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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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1、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指一国国内经济运行所达到的理想状况，因此其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对内部均衡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人们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看法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提出内部均衡这一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划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部门与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那么，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即非贸易品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内部均衡概念就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与米而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背景下的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2、外部均衡

由于没有类似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具有社会福利意义的参考指标来衡量，外部均衡比内部均衡更难定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观决策者将国际收支平衡当作外部均衡的目标，但实际上，国际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时期内，一国对外货币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额。国际收支平衡是一静态概念，它是动态性质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部均衡应该是一个国家理想的国际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它不但表现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佳规模状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现为内部均衡基础上或以较小的调节成本为代价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帐户差额、贸易帐户差额、外汇储备帐户差额以及资本与金融帐户差额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二、内外均衡的性质

一般均衡。从以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国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就业状况、资本流动、货币汇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因此，内外部均衡不应是局部的均衡，而应是一般均衡，亦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内部均衡是基础，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内部均衡。

长期均衡。内外部均衡不应只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均衡，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中长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分析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均衡。

动态均衡。内外部经济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属于动态均衡的范畴。静态均衡是某一时点的存量均衡，而动态均衡则是一定时期内流量的均衡，即宏观经济各个经济变量合理运动、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和谐一致。

总量均衡。内外均衡的目标往往体现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目标，因此，内外均衡首先表现为总量均衡，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结构。并且，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

结构均衡。内外均衡除了表现为总量均衡外，也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协调。如果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使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结构性差异，那么国内经济就会出现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出现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从而使外部经济亦出现失衡。

优化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应当是一种优化的均衡。事实上，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存在着究竟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的内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优的经济均衡。

刃锋均衡。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外失衡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便是一种刀刃情况。也就是说，优化的内外均衡其实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而已，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现实中的内外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上下波动。

三、内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间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这三个内部均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上四个目标合标“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帐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强，所以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1、假设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供求平衡

根据吸收论（Absorption Approach），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的关系可通过以下关系式联系起来：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出口（X）－进口（M）］，移项得：X－M＝Y－（C＋I），其中将贸易收支差额（X－M）用B表示，简称为经常项目差额，将（C＋I）用A表示，称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由此，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即B＝Y－A。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平衡。并假定一经济体系初始状态为内外均衡，即B=Y-A=0。

从内部经济决定外部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收支盈余往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外在表现。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当国内价格水平较平稳或较低时，外贸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同时外资大量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出现双顺差；相反，当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能会出现双逆差。从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会增加有效需求，在国内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高了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厂商的利润率，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国际收支逆差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国内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降低国内的价格水平，尤其是降低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降低厂商的利润率，进而抑制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严重时会促使经济衰退。

2、 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供给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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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靴子落地论”最为核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早几年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因此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向下调整不仅是整个领导层的共识，也是当前国内经济的常态。市场根本就不用认为经济增长没有达到多少速度，就有多少压力。二是未来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底部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出口及投资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即房地产靴子在什么时候落下。也就是说，当前正在进行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有多久，其深度又在哪里？刘世锦给的答案是在两年内，但调整的深度则没有答案。

其实，刘世锦“房地产靴子落地”的比喻，给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一个清楚明确的信号，刘世锦作为国家最高层的经济顾问，这些话不仅是讲给市场听的，也是讲给听的。首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是当前市场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力量使然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结果。因此，中央政府只会顺应其趋势，而不会由于这种周期性调整再出台政策干预。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对这种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人为干扰，中央政府知道这种人为干扰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的人为干扰之所以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这就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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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通胀压力受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两轮”驱动，出口增速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会使相当部分的通胀压力自然得以缓解。如果依然执行从紧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造成滞胀或通货紧缩。因此，应赶在出口和工业生产增速急剧下降之前，及时改变从紧货币政策取向，避免经济增长和物价大幅回落。

与市场不同的观点

国内对本轮通胀成因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要素成本推动，但成本为什么上涨，还是需求拉动。2003-2007年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全球资源需求的增长大大超过供给，导致2007年世界范围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大多数观点认为本轮物价上涨始于2006年11月。我们认为，受国外需求快速增长和国内需求回升的共同影响，我国本轮物价上涨始于2006年4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认为，自2003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具有“慢起步、匀加速、缓减速、稳着陆”的特点，我们认为，2003年和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拉动，2005-2007年受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如果没有国外需求的快速增长，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1992-1997年一致，这说明，我国经济受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旦2008年国外需求增长大幅回落，出口增速下降传导到非出口部门，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回落。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治理的对策是抑制生产要素总需求的过快增长，国内许多研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对冲通货膨胀的较好途径，其次是加息，我们认为，当前抑制生产要素总需求较好的对策是抑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抑制“两高一资”产业的过快增长，并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此，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是最优选择。

投资建议

第一，抑制需求是通胀治理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抑制房地产业和“两高一资”产业的过度需求，因此，房地产业和“两高一资”产业会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第二，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行业和企业，会面临比较大的发展机遇。第三，外需和出口增长的放缓，出口导向的公司，或者与出口企业依存度高的企业，2008年将会面临考验。第四，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增长将重新依赖于刺激投资，向基础设施投资提品和服务的公司将会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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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最初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能够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该地区能够利用丰富的自然条件，把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为经济服务，变自然资源为该地区的经济动力。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因为自然资源的丰富使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快。本文基于此，开始探究“资源诅咒”的合理性。

一、“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所谓“资源诅咒”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是相对于矿产资源来说的，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对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福而是祸。当某一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该地区会因为短时间内过分的依赖于自然资源所创造的便利，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而之后，资源的枯竭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增长。

二、“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

从图中发现，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自然资源储备量很少，特别是福建和浙江，无论是原煤、原油、天然气还是铁矿石都远远少于中西部省份，福建在原油、天然气方面更是零储备。而辽宁、山西、贵州、甘肃四个省份都有自己可以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而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辽宁、山西、贵卅I、甘肃四个省份，而自然资源储备量最少的福建，其经济增长速度位居第一。

从以上的分析中发现，在中国区域内部，自然资源有禀赋的中西地区，其经济增长反而跟不上自然资源稀缺的东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己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此看看来，“资源诅咒”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区域内部是适用的，能够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

三、“资源诅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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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靠出口的拉动。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国次级贷影响,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缩小,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1～5月份我国出口增长22.9%,扣除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出口增速不足10%,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进一步趋缓。如果没有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速可能从2006年就开始进入回调状态。从发达国家来看,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仍然显得不足,而且呈下降趋势。只有充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作用,就有可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减缓的势头,使我过经济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居民消费贡献率再次超过投资,但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国内经济宏观紧缩政策,居民消费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而同时国内经济增长步伐也趋缓。长期以来,投资过热而居民消费疲软的现象,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要想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必须依靠靠内需拉动。 因此, 以消费需求结构为导向,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才能使消费与投资实现良性循环, 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

一、我国居民消费低下的原因分析

1.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国民经济速度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从而造成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缓慢。从今10年来GDP增长和消费增长来看,除了1999年外,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落后GDP增长速度,而消费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增长缓慢。

2.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影响消费的因素不仅是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收入差距也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造成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抑制居民消费,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

首先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近年来我国城乡间及其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不仅造成城乡间及其内部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使得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趋于降低。其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大。

3.经济体制不完善造成居民消费低下

影响我国消费低下的原因很多,从消费心理到消费预期。而经济体制不完善,如社会保障、住房和教育体制不完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低下,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首先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养老体制不健全,而医疗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广大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增加,减低当前消费需求。其次,住房体制改革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压抑现时消费。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住房消费成为居民家庭消费重点。而我国在2002年以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商品房价格屡屡攀升和居高不下,中低收入家庭无力购买,导致居民抑制了当期消费需求。最后教育体制改革拉升了居民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预期,抑制其他消费。

二、对 策

1.改变过去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方式应该进一步修正,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因此,在应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变缓的良药应该是提高居民消费,应该改变过去的有关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有关促进消费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

2.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从我国居民收入和GDP增长来看,人民并没有完全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实在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改善民生,从而最终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发展道路。

因此,今后应该实行更加积极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地增长,特别要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要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奖金的正常稳定增长机制,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在财政收入增长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3.缩小收入差距

针对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大,应该调整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首先完善各种税收政度,加强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其次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减少社会差距。此外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等。

4.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树立居民消费信心

改善商品供给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培育居民消费热点。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住房、大汽车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满足人们不断增强的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大力发展住房信用消费、汽车信用消费和信用卡消费。是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尽快制定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拓展新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

完善城乡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城乡商业设施,鼓励发展超市、连锁经营,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为农村居民购物、消费创造便利条件。同时还要大力整顿和规范消费品市场秩序,严惩假冒伪劣、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等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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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能源消费、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至关重要，但学者们对这些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相对而言，三者的关系中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Kraft和Kraf（1978）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影响能源消费的单向关系，可以认为这一成果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Masih and Masih（1996）利用1955-1990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部分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的因果关系，如印度表现为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印度尼西亚正好相反，也有部分国家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如巴基斯坦。Ugur and Ramazan（2003）通过对16个国家能源消费与GDP 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土耳其、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意大利和韩国正好相反，阿根廷又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研究方法都使用了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并且所用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受到数据序列长度的影响。

部分国内学者也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大多数学者却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存在的关系是随着随经济状态不同而改变的。就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影响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但总体上认为，短期内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十分显著， 而在长期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短期内是波动的，长期确实稳定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的方向研究方面，邵帅等（2008）认为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马小微（2007）认为在1953-199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变化呈正相关关系，能源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的收敛性方面，有学者认为能源消费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而收敛，能源消费收敛速度快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尽管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较多，但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稀缺。在我国能源消费日渐增长，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条件下有必要研究三者的关系，本文在统计图表分析的基础上，借助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国能源消费、能源生产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一）指标数据的选择

本文研究我国能源消费、能源生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方面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为了分析方便，指标选择的结果应该具有可比性，但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统计被货币化，而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的统计单位则是万吨标准煤，显然不存在可比性。不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对于对比分析而言是一个限制。故在本文的分析中，选择了两组变量：在借助于统计图进行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规模分析时，选择了能源消费总量（EC）和能源生产总量（EP）两个变量指标；因为增长率数据剔除了单位，在图形对比分析和VAR模型分析时选择了能源生产增长率（DEP）、能源消费增长率（DPC）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DGPP）三个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1990-2012年三个指标作为研究对象，三个指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因为三个指标变量的量化单位差异较大，比如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生产总量的单位都是万吨标准煤，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的单位为%。除了单位不同，三个指标的数值水平差异较大，给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研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一致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一步加工，经过计算全部换算成不带有具体单位的增长速度，既解决了不同单位的差异、也解决了数据水平差异较大给分析带来的困难。

（三）我国能源生产、消费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特征分析

为了分析能源生产、消费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将1991-2012年我国能源生产、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数据绘制成折线图，如图1所示。结合图1的折线图和原始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总体大于能源资源生产和能源资源消费的增长率，尤其是1996年之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增长率的2倍以上水平运行。说明尽管能源资源丰富，但能源资源的生产消费并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恰恰相反的是能源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宝贵的资源成为GDP增长的拉后因素，也说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能源资源的限制。从增长过程的角度来看，我国能源生产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并且表现出能源生产对能源消费的推动较能源消费对能源生产的拉动显著。无论是能源资源增长率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都表现出能源生产的向前带动性。上升阶段，能源生产带动能源消费增长率上升，但上升的过程比较缓慢，当能源生产增长率下降时，能源资源下降的更加显著。

基于VAR模型的三者关系分析

（一）模型估计

借助于Eviews软件，对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DEP）、能源消费增长率（DEC）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DGDP）三个变量进行VAR模型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能源消费主要受到前一期能源消费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达到79.2%，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前两期的能源消费则起到了拉后的作用。前一期能源生产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程度可以忽略不计，前两期的能源生产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说明能源生产对消费的影响整体不大，且能源生产对消费的推动作用滞后时间较长。相对能源生产，前一期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起带动作用，这与前面图表分析一致。从滞后一期的角度看，能源生产自传导效应相对较弱，约为能源消费自传导效应的四分之一，受到其它两个变量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大。能源生产受到了前一期能源消费和前两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决定性影响，其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638和-0.262。同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受到了前一期能源消费的影响较大，其系数达到1.725，说明国内生产总值依赖于能源消费的程度较大。

由此可知，1991-2011年期间整体上我国能源消费、能源生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一是能源生产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影响都较弱，说明生产对能源消费的刺激不足，且对经济增长的缺乏扩散效应，能源生产的经济贡献仅仅在于单纯生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扩散因子。经济增长却对能源生产的影响较大，说明我国能源的生产是满足国内经济增长需要的被动生产，而不是主动生产满足经济增长。二是能源消费前一期对经济增长和能源生产都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说明能源消费才是三者全面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能源消费既拉动能源生产，也推动经济增长。也证明我国能源消费主导能源生产，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前一期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的影响能力相对较低，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很好刺激居民生活水平（能源消费）的提升和国民经济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以至于对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的影响都不够显著。

（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前面在模型估计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的基础是假设这个模型是有效合理的，如果模型不稳定，或者是无效的，前面所有解释将没有意义，为了保证解释有意义，对方程进行单位根检验，借助于Eviews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所有点都落到单位圆内，说明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平稳的，估计方程是有效的，可以用来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前面对三者关系的解释也是相对合理的。

结论

综上，能源生产、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存在如下特点：一是三者关系存在不对称性。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的影响较小，而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尤其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更大。二是能源生产的经济贡献仅仅在于单纯经济生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因子。能源消费前一期对经济增长和能源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影响，但数据表明，经济增长是推动能源消费和能源生产的重要因素，故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较弱联动关系。三是能源消费市场初步形成。1995年之前，能源消费与能源生产之间的增长关系比较协同，GDP带动能源消费和生产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1996-1998年期间能源消费增长率相对走低。1999之后先表现出增长的能源生产在满足增长的能源消费，之后进入三者关系紧密互动期，且表现出能源消费的主动性，既能源消费市场已经形成并迅速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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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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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经济增长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但低于一季度增长水平，在全国的位次下降

今年以来，我区着力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以增长速度为主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1-6月份生产总值达4690.29亿元，增长速度为15.8％，比上年同期水平下降了0.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下降了1.7个百分点，在全国的排名为第9名。

从我区三次产业增长情况看，二季度第一产业增长5.8％，第二产业增长19％，第三产业增长12.3％。与去年同期相比，尽管经济增长总体水平略有下降，但第一、第二产业增长均有所加快，第三产业增长则下降幅度较大，为1.9个百分点：与今年一季度相比，三次产业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下降，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亟待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近年来我区经济增长惯例，二季度GDP增长普遍快于一季度，究其原因，我区消费增长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稳定，而我区出口的绝对量较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为有限，因此支撑二季度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投资。往年二季度恰是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峰，如2009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1.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3.8％。而今年上半年，我区固定资产投资为3432.59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40.67％，降幅相当大。

(三)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较大幅度回落

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6％，高于去年同期水平0.1个百分点，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上年的49.2％降为19.79％，降幅约为30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除价格因素外，在于上半年投资增长下降时，消费增长未能及时跟进，其有限的升幅难以与投资增长形成有效互补，进而弥补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缺口。

(四)下半年保持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力任重道远

去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之和约为253％，而今年上半年二者之和仅为61％左右，差距相当大。1-7月份，投资和消费需求状况并无明显好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5.8％，比1-6月份又下降了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从上半年的18.6％提高到18.7％，仅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

造成投资增长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看到今年投资的增长，是在去年的高基数上取得的，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要继续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难度很大。但从主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看，1-7月份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交通、水利等行业同比增幅普遍下降较快，仅为上年增幅的4至5成：从新开工项目看，比上年下降了19.7％；从资金供给看，1-7月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为22.8％，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1个百分点，显示资金面趋紧。由此可见。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大量增加库存取得的，要实现全年经济目标，下阶段需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尤其是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着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以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二、下半年我区投资及消费需求增长趋势判断

(一)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据有关方面分析，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二季度GDP折年率上升2.4％，低于市场预期的2.6％和一季度的修正值3.7％，库存投资、消费者支出和贸易增长均出现减慢迹象。6月份OECD综合先行指数(LEI)显示，美国先行指数经过4个月的增长放缓后，出现了2009年2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表明经济复苏动力正在减弱，未来6个月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修订了自2007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本次衰退要比人们之前判断的还要严重，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加大。

在此国际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季度在达到近期增长高点11.9％之后，二季度同比增速回落了1.6个百分点。当然，去年基数比较高是其重要原因，此外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三季度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日报告，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7％，比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这是PMI指数连续3个月回落后的首度回升，并持续位于临界点50％以上，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总体仍呈现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展望下半年，预计我国经济将降中趋稳，随着新型战略产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诸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望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

(二)下半年我区投资与消费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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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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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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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分析(2012～2020年)目前中国经济正运行在以1978年为起点，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为终点的过程中，转轨进程的阶段性变化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任务、思路等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和风险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将在较长时期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而国内经济形势也更趋复杂，需求增长放缓、物价上涨、房地产调控与经济转型等短期与长期问题叠加。2011年末，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为2012年愈加复杂的经济形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这个总基调下，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围绕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这将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持。1．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以及“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背景下，中央政府适当调低了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这既考虑了客观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增长7%的中期目标逐步衔接。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预期目标。按照十七大报告勾勒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远景，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比2010年再翻一番，年均增长速度7．2%左右。

情景设定及其依据本文模拟了2012～2020年间基准情景、益贫式增长情景和危机情景中宏观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其中包含对通货膨胀、汇率、出口、政府支出等假设。在基准情景中，经济增长平稳，预期通货膨胀仍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2012年通胀率为4%，2012～2020年间通胀水平比较温和，在4%～5．5%之间波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影响，进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12年有所下滑，但在2013～2015年逐渐恢复至危机前水平，2015～2020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短期仍将大幅提升，2012～2013年为15%，2014～2016年为11%，2017～2020年降至与国民生产总值外生增长率相同水平;政府转移支付比例逐年增长，年均增长8%。益贫式增长情景假设了一些更有利于穷人福利水平提高的变动趋势，如通货膨胀率温和;对外贸易受到危机冲击很小能够并很快恢复上升的趋势;本币升值速度平稳，居民储蓄水平有所增加;财政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逐年提高，2012～2015年政府支出增长率高于基准情景2个百分点，2015～2020年间每年高1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率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2012～2020年每年高2个百分点。危机情景强调了目前金融危机下宏观调控政策的潜在变化，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挑战和风险。经济转轨进程中可能出现比基准情景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贸易摩擦升级，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降低;经济发展不稳定或缓慢将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2020年储蓄率比基准情景低6．8%);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基准情景的水平。情景模拟分析益贫式增长情景下模拟结果表明，2012～2015年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高1．6个百分点，2016～2020年高1．15个百分点，各组群的真实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状况均有所改善，其中，最低收入组家庭福利改善程度最大，为33．21%，与基准情景相比，2012～2015以及2016～2020年间财政赤字总额分别高出0．10%和0．04%，说明由于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加大，财政赤字有所增加;投资较之基准情景更高，年均高达21．23%和18．14%，说明虽然存在政府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社会总投资规模仍然大幅提高;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整体而言，益贫式增长情景下基本上达到了益贫式增长的目标。危机与风险情景下模拟结果(见表4)表明，2012～2015年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低1．4个百分点，2016～2020年低1．5个百分点，各组群的真实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状况均有所下降，其中，最低收入组家庭福利受冲击最大，降低31．22%，总福利水平比基准情景下降低72．58%，最高福利组受冲击程度最小。危机情景下，财政支出水平大幅上升，导致财政赤字情况急剧恶化;公共投资明显增加的同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非常明显，投资水平较之基准情景水平更低，偏离程度达－21．65%和－18.77%，消费水平也较基准情景大幅降低。整体而言，危机与风险情景下，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都遭受到重创，益贫式增长的目标无从实现，且政府的财政状况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通过模拟基准情景、益贫式增长情景和危机情景下宏观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贸易条件、汇率、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公共支出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与幅度对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影响巨大。为了更好地推动益贫式增长，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注意宏观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和穷人福利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加速益贫式增长的宏观政策调整思路提出三点建议。(1)在保持财政政策稳健性的同时，进一步推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本文的模拟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显著，但是与财政支出数额相比，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要低得多，症结在于支出结构与益贫式增长目标仍存在偏离。近期，国家在政策性住房体系、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资增幅很快，财政支出结构已逐步得到优化，但同时也要保证财政可持续性，虽然国家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超过20%，但近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已经大举发债，财政赤字扩大趋势将会继续。财政赤字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长期来看，稳健的财政政策才是益贫式增长的合理选择。(2)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升。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会挤压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不满情绪甚至会因此而加剧。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通常比较被动，在发达国家先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控制通胀难度更大，为规避这些负面影响，必须采取调整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工资水平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蔓延。(3)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本文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和穷人福利的冲击很大。事实上，当前外需大幅减少所引起的出口下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优化出口结构，特别是提高包括农产品、资源类产品附加值，以对外贸易带动技术革新才是贸易政策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

作者：刘畅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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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进出口贸易值与该国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即进出口商品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越大，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越大，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越紧密。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加快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为此，就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张迅速的是否合理的问

题，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和特征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进出口贸易额从2001年的5096.15亿美元到2006年的1.73万亿美元，2007年有望突破2万亿美元。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水涨船高，2001年为43.9％，2002年突破50％，2003年为60.3％，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更是接近70％，远远高于世界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从1820年到2003年，世界出口依存度从1%上升到20.8%，长期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贸易的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生产增长速度，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外贸依存度持续增长。依据国际统计经验表明，贸易依存度与一国经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即小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般高于大国，而大国的外贸依存度则表现出现对稳定性。而我国从2001年开始，外贸依存度每年都以接近或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攀升，使我国表现出小国的特征。（3）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巨大的出口贸易加强了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对外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这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市场的需要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大。

二、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的因素分析

解析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的原因，既要从宏观上，即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和国际环境上加以考虑；也要从微观上，即要考察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结构等具体的情况。因此，对我国外贸依存度不能简单地认为过高或者过低，关键是要分析影响外贸依存度背后的深刻因素，并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1.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相互信任程度增加，使对外贸易可预期收入信心增强，交易成本减少，世界贸易的的发展也迅速增长。1980年到2000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到达6.1％，世界平均贸易依存度从1980年的35.9％提高到2000年40.8％。这表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对外依存度都在不断的提高。显然，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和国际趋势的发展是一致的。

2.对外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我国自实行加工贸易政策以来，加工贸易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对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到2006年的8319亿美元，增长了333倍。同期，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5.7%提高到48.6%。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已达贸易方式，占据了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半壁江山，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但是，这种“大进大出”的贸易特点，即增值率底，多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需要进口，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差，与国内经济联系不紧密，无法真实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倘若剔出加工贸易相下的进出口部分，我国外贸依存度则将大大降低。

3.统计方法的影响。按照现行的外贸依存度计算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GDP构成的不同。一般来讲，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如果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外贸依存度就越低。而我国第三产业较为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的价格也相对低廉，一些本应计入GDP的服务业增加值无法获得统计数字。因此，我国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由此也是影响到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的重要原因。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我国农村中农民自产自销的商品价格往往被低估，有的也没有统计到GDP中。三是我国人民币的低估。我国是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我国计算外贸总额是以美元计量，而以人民币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再以人民币贬值后的美元汇率计算，这也将高估我国外贸依存度。

4.国家贸易政策。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型而不是需要拉动型，国内市场明显不足。因此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政策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越高，则其相对增长速度越快，反之，外贸依存度就越低。1979年到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速度为18％，尤其是2000年，我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7％，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

以上影响外贸依存度高低的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的导致了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有的夸大了贸易依存度，经过剔出一些不确定因素，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不断升高的趋势。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国同世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也同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对国际依赖的程度加深。

三、对策探讨

1.注重内外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扩大，这样促使了外贸依存度的不断升高。内需不足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加深。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降低外贸依存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大国的崛起必须正确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单纯的出口导向型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大国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发展经济的着眼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形成内外结合的发展战略，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2.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方式大多都是产品的初级加工，使得资源性产品和能源产品需求不断增加，这使我国对资源和能源的供应压力剧增。而且，企业核心技术开发能力不足，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产品，资源和能源浪费严重。因此，要不断调整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引导企业和投资转变以量取胜的观念，积极地创造和形成技术优势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大力发展对外服务贸易。国有企业应增加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是注重发展我国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二是注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商品化率。

3.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是指通过提供服务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比较落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运输、旅游、建筑、劳务输出等，而技术、知识、资金等方面相对滞后。而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可以扩展经济规模，从而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要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扭转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制定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

4.建立健全防范风险的机制。要加强对外贸易运行的监测力度，建立健全涉外经济的预测分析，扶持外向型企业建立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国家在经济参与到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政府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统筹能力，完善国内经济核算制度，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总量及其趋势，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保证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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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就在他的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计。这篇文献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用“余值法”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在模仿创新上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研发投资和自主创新，还可以激励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本文通过对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改进，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合研究结论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相关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收益，在于通过使创新者对其创新活动获得适当的回报，来激励能促进创新和经济长期增长的R&D。坎沃和埃文森（2003）直接验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了R&D支出。他们对32个国家在1981-199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模型估计，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占GDP的比例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罗默（1990）在经济增长中增加了R&D因素。这一被称作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沿袭了熊彼特（1934）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发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由此使经济在长期实践中保持了正的增长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

Kein E.Maskus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在1988年引用Brensztein等的实证结论，论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吸引外资的机会，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帕克（1999）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了一个包含四个方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方程是经济增长方程，即产出方程，它被定义为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函数。其它三个方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影响三个资本投资变量。结论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发达国家有显著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影响不显著。

古尔德和格拉本（1996）以95个国家1960-1988年期间的平均数据为样本，采用R-R指数验证了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汤普森和拉欣（1996）进行了类似的检验，他们发现，R-R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于是，他们考虑是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即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某一特定的发展水平，知识产权才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Yang Lei（2007）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南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并减少南方国家公司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提高了南方国家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南方国家能够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而吸收能力较弱的北方国家福利受损。

综上所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的特点。当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到某一特定值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才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从国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目前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多选取发达国家为样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很少；其次，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界，相对国外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经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鲜见实证分析，因此运用我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索洛余值法”为基础，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的技术进步作为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外的一项投入要素，估算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已知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tKαLβ，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其剩余部分索洛解释为技术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本文将知识产权导致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引入知识产权变量，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建立包含知识产权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为：

Y=At（N）KαLβIχ （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产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社会资本总量，L表示社会劳动力总量，I表示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N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之外的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α、β、χ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由此，得到线性计量模型：

lnY=lnAt+αlnK+βlnL+χlnI （2）

篇12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我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3.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珣.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与分析[J].战略与决策研究，2006（2）

2张麦花.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与前景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5（9）

篇13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本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我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3.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附加值高，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分析，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既优化了一国的产业结构，扩展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同时服务产品的出口又提升了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比较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重要任务，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量，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了，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珣.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与分析[J].战略与决策研究，2006（2）

2张麦花.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与前景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