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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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35家，制造业营业收入17907.26亿元，占比45.61%（占比指行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净利润852.70亿元，占比36.21%，资产总额19832.95亿元，占比15.14%；农业无企业进入百强；建筑业8家，营业收入3124.63亿元，占比7.96%，净利润57.82亿元，占比2.46%，资产总额2598.49亿元，占比1.98%；服务业56家，营业收入18156.11亿元，占比46.25%，净利润1436.12亿元，占比60.99%，资产总额108551.88亿元，占比82.84%。

重庆百强企业中制造业51家，营业收入4806.85亿元，占比50.04%，净利润128.68亿元，占比32.40%，资产总额4585.21亿元，占比26.92%；农业1家，营业收入38.94亿元，占比0.41%，净利润2.05亿元，占比0.52%，资产总额77.51亿元，占比0.45%；建筑业13家，营业收入969.14亿元，占比10.09%，净利润23.36亿元，占比5.88%，资产总额925.13亿元，占比5.43%；服务业35家，营业收入3790.50亿元，占比39.46%，净利润243.03亿元，占比61.20%，资产总额11447.58亿元，占比67.20%。

由上述数据分析，上海百强企业中在行业占比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制造业高0.64个百分点，服务业净利润比制造业高24.78个百分点，总资产更是比制造业高67.70个百分点。重庆百强企业中，服务业在资产总额、净利润占比较去年有明显上升，但与上海相比还明显较低。这一特点说明，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时期，服务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地处中部，是新兴的直辖市，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尚处在积累资金蓄势待发的过程。

7、企业所有制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沪渝二地百强企业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外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有10家，民营企业有36家，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有54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1950.62亿元，占比4.97%（占比指该类所有制企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民营企业3746.65亿元，占比9.54%，国有企业33562.69亿元，占比85.49%；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50.93亿元，占比2.16%，民营企业146.77亿元，占比6.23%，国有企业2157.17亿元，占比91.60%；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1715.10亿元，占比1.31%，民营企业4057.78亿元，占比3.10%，国有企业125264.18亿元，占比95.59%。

重庆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41家，国有企业59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民营企业3391.63亿元，占比35.31%，国有企业6213.80亿元，占比64.69%；净利润方面，民营企业168.43亿元，占比42.41%，国有企业228.69亿元，占比57.59%；总资产方面，民营企业3867.22亿元，占比22.70%，国有企业13168.20亿元，占比77.30%。

由上述数据分析，沪渝两市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平均规模较大，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其中，上海国有企业的业绩占比超过数量占比的现象比重庆更突出。上海百强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只有54%，而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远远高于该类企业的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底向高排列。外资、民营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则相反，远远低于其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高向低排列，说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而资产效率和效益则稍低，而、外资、民营企业则恰恰相反。重庆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数量占比同上年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的占比都比上年有一定的增加，反映了重庆民营企业实力继续增强。

二、沪渝百强企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1、沪渝百强企业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征：

（1）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总量高于重庆百强企业。2012年，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的格局未发生改变。其中净利润增长率重庆百强明显高于上海百强。

（2）上海百强企业在净利润、资产规模的集中度继续提高，表现出上海特大型企业的扩张能力未减，但值得注意得是，上海百强2012营业收入的集中度略有下降；重庆百强企业的集中度稍低，其中净利润的集中度还有所下降，表现出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3）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方面，上海亦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说明重庆百强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但纳税总额增长率略低于重庆。上海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略有回升，重庆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继续回落。总体来看，上海大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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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要求的主要原因产生于银行考虑企业的违约风险。稳健会计是一种高效的债务合同程序，应对由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收益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银行承担下跌风险，但没有上升潜力，他们要求保证的最低数额净资产须足够偿还合同款项。稳健会计有效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它能够及时地向下修正收益和账面净资产，进而导致及时的违反金融契约。从本质上讲，稳健会计保护银行迅速的传递从亏损企业到贷方的重要决定权。

尽管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但绝大多数企业仍依赖于银行来资助其对资本的需求。在2001～2006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贷款12.5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来自股票市场的20倍。由于银行业在我国财政部门中占主导，是绝大部分企业资金需求的来源，因此有会计稳健的民营企业将极大地被银行影响。除了在我国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银行外，我国国情很独特，二类组合的所有权模式中以债务合同解决不同的会计稳健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探寻银行所有权模式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要求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目前，我国有两种主要类型的贷款提供者：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他们在主体功能、治理结构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与非国有银行相比，国有银行很少关心和监测反映在财务决算中的违约风险。因此，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的要求比非国有银行低。

二、我国银行业所有权模式改革进程回顾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部门的龙头老大。尽管产权投资市场取得明显发展，但绝大多数企业仍然依赖于银行满足其金融需求。在2001～2006年期间，我国企业每年从银行融资由1，250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100万亿元人民币，然而每年股票市场融资只在30～25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重大改革，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历史上，我国银行已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主要工具。在20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间，我国主要是中央计划经济，银行担保向建立在国家发展计划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贷款。1979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唯一银行，起着中央银行以及提供银行贷款和储蓄的来源和场所的双重作用。中国银行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扩展，此时确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双层制度。第二层包括四大完全国有专业银行（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他们接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功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四大银行的贷款受政府导向和政策的支配，而不遵循商业规则。

20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国有企业贷款政策导致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国有企业缺乏激励、偿债能力弱，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需提供昂贵的公众服务。1994年为减轻政策贷款损失，政府尝试消除四大银行的贷款功能，另设立三个政策性银行。同时，创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去接管美国在四大银行的17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虽然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日益恶化，但是中国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无论如何，存在一定的隐性存款保险，政府将介入去帮助国有银行解决金融困境。1995年两个主要方面的经济改革条款生效。中央银行法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和地方政府在发放贷款决定权上的限制；中国商业银行法正式商业化运作大型国有银行，通过在资本运作、利润、风险和流动性方面引导他们走向商业市场。此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也都建立了多样化的金融体系。1996年全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民生银行成立，由59个私营机构股东创建。目前，它已赢得给中小型民营企业贷款的一席之地。截至2006年，中国商业银行系统包括四大银行、10个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123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一些中小企业私人银行。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银行业出现了温和的自由化贷款利率。从1996年开始，政府逐步放宽条例，此时给所有企业的贷款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官方利率标准的0.9倍到1.1倍之间变化。2004年以来，滑动贷款利率范围不再根据所有权或借款规模设定。现在为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提供的滑动利率范围在官方利率标准的0.9倍到1.7倍之间变动。然而，尽管贷款利率自由化扩大，在国有银行的贷款计息仍保持很低。自2001年以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被提上政府工作议程。2003年一个有影响力的尝试――创建中国银监会，去监督银行改革和规章制度。政府还设立战略上指导方针，以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现在可以拥有任何国内银行高达25%的投资。另一项监管战略是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鼓励他们在证券交易所上市。1999年以来，70%的国有股份商业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已经上市，现在四大银行已全部在海外或我国大陆上市。

三、银行所有权模式对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一）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稳健会计是一种高效的债务合同程序，用于解决由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收益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银行承担下跌风险，但没有上升潜力，他们要求保证的最低数额净资产须足够偿还合同款项。稳健会计有效的满足了这一要求，它能够及时的向下修正收益和账面净资产，进而导致及时的违反金融契约。从本质上讲，稳健会计保护银行迅速地传递从亏损企业到贷方的重要决定权。

在银行关心违约风险的假设下，会计稳健性的要求会随着公司没有足够的净资产来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而增长。当国有企业面临资金困难时，他们期望政府提供额外资金，这种现象称为软预算约束。在转轨时期，为保障社会稳定，政府将不会允许国有企业破产。此外，除了那些在经济改革之后成立的国有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会从以前的体制中继承某些政策负担。由于这些政策负担往往会造成损失，国有企业会针对一些事前政府优惠政策，如获得低息贷款、减税措施、关税保护与政府讨价还价来弥补损失。如果获得优惠政策，国有企业仍然资金困难，他们将再次希望政府能给予事后财政援助，这就是规范的软预算约束。由于民营企业没有政府的隐性保险，经营风格更像现代西方模式的公司，当他们无力以足够的净资产支付他们承诺的款项时，银行将遭受合同金额的贷款损失。因此，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会更多关注民营企业的下跌风险，同时民营企业对纳入债务合同的稳健会计的要求更高。

（二）相对国有银行而言，非国有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我国的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在主体功能上存在根本差别。国有银行的客观性和社会职责主要体现在社会的和行政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看，国有银行最大限度的增强社会责任，而非国有银生追求最高利润。而建立公共金融机构是为了治愈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市场失灵。因此，国有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和解决公司融资难的问题。从角度看，建立公共金融机构是为了治愈市场失灵和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假定公共金融机构面临多重的和不可测度的目标，他们的管理者往往具有低效率的激励。尽管国有银行能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在权利上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导致他们的管理人员与非国有银行相比付出甚少。

国有银行在监测反映在财务决算上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方面比非国有银行要低效和冷漠。在1994年至2003年之间，在四大国有银行、非四大国有银行、国内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效率方面，外资银行最具高效益，紧接着是国内私营银行。国有银行，尤其是“四大”，效益最低。除了在主要职能上的不同，以信息为基础的银行业务关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外资银行在高品质要求和“过硬”（如金融）的信息方面能超过国内银行。外国银行不能够处理地方企业的“软”（如非金融类）信息，因为他们在东道国规模小，而且总部设在另一个国家。因此，外资银行与稳健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违约风险都应关注。因为，非国有银行一般对经济利润比国有银行更感兴趣，在准于贷款后，当估算潜在款项和评估违约风险时，非国有银行对稳健会计信息要求更谨慎。由于民营企业在陷入金融困境时不期望得到政府资助，他们比国有企业更关注下跌风险。国有银行的目标是发展和商业目标的结合。他们激励民营企业产生经济利润去弥补贷款给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与国有银行相比较，非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商业化自己的行为，像许多西方模式的银行一样，非国有银行坚持在风险约束下实现预期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因此，从非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比从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采用更稳健会计体系。

综上所述，由于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履行的功能职责不同，所以在以充裕净资产偿还借款的要求方面也不同。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银行更关心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相比国有银行而言，从非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比从国有银行借款的民营企业采用更稳健的会计体系。

（作者单位：南阳大阳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Aharony，J，C.J，Lee，and T.J，Wong.Financial packaging of IPO firms in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0.38.1.

[2]Ahmed，A.S，B.K，Billings，R.M，Morton，and M，Stanford.Conservatism in mitigating bondholder-shareholder conflicts over dividend policy and in reducing debt co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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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个质的区别：产权从单一化（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私有产权、民营资本获得了合法性，政府从经济活动的唯一组织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兼裁判者，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应当如何分工才能促进资源的更优配置，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定义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原因很简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国民致富是政府的天职。富裕是个主观标准，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二是与他国的现状比较。在开放的世界里，与他国的比较更具有合理性。所以党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中心，开放国内市场、承认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承认商品交换不过是这种战略转变的政策反应。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把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看作手段，目的是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充分动员一切资源，促进财富的充分涌流。

一个问题产生了：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国有资本是什么？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是目的，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危及国有资本，由国有资本控制一切经济活动，提供社会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承认了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合法性，显然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平等的。如果国有资本是目的，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就意味着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高贵，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比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高贵，显然这是荒唐的结论。所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存在贵贱高低。既然同为手段，则谁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利用谁，不存在谁为主体，谁为补充；应当在法律上和观念上对二者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国有资本的存在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场利益的争夺者，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产生矛盾时政府怎么办？政府能否公正裁判？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投资，禁绝国有资本。但现代社会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资本的存在。首先，法律没有禁止政府投资。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有向任何行业和领域投资的权利。其次，社会进步需要。一些关系国家、社会长远利益，但风险巨大的项目，只有政府有能力投资并承担风险。再次，市场本身需求。一些微利、薄利的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不愿投资，但市场本身上有一定需要，这种产品具有公益性质，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投资者。第四，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政府投资能够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第五，国家利益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如国防，国家投资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历史传统的延续。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养成了政府投资的制度惯性。

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如果制度设计能够充分尊重和保护“经济人”的自利之心，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既然政府投资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协调民营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关系，使二者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呢？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由二者在市场中展开全面竞争，优胜劣汰。二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二者的投资领域进行分工，避免竞争。

根据目前流行的市场划分方法，可以把市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非竞争行业大多数属于民营资本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国有资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所以非竞争行业和领域适合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市场空间大，准入门槛低，利润空间大，民营资本欲望强烈，适合民营资本进入。“与民争利”是政府行政的大忌，政府应当把非竞争性领域作为国有资本的专属领地，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全面让给民营资本。该方案可以充分发挥两种资源的优势，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建立一种合作非竞争关系。

笔者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笔者认为二者同台竞争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分工合作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理由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领域竞争，因其出资人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会使政府难以公正裁判。市场经济的政府理论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市场的裁判，如果政府办企业会使政府的职能发生混淆，政府的裁判难保公正，不公正的裁判会劣化资源配置。

第二，历史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低于民营企业，交易成本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国有资本最好避免与民营资本的竞争，民营企业愿意做和能做好的领域，国有资本没有必要介入，同台竞争只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三，政府鼓励设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供给，增加财富总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不是为了与“民”（营企业）争利，所以从理论上讲凡是民营企业愿意介入的领域，国有资本都应当应当退出，因为介入等于与民争利，有违政府的社会角色和设立企业的初衷。

第四，国有资本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因其出资人的一致性必然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政府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调控市场，会动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达成政府的目标，国有企业注定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有别于民营企业，形成“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这对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不公平，会劣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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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上的区别：春招和秋招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时间上了，顾名思义，春招就是春季的校园招聘，时间一般都是在三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六月份。而秋招就是秋季校园招聘，开展时间则主要是在每年的九月份到十二月份。

2、类型上的区别：春招一般都是以中小型企、创新型之类的民营企业为主，相比于秋招而言，春招中所招聘的员工会更多。而秋招则是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招聘筛选条件相比于春招上的民营企业会更加的严格，招聘持续的时间也会相对更加的久一些。

3、招聘人才区别：因为春招和秋招是会受到不同的企业关注的，所以这就使得这两季校招的工作岗位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春招是比较偏向于创新型人才的，而秋招在招聘人才时，则是偏向于管理、技术等专业实力较强的人，相比秋招企业提供的岗位也会更丰富。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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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机制层面来看，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环境还不够乐观。一些行业借助行政权力对行业实施投资保护、价格保护、政治保护。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力量实现排他性、独占性的垄断目标，从而无形之中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准入设置了难以突破的“弹簧门”、”玻璃门”和“隔离栅”。从表面上看，并未限制民营 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但实际上很少见到民营资金投入。最为明显的是经营性基础类投资项目，往往由政府部门组建的投资公司担任项目业主，诸如城建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水务集团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城市燃气公司等一批行政性垄断公司，投资主体单一化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金融等新型服务行业各类民间投资往往难以进入，即使能够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金融业国家行政垄断的体制格局。此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社会服务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需要由地方政府颁发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民营投资会遇到许多障碍。

（二）融资难现象十分突出

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融资机会缺、可选种类少、贷款期限短、融资成本高，根本满足不了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一是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十分严重。我国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强，市场上的银行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性国有或集体银行为主，很少有民营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体制性歧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加上不少民营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缺少可供抵押的有形资产，因而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能贷到款的，其成本也相当高，利率可能是银行基准利率的数倍。同时，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相比于银行信贷，证券市场开放程度更低，对民营企业更加歧视。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只好不计成本向民间借贷解决周转资金；或通过向内部员工借贷、与相关企业之间借贷、内部股份募集等自我融资的方式筹措中长期资金。这些方式风险大、稳定性差，使得民营企业难以利用其做大做强，影响了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社会化服务不够有力

对民营企业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薄弱。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职责不明等现象仍然存在，政策交叉、重复、撞车现象严重，扶持资金投入量小、分散、低效；扶持方式沿袭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扶持方式，受益的仅是少数企业，政府政策效应未体现出普惠。同时，包括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在内的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融资，不少企业被迫转向地下融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和风险。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不高，中介市场秩序不规范；商会协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功能上离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行业覆盖面较低，多数企业得不到商会提供的服务，即使商会能够成立，由于没有相应的职能，其作用发挥也有限。

二、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问题的成因

（一）思想观念仍不够解放

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异己力量到补充地位，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期间伴随着各种观念的激烈磨擦与碰撞。由于民营企业的自我发展在前，其法律地位被认可在后，使得对民营企业发展认识的滞后难以避免，人们在思想上还对民营企业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使民营企业发展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多限制。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日益成长壮大，在社会总资源有限，信贷资金、资本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土地等资源分配不能均等的情况下，奉行效率优先还是所有制性质优先、公平原则还是区别对待原则来配置资源，政策上至今没有明确的条文。实践中，利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偏向国有企业。尤其是碰到一些涉及民营企业权益的实际问题时，相关部门常常推托应付，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

（二）政策法规仍然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了各类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但在某些领域仍然歧视和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发展，特别是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市场准入原则，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明显没有给予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中央制定的鼓励政策到地方之后，各地执行力度的差别很大，不少地方中央政策往往很难得到执行。各地虽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支持，但出台的政策随意性强，临时色彩浓，缺少权威性和指导性，缺少对于民营企业所需的公平大环境的考量。

（三）行政性垄断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

一些地方和行业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投资保护、价格保护、贸易保护与政治保护，行政性垄断现象较为严重。政府介入产生的保护性和排他性，使得民营企业难以突破投资“”，难以进入基础产业领域。公共服务行业设置了极为严格的准入限制，科教文卫等行业存在严格的审批制度，特殊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给民营企业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各类民营企业的投资难以进入。

（四）金融机构缺乏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动力

民营企业自身不足使金融机构不愿意发放贷款。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存在信息不透明问题，难以向金融机构证明自身的信用水平。特别是民营家族企业，家庭生活资金与企业生产资金界限往往模糊，财务处理不够规范，导致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缺乏信任。有调查表明，我国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存活期仅3-5年，较高的倒闭率使金融机构主动回避贷款风险。金融机构自身原因也使其不愿意放贷。国有或地方商业银行信贷责任与报酬的不对称导致国有银行扶持民营企业的激励不足，信贷责任人宁可承担“存差”亏损的无个人责任风险也不愿承担给民营企业贷款的有个人责任风险。同时，金融机构发放给民营企业的贷款金额通常比较小，而贷款审查要求可能比国有企业的大额贷款更严，导致放贷成本高，收益低，不合算。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惜贷”行为。

三、优化民营企业投融资环境的对策

（一）完善政策法规

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办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使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一是统一产业服务政策。在决定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信息支持、财政贴息、税费征收、进出口等方面，政府应当制定不分所有制的政策待遇标准。产业指导目录应明确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以减少民营投资的盲目性和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二是统一企业扩张待遇。在企业兼并、入股、收购、整合的经济活动中，监管部门应提供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审批手续，债务处理、资产评估和职工安置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应该获得同国有企业相当的待遇。三是统一金融服务待遇。各级金融机构在贷款、结算、汇兑等方面应实行无差别服务待遇。给予民营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与国有企业公平对待，不实行有歧视性差别化标准。用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服务各类企业股票债券发行，建立对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的合法金融渠道。

（二）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

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一是发挥地方性商业银行作用，加强其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地方性银行的发起源头是地方财政，所以其经营上本身就有扶持地方产业的倾向，易于为本地的民营中小企业服务。而且地方性银行具有经营方式灵活、市场反映敏捷的特点，有利于支持规模不大、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二是大力发展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非国有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有很强的向民间筹资和贷款的倾向，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且，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有利于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加速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三是发展合作性民间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在发展初期，民间借贷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各种金融机构的作用。在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今天，政府应当合理看待民间借贷，加强引导，使民间借贷整合成科学合理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快捷方便的资金支持。

（三）健全民营企业社会服务体系

强化政府服务民营企业的意识，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民营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形成。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完善民营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支持担保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商业性担保，积极发展互担保。二是务实搭建政银保企合作平台，促进银企对接。牵头组织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小企业创业基地和中小民营企业创新产业化基地，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搭建融资服务平台，重点支持一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项目，推动民营企业集聚发展。组织有效开展政银担企融资合作洽谈活动、融资服务推介会、股权融资活动和投融资论坛等各种形式的融资服务活动，整合各方资源，实现银担企对接。三是出台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示范机构认定办法，认定和扶持一批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示范机构，树立标兵，推广先进，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