，上海亦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说明重庆百强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但纳税总额增长率略低于重庆。上海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略有回升，重庆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继续回落。总体来看，上海大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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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要求的主要原因产生于银行考虑企业的违约风险。稳健会计是一种高效的债务合同程序，应对由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收益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银行承担下跌风险，但没有上升潜力，他们要求保证的最低数额净资产须足够偿还合同款项。稳健会计有效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它能够及时地向下修正收益和账面净资产，进而导致及时的违反金融契约。从本质上讲，稳健会计保护银行迅速的传递从亏损企业到贷方的重要决定权。

尽管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但绝大多数企业仍依赖于银行来资助其对资本的需求。在2001～2006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贷款12.5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来自股票市场的20倍。由于银行业在我国财政部门中占主导，是绝大部分企业资金需求的来源，因此有会计稳健的民营企业将极大地被银行影响。除了在我国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银行外，我国国情很独特，二类组合的所有权模式中以债务合同解决不同的会计稳健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探寻银行所有权模式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要求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目前，我国有两种主要类型的贷款提供者：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他们在主体功能、治理结构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与非国有银行相比，国有银行很少关心和监测反映在财务决算中的违约风险。因此，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的要求比非国有银行低。

二、我国银行业所有权模式改革进程回顾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部门的龙头老大。尽管产权投资市场取得明显发展，但绝大多数企业仍然依赖于银行满足其金融需求。在2001～2006年期间，我国企业每年从银行融资由1，250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100万亿元人民币，然而每年股票市场融资只在30～25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重大改革，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历史上，我国银行已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主要工具。在20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间，我国主要是中央计划经济，银行担保向建立在国家发展计划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贷款。1979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唯一银行，起着中央银行以及提供银行贷款和储蓄的来源和场所的双重作用。中国银行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扩展，此时确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双层制度。第二层包括四大完全国有专业银行（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他们接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功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四大银行的贷款受政府导向和政策的支配，而不遵循商业规则。

20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国有企业贷款政策导致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国有企业缺乏激励、偿债能力弱，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需提供昂贵的公众服务。1994年为减轻政策贷款损失，政府尝试消除四大银行的贷款功能，另设立三个政策性银行。同时，创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去接管美国在四大银行的17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虽然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日益恶化，但是中国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无论如何，存在一定的隐性存款保险，政府将介入去帮助国有银行解决金融困境。1995年两个主要方面的经济改革条款生效。中央银行法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和地方政府在发放贷款决定权上的限制；中国商业银行法正式商业化运作大型国有银行，通过在资本运作、利润、风险和流动性方面引导他们走向商业市场。此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也都建立了多样化的金融体系。1996年全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民生银行成立，由59个私营机构股东创建。目前，它已赢得给中小型民营企业贷款的一席之地。截至2006年，中国商业银行系统包括四大银行、10个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123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一些中小企业私人银行。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银行业出现了温和的自由化贷款利率。从1996年开始，政府逐步放宽条例，此时给所有企业的贷款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官方利率标准的0.9倍到1.1倍之间变化。2004年以来，滑动贷款利率范围不再根据所有权或借款规模设定。现在为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提供的滑动利率范围在官方利率标准的0.9倍到1.7倍之间变动。然而，尽管贷款利率自由化扩大，在国有银行的贷款计息仍保持很低。自2001年以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被提上政府工作议程。2003年一个有影响力的尝试――创建中国银监会，去监督银行改革和规章制度。政府还设立战略上指导方针，以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现在可以拥有任何国内银行高达25%的投资。另一项监管战略是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鼓励他们在证券交易所上市。1999年以来，70%的国有股份商业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已经上市，现在四大银行已全部在海外或我国大陆上市。

三、银行所有权模式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一）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稳健会计是一种高效的债务合同程序，用于解决由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收益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银行承担下跌风险，但没有上升潜力，他们要求保证的最低数额净资产须足够偿还合同款项。稳健会计有效的满足了这一要求，它能够及时的向下修正收益和账面净资产，进而导致及时的违反金融契约。从本质上讲，稳健会计保护银行迅速地传递从亏损企业到贷方的重要决定权。

在银行关心违约风险的假设下，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会随着公司没有足够的净资产来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而增长。当国有企业面临资金困难时，他们期望政府提供额外资金，这种现象称为软预算约束。在转轨时期，为保障社会稳定，政府将不会允许国有企业破产。此外，除了那些在经济改革之后成立的国有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会从以前的体制中继承某些政策负担。由于这些政策负担往往会造成损失，国有企业会针对一些事前政府优惠政策，如获得低息贷款、减税措施、关税保护与政府讨价还价来弥补损失。如果获得优惠政策，国有企业仍然资金困难，他们将再次希望政府能给予事后财政援助，这就是规范的软预算约束。由于民营企业没有政府的隐性保险，经营风格更像现代西方模式的公司，当他们无力以足够的净资产支付他们承诺的款项时，银行将遭受合同金额的贷款损失。因此，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会更多关注民营企业的下跌风险，同时民营企业对纳入债务合同的稳健会计的要求更高。

（二）相对国有银行而言，非国有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我国的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在主体功能上存在根本差别。国有银行的客观性和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社会的和行政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看，国有银行最大限度的增强社会责任，而非国有银生追求最高利润。而建立公共金融机构是为了治愈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市场失灵。因此，国有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和解决公司融资难的问题。从角度看，建立公共金融机构是为了治愈市场失灵和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假定公共金融机构面临多重的和不可测度的目标，他们的管理者往往具有低效率的激励。尽管国有银行能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在权利上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导致他们的管理人员与非国有银行相比付出甚少。

国有银行在监测反映在财务决算上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方面比非国有银行要低效和冷漠。在1994年至2003年之间，在四大国有银行、非四大国有银行、国内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效率方面，外资银行最具高效益，紧接着是国内私营银行。国有银行，尤其是“四大”，效益最低。除了在主要职能上的不同，以信息为基础的银行业务关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外资银行在高品质要求和“过硬”（如金融）的信息方面能超过国内银行。外国银行不能够处理地方企业的“软”（如非金融类）信息，因为他们在东道国规模小，而且总部设在另一个国家。因此，外资银行与稳健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违约风险都应关注。因为，非国有银行一般对经济利润比国有银行更感兴趣，在准于贷款后，当估算潜在款项和评估违约风险时，非国有银行对稳健会计信息要求更谨慎。由于民营企业在陷入金融困境时不期望得到政府资助，他们比国有企业更关注下跌风险。国有银行的目标是发展和商业目标的结合。他们激励民营企业产生经济利润去弥补贷款给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与国有银行相比较，非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商业化自己的行为，像许多西方模式的银行一样，非国有银行坚持在风险约束下实现预期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因此，从非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比从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采用更稳健会计体系。

综上所述，由于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履行的功能职责不同，所以在以充裕净资产偿还借款的要求方面也不同。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相比国有银行而言，从非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比从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采用更稳健的会计体系。

（作者单位：南阳大阳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Aharony，J，C.J，Lee，and T.J，Wong.Financial packaging of IPO firms in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0.38.1.

[2]Ahmed，A.S，B.K，Billings，R.M，Morton，and M，Stanford.Conservatism in mitigating bondholder-shareholder conflicts over dividend policy and in reducing debt co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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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个质的区别：产权从单一化（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私有产权、民营资本获得了合法性，政府从经济活动的唯一组织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兼裁判者，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应当如何分工才能促进资源的更优配置，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定义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原因很简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国民致富是政府的天职。富裕是个主观标准，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二是与他国的现状比较。在开放的世界里，与他国的比较更具有合理性。所以党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中心，开放国内市场、承认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承认商品交换不过是这种战略转变的政策反应。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把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看作手段，目的是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充分动员一切资源，促进财富的充分涌流。

一个问题产生了：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国有资本是什么？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是目的，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危及国有资本，由国有资本控制一切经济活动，提供社会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承认了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合法性，显然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平等的。如果国有资本是目的，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就意味着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高贵，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比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高贵，显然这是荒唐的结论。所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存在贵贱高低。既然同为手段，则谁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利用谁，不存在谁为主体，谁为补充；应当在法律上和观念上对二者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国有资本的存在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场利益的争夺者，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产生矛盾时政府怎么办？政府能否公正裁判？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投资，禁绝国有资本。但现代社会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资本的存在。首先，法律没有禁止政府投资。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有向任何行业和领域投资的权利。其次，社会进步需要。一些关系国家、社会长远利益，但风险巨大的项目，只有政府有能力投资并承担风险。再次，市场本身需求。一些微利、薄利的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不愿投资，但市场本身上有一定需要，这种产品具有公益性质，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投资者。第四，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政府投资能够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第五，国家利益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如国防，国家投资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历史传统的延续。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养成了政府投资的制度惯性。

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如果制度设计能够充分尊重和保护“经济人”的自利之心，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既然政府投资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协调民营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关系，使二者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呢？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由二者在市场中展开全面竞争，优胜劣汰。二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二者的投资领域进行分工，避免竞争。

根据目前流行的市场划分方法，可以把市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非竞争行业大多数属于民营资本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国有资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所以非竞争行业和领域适合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市场空间大，准入门槛低，利润空间大，民营资本欲望强烈，适合民营资本进入。“与民争利”是政府行政的大忌，政府应当把非竞争性领域作为国有资本的专属领地，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全面让给民营资本。该方案可以充分发挥两种资源的优势，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建立一种合作非竞争关系。

笔者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笔者认为二者同台竞争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分工合作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理由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领域竞争，因其出资人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会使政府难以公正裁判。市场经济的政府理论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市场的裁判，如果政府办企业会使政府的职能发生混淆，政府的裁判难保公正，不公正的裁判会劣化资源配置。

第二，历史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低于民营企业，交易成本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国有资本最好避免与民营资本的竞争，民营企业愿意做和能做好的领域，国有资本没有必要介入，同台竞争只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三，政府鼓励设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供给，增加财富总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不是为了与“民”（营企业）争利，所以从理论上讲凡是民营企业愿意介入的领域，国有资本都应当应当退出，因为介入等于与民争利，有违政府的社会角色和设立企业的初衷。

第四，国有资本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因其出资人的一致性必然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政府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调控市场，会动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达成政府的目标，国有企业注定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有别于民营企业，形成“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这对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不公平，会劣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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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上的区别：春招和秋招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时间上了，顾名思义，春招就是春季的校园招聘，时间一般都是在三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六月份。而秋招就是秋季校园招聘，开展时间则主要是在每年的九月份到十二月份。

2、类型上的区别：春招一般都是以中小型企、创新型之类的民营企业为主，相比于秋招而言，春招中所招聘的员工会更多。而秋招则是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招聘筛选条件相比于春招上的民营企业会更加的严格，招聘持续的时间也会相对更加的久一些。

3、招聘人才区别：因为春招和秋招是会受到不同的企业关注的，所以这就使得这两季校招的工作岗位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春招是比较偏向于创新型人才的，而秋招在招聘人才时，则是偏向于管理、技术等专业实力较强的人，相比秋招企业提供的岗位也会更丰富。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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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机制层面来看，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环境还不够乐观。一些行业借助行政权力对行业实施投资保护、价格保护、政治保护。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力量实现排他性、独占性的垄断目标，从而无形之中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准入设置了难以突破的“弹簧门”、”玻璃门”和“隔离栅”。从表面上看，并未限制民营 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但实际上很少见到民营资金投入。最为明显的是经营性基础类投资项目，往往由政府部门组建的投资公司担任项目业主，诸如城建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水务集团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城市燃气公司等一批行政性垄断公司，投资主体单一化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金融等新型服务行业各类民间投资往往难以进入，即使能够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金融业国家行政垄断的体制格局。此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社会服务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需要由地方政府颁发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民营投资会遇到许多障碍。

（二）融资难现象十分突出

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融资机会缺、可选种类少、贷款期限短、融资成本高，根本满足不了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一是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十分严重。我国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强，市场上的银行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性国有或集体银行为主，很少有民营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体制性歧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加上不少民营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缺少可供抵押的有形资产，因而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能贷到款的，其成本也相当高，利率可能是银行基准利率的数倍。同时，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相比于银行信贷，证券市场开放程度更低，对民营企业更加歧视。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只好不计成本向民间借贷解决周转资金；或通过向内部员工借贷、与相关企业之间借贷、内部股份募集等自我融资的方式筹措中长期资金。这些方式风险大、稳定性差，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利用其做大做强，影响了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社会化服务不够有力

对民营企业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薄弱。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职责不明等现象仍然存在，政策交叉、重复、撞车现象严重，扶持资金投入量小、分散、低效；扶持方式沿袭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扶持方式，受益的仅是少数企业，政府政策效应未体现出普惠。同时，包括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在内的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融资，不少企业被迫转向地下融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和风险。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不高，中介市场秩序不规范；商会协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功能上离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行业覆盖面较低，多数企业得不到商会提供的服务，即使商会能够成立，由于没有相应的职能，其作用发挥也有限。

二、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问题的成因

（一）思想观念仍不够解放

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异己力量到补充地位，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期间伴随着各种观念的激烈磨擦与碰撞。由于民营企业的自我发展在前，其法律地位被认可在后，使得对民营企业发展认识的滞后难以避免，人们在思想上还对民营企业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使民营企业发展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多限制。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日益成长壮大，在社会总资源有限，信贷资金、资本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土地等资源分配不能均等的情况下，奉行效率优先还是所有制性质优先、公平原则还是区别对待原则来配置资源，政策上至今没有明确的条文。实践中，利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偏向国有企业。尤其是碰到一些涉及民营企业权益的实际问题时，相关部门常常推托应付，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

（二）政策法规仍然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了各类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但在某些领域仍然歧视和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发展，特别是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市场准入原则，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明显没有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中央制定的鼓励政策到地方之后，各地执行力度的差别很大，不少地方中央政策往往很难得到执行。各地虽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支持，但出台的政策随意性强，临时色彩浓，缺少权威性和指导性，缺少对于民营企业所需的公平大环境的考量。

（三）行政性垄断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

一些地方和行业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投资保护、价格保护、贸易保护与政治保护，行政性垄断现象较为严重。政府介入产生的保护性和排他性，使得民营企业难以突破投资“”，难以进入基础产业领域。公共服务行业设置了极为严格的准入限制，科教文卫等行业存在严格的审批制度，特殊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给民营企业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各类民营企业的投资难以进入。

（四）金融机构缺乏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动力

民营企业自身不足使金融机构不愿意发放贷款。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存在信息不透明问题，难以向金融机构证明自身的信用水平。特别是民营家族企业，家庭生活资金与企业生产资金界限往往模糊，财务处理不够规范，导致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缺乏信任。有调查表明，我国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存活期仅3-5年，较高的倒闭率使金融机构主动回避贷款风险。金融机构自身原因也使其不愿意放贷。国有或地方商业银行信贷责任与报酬的不对称导致国有银行扶持民营企业的激励不足，信贷责任人宁可承担“存差”亏损的无个人责任风险也不愿承担给民营企业贷款的有个人责任风险。同时，金融机构发放给民营企业的贷款金额通常比较小，而贷款审查要求可能比国有企业的大额贷款更严，导致放贷成本高，收益低，不合算。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惜贷”行为。

三、优化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的对策

（一）完善政策法规

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办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使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一是统一产业服务政策。在决定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信息支持、财政贴息、税费征收、进出口等方面，政府应当制定不分所有制的政策待遇标准。产业指导目录应明确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以减少民营投资的盲目性和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二是统一企业扩张待遇。在企业兼并、入股、收购、整合的经济活动中，监管部门应提供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审批手续，债务处理、资产评估和职工安置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应该获得同国有企业相当的待遇。三是统一金融服务待遇。各级金融机构在贷款、结算、汇兑等方面应实行无差别服务待遇。给予民营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与国有企业公平对待，不实行有歧视性差别化标准。用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服务各类企业股票债券发行，建立对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的合法金融渠道。

（二）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

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一是发挥地方性商业银行作用，加强其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地方性银行的发起源头是地方财政，所以其经营上本身就有扶持地方产业的倾向，易于为本地的民营中小企业服务。而且地方性银行具有经营方式灵活、市场反映敏捷的特点，有利于支持规模不大、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二是大力发展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非国有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有很强的向民间筹资和贷款的倾向，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且，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有利于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加速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三是发展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在发展初期，民间借贷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各种金融机构的作用。在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今天，政府应当合理看待民间借贷，加强引导，使民间借贷整合成科学合理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快捷方便的资金支持。

（三）健全民营企业社会服务体系

强化政府服务民营企业的意识，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民营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形成。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完善民营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支持担保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商业性担保，积极发展互担保。二是务实搭建政银保企合作平台，促进银企对接。牵头组织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小企业创业基地和中小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基地，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搭建融资服务平台，重点支持一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项目，推动民营企业集聚发展。组织有效开展政银担企融资合作洽谈活动、融资服务推介会、股权融资活动和投融资论坛等各种形式的融资服务活动，整合各方资源，实现银担企对接。三是出台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示范机构认定办法，认定和扶持一批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示范机构，树立标兵，推广先进，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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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规模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36545亿元，比2010年的30328亿元，同比增长20.5%。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8482亿元，比2010年的6654亿元，增加27.5%。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量明显高于重庆，增长比重庆低7个百分点。纵向比较，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营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百强下降13.6%，重庆百强回落4.8%，营收增长放缓迹象明显。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2468亿元，比2010年的2237亿元增长10.4%。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322亿元，比2010年的288亿元增长11.9%。沪渝百强企业净利润经过2010年高增长后，净利润增长率回复到正常水平，重庆比上海略高。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资产总额为115962亿元，比2010年的99726亿元，增长16.3%；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资产总额为12292亿元，比2010年的9865亿元，增长了24.6%。显然，上海的资产总规模绝对量远大于重庆，而增长率方面，重庆明显高于上海。

2、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主要反映企业的数量及其相对规模的分布结构。其中，CRn表示前n位企业在某项经济指标上占总体的占比。例如，当采用营业收入统计时，CR10表示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占比。本报告采用CR10、CR30 CR50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对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进行统计，数值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显示的结果，上海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占比53.4%，净利润占比53.2%，总资产占比57.4%，从业人数占比40.8%，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等经济指标占比略有上升，从业人数占比略有下降，反映了人均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期，重庆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42.9%，净利润占比40.8%，总资产占比34.8%，从业人数占比39.5%，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从业人数占比有所下降，总资产占比略有提高。再结合前30位企业、前50位企业的同类指标值来分析，上海企业的经济指标的占比也仍高于重庆企业。这说明上海企业百强中排名靠前的大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方面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重庆百强企业的占比较低，集中度的提升还有较大空间，也说明较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状态比较活跃，有一定的竞争力。

3、盈利能力分析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1年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平均值分别是2.13%和12.24%比上年的2.24%和12.36%略有回落。重庆百强企业这两指标值2011年分别是2.62%和10.49%比上年的2.92%和11.55%也有所回落，重庆百强回落的幅度比上海百强稍大一些。从整体上看，沪渝二地企业在2011年开始的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盈利能力有所减弱；上海百强的盈利能力略强于重庆百强。

4、纳税贡献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表4所示），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纳税总额达到2739.9亿元，比上年的2281.1亿元，增长458.8亿元，增长了20.1%；重庆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达到467.0亿元，比上年的451.1亿元，增长16.9亿元，增长了3.7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上海、重庆两市的纳税总额增长率明显低于上年的高增长，上海的增长率比明显高于重庆。

从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即纳税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纳税比例达到7.50%，较上年的7.52%稍有回落；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平均纳税比例达到5.52%，比上年的6.78%明显下降。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率明显高于重庆百强企业，也表示了上海企业的税负高于重庆企业；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下降0.02，重庆百强企业则下降了1.26，说明重庆百强企业税负弹性较大。

5、就业和用工效率分析

从沪渝百强企业的就业人数规模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144.6万人，比上年的138.6万人增长4.37%；同期，重庆百强企业的81.0万人，比上年的76.3万人增长6.09%，随着上海和重庆的企业净利润、盈利能力都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大企业用工规模也有所扩大，其中重庆用工增长较快。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人均营业收入是252.7万元，比上年的218.9万元增长33.82%；人均占有资产801.9万元，比上年的719.7万元增长11.41%；人均利税36.0万元，比上年的32.6万元增长10.45%。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人均营业收入104.8万元，比上年的87.2万元增长20.15%；人均占有资产151.8万元，比上年的129.3万元增长17.44%；人均利税9.75万元比上年的9.68万元增长0.77%。

由此可见，上海百强企业由于人均占有总资产额的数量庞大，比重庆高4倍以上，拉动了人均营业收入额和人均利税额方面比重庆高出许多，人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人均利税增长率也明显比重庆高。而重庆百强企业在经营发展的同时，企业用工人数增幅较高，达到6%以上。由此可见，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2011年的发展，动力各有不同，上海百强企业依靠资金的集聚，重庆百强企业的是劳动力的较快投入。

6、行业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沪渝二地产业结构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39家，制造业营业收入17502亿元，占比47.89%（占比指行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净利润1022亿元，占比41.40%，资产总额18815亿元，占比16.23%；农业无企业进入百强；建筑业7家，营业收入2712亿元，占比7.42%，净利润56亿元，占比2.27%，资产总额2349亿元，占比2.03%；服务业53家，营业收入16231亿元，占比44.41%，净利润1376亿元，占比55.75%，资产总额94963亿元，占比81.66%。

重庆百强企业中制造业49家，营业收入3401亿元，占比51.12%，净利润117亿元，占比40.65%，资产总额3156亿元，占比32.00%；农业1家，营业收入21亿元，占比0.31%，净利润1亿元，占比0.44%，资产总额41亿元，占比0.42%；建筑业14家，营业收入681亿元，占比10.23，净利润14亿元，占比4.91%，资产总额563亿元，占比5.71%；服务业36家，营业收入2551亿元，占比38.24%，净利润155亿元，占比54.00%，资产总额6104亿元，占比61.87%。

由上述数据分析，上海百强企业中在行业占比上，制造业营业收入比服务业高3.48个百分点，服务业净利润比制造业高14.35个百分点、总资产更是比制造业高65.43个百分点。重庆百强企业中，服务业在资产总额、净利率占比较去年有明显上升，但与上海相比还明显较低。这一特点说明，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时期，服务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地处中部，是新兴的直辖市，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尚处在积累资金蓄势待发的过程。

7、企业所有制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沪渝二地百强企业2011年在经营规模上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外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有8家，民营企业有34家、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有58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1766亿元，占比4.83%（占比指该类所有制企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民营企业3528亿元，占比9.65%，国有企业31251亿元，占比85.51%；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30亿元，占比1.21%，民营企业207亿元，占比8.37%，国有企业2232亿元，占比90.42%；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1571亿元，占比1.35%，民营企业3139亿元，占比2.71%，国有企业115962亿元，占比95.94%。

重庆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42家，国有企业52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民营企业2729亿元，占比32.18%，国有企业5752亿元，占比67.82%；净利润方面，民营企业152亿元，占比47.20%，国有企业170亿元，占比52.80%；总资产方面，民营企业2983亿元，占比24.27%，国有企业9309亿元，占比75.73%。

由上述数据分析，沪渝两市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平均规模较大，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其中，上海国有企业的业绩占比超过数量占比的现象比重庆更突出。上海百强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只有58%，而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远远高于该类企业的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底向高排列。外资、民营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则相反，远远低于其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高向低排列，说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而资产效率和效益则稍低，而、外资、民营企业则恰恰相反。重庆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数量占比同上年未发生变化，但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的占比都比上年有一定的增加，反映了长期民营企业实力继续增强。

二、沪渝百强企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1、沪渝百强企业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征：

（1）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总量高于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的格局未发生改变。其中净利润增长率因重庆下降幅度较大，沪渝两地几乎持平。

（2）上海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的集中度继续提高，表现出上海特大型企业的扩张能力未减；重庆百强企业的集中度稍低，其中净利润的集中度还有所下降，表现出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3）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方面，上海比重庆高1.8个百分点。

（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和增长率都远高于重庆，沪渝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都有所回落，重庆回落的幅度更大。总体看上海大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重庆。

（5）沪渝两市百强企业用工人数均有增长，重庆增幅较高；沪渝两市人均利税额均有大幅增长；上海增幅较高，增长率达到33.82%，上海人均利税额5倍于重庆，上海人均利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占有资产的高速增长，重庆人均利税增长率因用工人数的较快增长被摊薄。

（6）沪渝两市百强企业产业结构占比反映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海服务业在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占比较高，重庆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较高。

（7）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所有制分布方面也有较明显的差异。上海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经营业绩占比依然很高的现象基本不变，重庆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占比比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发展现状差异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结合两市的区位特征、地理环境、产业布局等因素，造成以上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下行压力下，百强企业增长率下降。从整体上看，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处在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偏紧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营业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净利润增长超过10%，确实不易。上海能保持这样的增长，得益于近年来上海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存度减少，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拉动了百强企业整体的业绩。重庆地处西南内陆且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开发初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服务业发展有提速的迹象，在2011年，两大产业几乎是并驾齐驱。但是，与2010年的高速增长相比，沪渝百强企业的增长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其原因，既有基数较高难以持续的背景，也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释放的影响。由于2012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两市百强企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将困难重重。

（2）扩张态势依然存在，沪渝动力有所不同。从百强企业行业结构看，沪渝两市的农业、建筑业企业所占比重都很低，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由于沪渝两市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沪渝两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上海城市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期，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上海有选择的发展先进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已处于限制或淘汰中，资金和人才正在继续向服务业注入，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以较高速度发展，服务业企业不仅占百强企业的数量达到54家，净利润和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达到55.75%和81.66%，继续保持着扩张的态势。重庆尚处于新一轮开发期，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继续扩张势所难免，同时服务业的的占比有所增加，也预示着重庆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3）经过长期的的深厚积累，上海的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正由于基数较高，规模扩张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表现为上海企业在增长率上低于重庆的现象。重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还相对较小，规模扩张、做大企业是主要目标，相信重庆的两大产业在近年内还将延续较高的规模增长。

（4）总体资产收益率有待提高。从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间，上海百强企业尽管资产规模上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资产收益率提高还比较缓慢。数据显示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比较高。整体总资产收益率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百强企业中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基础设施行业（如航空业、航运）等高资产低收入企业占比较高，影响了整体的资产效率的提升。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背景下，金融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规模扩张还将将继续，且扩张速度将超过制造业，因此，上海百强企业的资产效率在近几年内，难以有明显的改善。重庆百强企业今后的发展也可能因服务业的发展，遇到上海同样的问题。

三、上海企业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继续努力营造优良的外部环境

上海企业在纳税贡献率方面明显高于重庆企业。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形成完善、平等的税收体系，提升本上海企业的竞争力。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政策的支持，促进他们加快发展。

（2）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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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绩效，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关键变量一直倍受关注。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即以美英为代表的外部监管模式、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监管模式以及以韩国为代表的家族监管模式。治理结构对人力资源绩效的影响如何？Daniel (2004)认为产权清晰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其人力资源越规范，功能也应该越强。我国学者肖霞(2005)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股份公司和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水平高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了提升人力资源水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开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2000年以来，作为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之一的泉州，规模以上企业掀起了一股“上市”热，2009年以来，中小民营企业也开始“股改”。这些改革的成绩如何呢？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揭示其中的相关性。

1.基本概况：三大类型企业

根据Daniel的观点，为了分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结合泉州民营企业的现状，本研究从企业不同规模与管理模式，把泉州民营企业分成三个等级，一是已经上市的大型企业；二是尚未上市，但有一定参与管理基础，制定过分红等类似的股改制度；三是准备股改的，希望通过股改激励员工的企业。公司简介具体如下：

1.1上市公司：BH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BH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H）于2003年成立， 2011年在香港上市，在职员工3200多人，是中国领先涤纶长丝开发商及生产商。公司主要产品为拉伸变形丝、全牵伸丝、及预取向丝，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品，包括服装、鞋类及家纺所用的优质布料及纺织品的生产需要。

1.2 股改试点企业：AJ股份有限公司

AJ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J）创立于1994年，现有员工600余人。从事中高档泳装生产，公司与Target、Gottex、SGS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泳装界享有较高信誉。2011年开始股份制改革，健全人性化管理。

1.3准备股改企业：ZT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ZT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T）创建于1992年，公司以“索密克（福建省著名商标）、顺途、科农”为品牌，专业从事生产各类车型的球头系列产品、转向拉杆总成、修理包、控制臂体、底盘配件等部件。现拥有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人才80多人，员工200余人。

2.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

2.1方法

主要通过设计问卷来了解员工态度。问卷的具体问题包含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籍贯、职位和学历等的调查题项。

第二部分是了解员工自身的主观态度，包括两张分量表。分量表一测量“股改”过程中员工对参与状况的认知；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信息共享，采纳建议与授权。本量表借鉴谢玉华（2010）的问卷（15个题项）。分量表二测量HR绩效，主要从员工的组织承诺中的情感承诺以及员工的离职意愿来测量。参考Meyer 和 Allen（1997）的组织承诺量表中的情感承诺（8个题项），以及Wu(2006)的离职量表（3个题项）。

2.2数据分析

从2012年7月17日到2012年7月30日，我们进行实地调研。实地调研由课题组成员深入三家企业集中访谈外，并对民营企业员工（含管理层）发放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5份，其中有效问卷85份。基础资料见表1。

从表1可知，本次调研的数据反映了泉州股改民营企业相关员工的现实，可以作为分析泉州民营企业股改的样本数据。

由表2可知，在股改过程中，泉州民营企业偏向于给员工建议权（分值最高），最不愿意让员工参与生产与工作决策。对于每一家企业，AJ的员工感知最为明显，在信息共享与参与决策方面得分比较高，ZT由于还没有采取股改，员工除了在信息共享方面得分稍高外，其他两方面的得分都较低。BH在建议采纳方面，得分最高，可能与公司一直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管理有关。企业股改程度所实现参与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绩效差异显著。其中，AJ员工的情感承诺最强，BH的员工离职意愿最低，相反，ZT员工的情感承诺最弱，其员工离职意愿也最强。

3.结论与建议

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实施股改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绩效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不同规模公司绩效差异取决于股改过程中，员工参与程度以及感知程度，股改过程中，所实现员工参与度如果比较高，那么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就会提升。企业股改是通过员工参与来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的。具体地：

3.1民营企业实施股改要注意政策与制度的连续性

AJ公司为了应对“用工难”以及企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2010年11月，公司开始筹备“股改”事宜，2011年进行两次分红。第一次分红对企业人力资源影响不大，但第二次分红后，就向员工传递了一个政策连续性的信号。公司的改革决心有利于稳定员工队伍，激发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工作热情，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同时，民营企业在股改过程中，应当注意股权激励与“股权奖励”区别。为此，公司准备把经营管理者和技术骨干作为主要的激励对象。期望在有效激励20%核心员工后，借助他们的管理来激励其他员工。

3.2中小民营企业实施股改要加强制度的规范化

民营企业看重短期利益，在这方面，比国有企业严重，国有企业有很多的监督部门，导致国有企业在追求短期利益时有所牵制。在实现民主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通过立法或建立制度来约束决策者，如通过立法或者建立类似的制度来实现参与管理等。

3.3“上市”对人力资源绩效影响巨大

2011年BH上市后，公司的规范化管理与品牌对员工吸引力得到加强。上市公司员工参与管理方式较多，如健全的党委会及工会组织。BH通过党委会与工会等组织，实现对员工的信息共享与民主建议；如公司的先进管理者的评选资格，要求该年度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且被采纳的条数不得低于3条。可见，对于人力资源绩效，上市能衍生出最规范也是最高效的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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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过热，我国自2010年1月起施行了新一轮的紧缩货币政策。到2011年7月，媒体开始频繁出现紧缩货币政策造成大量中小民企经营困难，不少地方出现民企倒闭潮的报道。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应将紧缩货币政策转向。但另一些专家认为紧缩货币政策并不是造成民企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且整体上民企的生产经营活动未受到大的影响，在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应继续坚持紧缩政策。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双方都没有给出可信的统计数据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支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GDP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遏制经济过快增长关键是控制投资增速。钢铁、石油、煤炭和电力这些重要的投资用生产资料主要由国有企业生产，并且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也占重要比例，因此要考察紧缩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效果就要考察国有企业产出受影响的情况。从学术文献角度看，上述争论的关键是紧缩货币政策对国企和民企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的持续时间，这一问题是货币政策文献中研究货币政策效果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本文拟建立严谨的计量模型考察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对国企和民企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

本文在SVAR框架中分别识别出数量型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种紧缩冲击对国企和民企产出的影响。本文发现：①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国企和民企的产出下降，但两类企业产出的脉冲响应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尽管随着冲击发生时间的远去民企的产出表现出更强的回复能力。②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出更快的发生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对民企产出的影响更强。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SVAR模型设定和数据，第三部分呈现实证结果和结果分析，第四部分小结。

1 SVAR模型和数据

1.1 SVAR模型

简约型VAR

Xt=B(1) Xt-1+B(2) Xt-2+…+B(p) Xt-p+ut，t=1，……T (1)

Xt是包含内生变量的n×1向量，T为样本长度，p是滞后阶数， B(i)为n×n系数矩阵，ut为协方差矩阵为∑的白噪声。假设εt为n×1的基本面冲击向量并且ut=Aεt，var（εt）=In，var（ut）=∑=Avar（εt）A′=AA′，即n个基本面冲击被假设为相互独立且方差为1。做脉冲响应分析时是否识别矩阵A是VAR模型和SVAR模型的关键区别。由AA′=∑可知识别A还需n(n-1)2个约束条件，本文运用Christiano et al.(1996)提出的三角识别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即将A设定为下三角矩阵，将正定协方差矩阵∑进行Cholesky分解即可识别出A。

1.2 数据

本文的实证目标在于分别识别出数量型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两种冲击对国企和民企产出的影响。基于此，在参考已有SVAR模型设定并充分考虑本文建模目标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国有企业实际产出(s)、民营企业实际产出(p)、价格(c)、广义货币供给量M2(m)和基准贷款利率(r)的5变量VAR模型。5变量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至2011年6月。

产出分别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表示，数据来自中经网。我们用基期为2001年1月的CPI环比序列去除通货膨胀因素而得到实际产出。CPI数据序列来自国家统计局。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基准贷款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季节调整、利率数据之外的对数化、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为I(1)过程)，然后对所有数据进行一阶差分。HQ准则和FPE准则均显示VAR模型滞后阶数为2。

根据Cholesky分解识别法的原理，在识别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时，VAR模型的变量顺序是（pt，st，ct，rt，mt），而在识别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时VAR模型的变量顺序设定为（pt，st，ct，mt，rt）。

2 实证结果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出对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别呈现在图1-2，主要结果是：①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导致国企和民企的产出下降，随着冲击发生时间的远去国企的产出表现出更强的回复能力。②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导致两类企业的产出先升高后降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冲击对民企的产出施加更强的负面影响。③两类紧缩冲击下国企和民企产出的下降幅度并无明显差异。

现阶段国有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能力方面强于民营企业。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下货币供给量下降，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受到紧缩流动性冲击的银行在最初阶段需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以传递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这导致两类企业的可得营运资金均受到限制，因此在紧缩冲击来临的最初阶段两类企业的产出均受到较强的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将总量上已减少的可贷资金对国有企业倾斜而使国企的资金压力得到缓解并导致民企的资金面进一步紧张，也就是出现所谓的“信贷歧视”现象。上述分析从金融因素角度对脉冲响应的第1个结果作出了解释。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在钢铁、煤炭、电力、原油等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这些主要工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上游，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发生后导致总需求减少，上述产品的需求和其他工业产品的需求一样受到冲击。但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一旦工业生产和企业投资显现复苏趋势，经济系统本身对上述产品的需求最先反弹，这就导致以生产上述产品为主的国有企业率先表现出产出回复趋势。

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冲击下两类企业产出的脉冲响应与数量型紧缩冲击下相比有一点明显不同，冲击发生后两类企业的产出均出现一段上升趋势。我们认为，相比于提高准备金率，加息的紧缩效应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更长的传递时间是造成上述不同的主要原因。图2显示，价格型紧缩冲击发生半年左右，两类企业产出的脉冲响应均变为负值，在这之后脉冲响应就表现出与数量型紧缩冲击对应的脉冲响应相类似的形态，国有企业的产出率先向均衡状态回复，但回调幅度不像数量型冲击情形下那样明显。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生产运营资金中有相当大比例来自于银行贷款，提高利率对国企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要大于提高准备金率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国企内部治理结构日趋规范、外部约束逐渐完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相比于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有可能对国企的生产和投资施加更强的紧缩约束。

如图1和2显示，无论是在数量型紧缩冲击下还是在价格型紧缩冲击下，国企产出和民企产出的下降幅度都未表现出明显不同，脉冲响应的最低点均在-0.5%左右。对这一实证结果的解释是，2001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已处于调整和充实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演变阶段。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在加速进行，国有四大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分别在香港和大陆A股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运营模式日益市场化。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的快速发展即提升了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又增强了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因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股份制银行有更强的动力向支付更高利息的民营企业发放贷款(江伟和李斌，2006)。与此同时，作为银行贷款的一种替代，商业信用是那些难以从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进行短期融资的重要渠道。石晓军、张顺明和李杰（2010）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当银行实现紧缩银根的信贷政策时，商业信用会作为体系外的信贷补充起来，信贷政策的紧缩效果被商业信用抵消了一部分。上面提供的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紧缩货币政策期间整体上民营企业受到的资金约束并没有大家原先认为的那样严重，进一步地民企产出也不比国企产出有更大的降幅。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紧缩货币政策冲击对民企产出有更持续的影响力但影响强度在两类企业间并无明显差异，从而说明本文开头给出的两类观点都不太准确；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相比于数量型紧缩政策，价格型紧缩政策有可能对国企的生产和投资拥有更强的影响力。

3 小结

近段时间以来紧缩货币政策对民企和国企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影响成为国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讨论双方都未能通过建立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利用SVAR计量模型分别考察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对国企和民企产出的影响。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相比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产出在紧缩货币政策冲击中并未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紧缩货币政策不应因过度担心给民企的经营活动造成过度抑制而转向，事实上，最高0.5%的下降幅度说明紧缩货币政策对国企和民企产出的影响有限，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更应关注通货膨胀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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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一）对民营企业与税收政策的界定

对于民营企业的准确定义，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意义上，民营企业是从企业性质的性质来划分企业类型，即相对于国有性质而言的。因此，民营企业可以指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的所有企业。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将民营企业的界定为私营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相关数据选取也以此作为标准。税收政策是政府财政政策的一种，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运用税收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税收政策也是税收制度的一种，也体现在税制要素的不同规定，但具有临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在规范的税收制度下，国家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在一般的税制规定内，做出一定的调整，如缩小课税范围，降低税率，延迟税款征收等，以降低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现状

本文从一般性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两个方面分析陈述民营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的现状。从一般性税收政策来看，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以外的民营企业按照25%的税率，对来源于中国境内外所有扣除一定的费用后纳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税率是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从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对于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0%征收。而且，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的小微企业，按其所得的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二是，促进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政策。民营中小企业对于投资的吸引力不够，我国政府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出台政策鼓励投资企业对于特定民营企业的投资。

二、国外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

西方国家促进民用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国和德国的税收政策：

（一）美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美国陆续颁布实施了《小企业投资法》、《纳税人免税法》、《经济复兴税法》等。首先，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选择按个税纳税方式缴纳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其次，在企业投资方面，允许企业使用加速折扣，加速民营企业资本周转速度；最后，利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二）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全面，深入到了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为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德国给以其所得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其次，在鼓励企业投资上，德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于机器设备的部分给予附加折旧的优惠；最后，德国政府对特定地区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除特定税费的税收政策扶持。

（三）国外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启示

一是，政策目标明确。国外政府都对民营企业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制定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目标明确，特定的税收政策对应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为了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将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法制化。

二是， 分类实行税收优惠。各国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并非完全相同，对于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各国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技术创新企业都给予了区别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此外，对于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政府也设立了特定税收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如德国政府对在落后地区新建立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税收扶持。

三是，多种方式并存。各国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一同来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既有对小规模企业的税率优惠，又有鼓励投资的加速折扣优惠，还有对投资收益的减免税。

三、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的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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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起涛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搞一阵风，要实事求是、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史也曾有过“一包就灵”“一卖就灵”的药方，今天也有人开出了“一私就灵”的药方，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药方能够通治百病。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搞好企业的重要条件之一，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但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不能指望“一混就灵”，也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规模、影响上有显著的区别，推进混合所有制要立足这个实际，不能为混合而混合，要在持续推动国企改革、持续壮大民营企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涉及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必须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切忌刮风，切忌一刀切，切忌单纯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进，要尊重企业改革和发展规律，因企制宜，讲究方法。推进混合所有制也需要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境支持，对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引导，多提建设性意见，不能一味指责和批评。中央企业当前需要考虑推进授予董事会相应职权、减持国有股比重、积极推进员工持股等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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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从成本的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进入壁垒可定义为必须由一个寻求进入某产业的企业而不是由已经在该产业内的企业承担的(在一些或每个产量水平上的)生产成本”。这就将进入壁垒限定在影响潜在进入企业的需求和供给条件上，从而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冯·威泽克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将进入壁垒与社会福利效应相联系，在进一步扩展了斯蒂格勒的定义后认为，只有当进入壁垒导致了一个次优的资源再分配时，它才会引起政策的关注。进入壁垒是必须由一个寻求进入某产业的企业而不是由已经在产业内的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观点看，这种生产成本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一概念说明需要对进入壁垒的正负外部效应做进一步的衡量。

二、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及现状

民营经济概念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使用也许很难确定，但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极大地推动了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突出现象。1988年，修改宪法时又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同年国务院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此后，我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于是，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涵盖面更宽的概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党的十五大以后，国家也相继出台了规范个体和私营经济主体的有关法律，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民营经济概念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认识到，必须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以缓解当时已相当突出的劳动者就业的压力。并认识到个体经济能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生活，发挥“拾遗补缺”、“有益补充”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个体经济也从配角升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大概全国有300多万户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他们中从业的员工大概有1．5亿人，新增就业的70％是在个体和私营部门，而个体私营部门也积极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重组中，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了上市的公司。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所占中国GDP大概50％左右，并且每年都以30％的速度在成长。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显露出它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以及维护供需平衡、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但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我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的时候，他们的局限性、随意性往往导致企业经营决策失误。许多民营企业的设备科技含量低，技术改造的相对滞后，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由于其先天的原因，较低的员工素质也制约了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

三、我国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

(一)政府管制

1．市场准人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限制

我国民营企业受政策的制约，目前进入的产业范围较狭窄主要局限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造加工、餐饮等行业，而在电信、铁路、金融石油、天然气、矿产开采等许多产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

2．民营企业合理的税费负担仍然过重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税费负担较重，如对所得税的重复征收，民营企业除与国有企业一样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外，税后利润还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免三减二的优惠政策(创立头三年免税，之后两年减税。在“两税合一”之前，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是15％)，对民营企业则从开办期起就征收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政策不利于激发民营企业投资扩张的积极性。

3．在政府管理方面的低效率提高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个别政府职能部门办事的作风和效率以及办事的制度化、透明度等方面存在问题，提高了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一些政府部门在行政过程中歧视刁难民营企业的现象仍然存在而无法制止。有些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大企业和小企业有不同的区别对待，如在民营企业的劳动用工、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出入境政策方面，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都还存在一定的待遇差别。

(二)融资困难

1．民营企业自身缺陷的制约

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从集体企业发展而来，处于初创时期，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治理结构方面相对落后，不能满足金融机构贷款的“准入条件”。如财务信息不透明，资信程度差。民营企业由于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体制，缺乏高素质的财务人员，造成财务信息披露不规范，导致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我国民营企业通常采用的家族式的公司经营模式，无疑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制约了金融机构向其贷款的积极陛。

2．资本市场不健全，融资渠道不畅

(1)间接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由于长期以来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考虑更多的是贷款的风险性问题，因此，金融机构对基层分支结构的信贷经营权控制十分严格，贷款审批程序十分复杂，导致许多民营企业间接融资渠道不畅。

(2)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主板市场的“高门槛”造成了民营企业的“此路不通”。我国证券法对企业上市设定了严格的标准，在已有的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仅有的一些民营上市企业都是资本规模雄厚的、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而对正处在发展期，迫切需要资金的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主板市场融资是遥不可及的。

3．政府职能缺位，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我国现有的政策主要是以大、中型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没有针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我国缺乏针对民营企业的立法。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美国就专门立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我国在该领域立法尚为空白；我国没有建立起民营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银企合作缺乏政府支持等。

四、打破进入壁垒的对策

1．摆正民营企业的地位和形象

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处在协助公有制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地位。直到“十五”期间，民营企业才明确地与公有制经济站在同一高度。巩固民营企业现已取得的地位，将会在“十一五”期间继续下去。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固定的媒体向社会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政府也应该向公众宣传如何建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等基本问题。

2．政府确立服务于企业的观念

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才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主体，所以政府应以企业的健康发展为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通常来说，政府服务于企业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1)维护正常的、良I生的市场秩序。(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与增长。(3)协调和保护本国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所以政府在处理问题时，要以是否有利于我国企业发展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3．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行政审批是国家制约和调节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国外也采用行政审批来调节经济。但是我国政府在行政审批上较多地干预了民营企业。因此，必须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进。要取消和减少原有的审批项目，大力推行市场准入制和备案制，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审批项目。

4．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各金融机构要根据地区的资金需求适度下放贷款审批权限，扩大授权授信，拓宽地区金融资金营运空间。要以效益为目标，积极寻找、培育和扶持优良民营企业客户群；要适应民营企业贷款需求特点，对一些规模相对较大、信誉较好的民营企业实行授信制度，减少对客户的管理层次，简化审批程序；对一些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可实行联保贷款方式，努力满足民营企业合理的信贷需求。健全金融机构管理体制，拓宽民营企业间接融资渠道。

篇12

非国有企业在未来十年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重要作用，理应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却有不同看法：尽管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但却是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其上交的税收却少得不成比例。官员们认为，民营企业只赚钱不交税，自然也不愿意为它们费多少心思。民营企业与国企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其扩充发展的主动性，它们内心渴望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显身手，苦苦等待政府的绿灯。政府的慎重是有道理的，但企业发展却也不容拖延。

恒安国际以10倍市盈率上市筹集到7.7亿港元。在正式挂牌上市后，首日股价稳定上升，最高时比2.8港元的招股价高出21％，可以说是表现良好。国际配售获得11倍的认购率，是金融风暴以来在港上市公司最高的国际认购倍数，公开认购也达到36倍。对比今年香港新股上市普遍只有4到5倍的市盈率及惟一国企股新上市的8倍市盈率（兖州煤矿），恒安国际可说是相当成功。

非国有企业在未来十年中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重要作用，理应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在境外上市的可能性，还没有见到过政府官员明确清晰的表态。

许多人觉得奇怪：恒安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怎能轻而易举地跑到境外上市，而中国证监会对此却没有任何说法？

原因在于，尽管在大家眼中恒安是内地一家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但在名义上，它是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注册的外资企业。公司的一位大股东20年前移居香港，后返回内地开办企业，其他一些高层管理人员近年来也通过某种方式移居境外，股东们的资产也通过不同的方式逐渐转移变为境外资产。

据接触过该公司高层的人介绍，公司有浓厚的家族管理气氛，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实际上是两个大股东家族成员。然而恒安脱离了多数家族公司眼光狭隘的框框，内部管理严格，企业发展迅速，甚至不惜投入2800万港元由微软公司为其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和管理网络，在纳税和公司注册手续完备程度等方面，恒安也远远优于一般民营企业。

恒安在过去三年中保持了高增长，1997年和1998年的纯利增长幅度都超过90％。作为全国最大的卫生巾生产商，17家分厂遍布全国各地，1997年销售额为7.9亿港元，而1998年上半年销售额高达6.4亿港元。市场占有率高达18％。由于中国市场上卫生巾产品的渗透率不高（只有42％），生产商们理应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拥有国内最大销售网络的恒安无疑将最有前途，市场地位将会最稳固。

恒安的主要产品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小，公司将收益稳定。近期市场波动频繁，许多基金经理手中有现金需要寻找投资机会，恒安的出现无疑给大家提供了良机。世界著名的投资基金Fidelity和一贯不看好亚洲的索罗斯拥有的基金也购买了恒安股票，可见其吸引力之大。

恒安以其特殊的地位（境外注册公司）绕开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在香港上市，为民企和市场开辟了一条新路。

梁伯韬再起

篇13

我首先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认可，一定存在着一种与客观相对应的独特的经济物质形态，因此，它一定能够被理论所解释。民营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民营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西方经济学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营的经济为基础。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民营经济一定是以赢利为唯一目标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场原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同国有企业有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非赢利性任务相区别；第二，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不管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其产权关系一定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结构，基本能够代表各方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会形成较为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这同国有企业建立在产权关系不明晰基础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倾向的治理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也同一些纯私营企业单一的产权结构以及家族化治理结构不竟相同；第三，民营经济拥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和分配激励机制。由于民营经济必须时刻面对市场的检验，只有持续不断地实现赢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营经济会在人员的使用和配置上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拒绝冗员，并通过激励、监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潜力。而国有企业的内部用人和激励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无法按照经济原则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私营经济，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与市场机制自然和谐，在追逐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断的技术创新。

依据以上的理论和现实情况，我认为，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2.外商独资企业；3.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的企业；4.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5.非国有控股企业；5.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如被租赁、托管出去的国有企业等等。这些经济形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民营经济的某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民营经济体系。不难看出，我所划分的民营经济其范围是比较广的，并不仅仅限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资，而是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民营化了的原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把这部分经济包括近来，不仅有助于揭示我国民营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发展动向。同时，如果将其统计在民营经济的范围内，就会使民营经济的实有规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应在现有数目的基础上扩大10个百分点左右。

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止2001年末，我国的民营企业已发展到3000万家，年产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仅就私营企业而言，已达202.85万户，比2000年增长15.14％。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比上年增加4904.55亿元，增长36.86％。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比上年增加307.37万人，增长12.77％。在过去10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极具竞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达到20多万家，据科技部2000年对计入统计的86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企业长期员工已达560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4639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交税金780亿元。这些指标近几年来的年增长幅度都超过30％。现在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214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187家，超过20亿元的76家，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54.69亿元。2001年全国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达到468.46亿美元。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发展到现在，民营经济仍然困难重重。概括地讲，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非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方面的非国民待遇。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的介绍，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属民营经济），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不到50％。据悉，某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曾在内部指示，要求所属企业不许同私营企业打交道。2.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保育钧指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私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仅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超过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创造价值的总和，但银行却对它们在贷款上施以种种歧视性限制。3.税赋和法律发面的非国民待遇。在税赋点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视。4.观念上的非国民待遇。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偏见，最根本的在于民营经济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等等。

第二，某些产业领域内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落后，过度和不当竞争严重。有资料显示，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特点如下表所示（以私营企业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产业。

全国私营企业产业分布概况单位：％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第三产业28.229.734.744.445.848.550.853.5

第二产业71.870.365.355.653.550.447.944.8

第一产业0.71.11.31.7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大竞争性行业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多数比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营经济的进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和行业表现的最为明显。前几年煤炭行业中出现的私营小煤窑遍地开花，造成煤炭行业因恶性竞争的全行业亏损，以及引发后来的一系列小煤窑伤亡等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所以，如何组织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形成合理规模和有序生产，已成为解决这些产业领域或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三，民营经济的信誉度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的法规不成熟、不完善，民营企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财物等等，一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毁坏了自身的信誉。从深层次上看，民营经济遇到的上述各种歧视和非国民待遇，多少同其较差的声誉有一定关系。那么，民营经济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解决其声誉问题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理论上讲能够做到合理，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营企业则采取了两权分理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事实证明，家族式治理不见得没有效率，两权分理式也不见得没有问题。问题是一些企业应当采取分离制衡的模式，而它却仍然是家族式的。不过民营企业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基本取向。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到137.99万户，比2000年底增长26.95％，净增加4个百分点；占私营企业总数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

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无疑，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研究和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确立以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联带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战略性定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断地调整。体制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被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肯定了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体制框架内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在看来，对民营经济的这种定位已经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然民营经济注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那么，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我的观点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首先，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其次，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会得以纠正。再次，民营企业家也会安心、大胆地发展事业。果真如此，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就会逐步化解，民营经济的更快增长就会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尽早完善起来。

第二，发展民营经济的路径选择。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民营经济生产与发展的历史。且不论民营经济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再生。后来外商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民营经济的阵容。随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革的深化，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实现了民营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完成了民营化的改造，据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至86％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也达92．5％。改制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这两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给民营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我想，以后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以前发展路径的依赖。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第三，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多数是由出资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方式在起步阶段具有凝聚力强等优点，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长个人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弊端，已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那种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也会走向现代化（ManselG.Blackford,1998）。也就是说，企业新制度的采用与企业的规模大致成正比。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依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制的倾向。当然，私营经济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体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定。不过，对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产权多样化的民营企业，要帮助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

第四，民营企业要重视自身信誉的塑造。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注重声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曾有过不守信用的短期行为，败坏了民营企业的声誉。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誉上作更多的努力。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

第五，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的社会化创造条件，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系统，过去，民营经济封闭的产权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不便于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投融资方面的好处。随着民营经济产权模式的转换，政府应当在民营经济同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联合、参股、改组，组建企业集团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也要为优秀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便利条件，逐步消除民营企业在上市方面的非国民待遇。特别是在配合消化庞大的非流通性国有股、实现国有股减持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参与，使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国有股而进入资本市场，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六，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家、职业经理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我国民营经济过去的高速发展，与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力资本分不开的。鼓励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乃至职业经理的人力资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为发挥企业家潜能方面创造条件，比如在贷款、投资及用人等相关政策上给予优待。

第七，通过行业协会方式，强化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民营经济主导的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不存在部门管理，但不能没有行业管理。在施行行业管理上，也不能采用过去那种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自律。政府通过行业协会传达国家的方针政策，表达政府的意图，行业协会通过对本行业内企业的督导、督察，规范其行为，促进其进步和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ManselG.Blackford:"TheRiseModernBusinessinGreatBritain,TheUnitedStates,andJapan",TheUniversityofCarolinaPress,1998.

2.杨叔进：《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