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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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材进出口贸易量韩国是我国钢铁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既是我国钢材主要进口国,也是我国钢材主要出口国。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从韩国进口钢材349.5万吨,同比增长36.8%,占进口总量的31.8%;同期,我国出口韩国钢材963.8万吨,同比增长34.9%,占出口总量的14.7%;同期,我国对韩国钢材贸易顺差614.3万吨,同比增长52.9%。2010年以来,中韩钢材进出口量统计情况见图2。
2.主要进出口品种在我国从韩国的主要进口品种中,占比最大的是板材。2014年前三季度,板材、棒线材、角型钢、管材、铁道用材和其他钢材分别占钢材总进口量的91.4%、3.2%、2.3%、1.2%、0.001%和1.9%。在我国对韩国主要出口品种中,占比较大的是板材和棒线材。2014年前三季度,板材、棒线材、角型钢、管材、铁道用材和其他钢材分别占钢材总出口量的63.2%、22.4%、9.1%、3.1%、0.2%和2.1%。2010年以来,中韩钢材分品种进出口量及所占比例分别见图3—图6。
二、中韩自贸区对我国钢材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韩国进口商品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根据海关进口税则,对钢材产品的最惠国税率为3%~10%。出口关税方面,钢坯产品关税为25%;国家对于“两高一资”的低附加值产品,如长材中15个税号的棒线材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税率为15%。国家鼓励高附加值板材等品种的出口,其出口退税按照不同品种,主要在5%~13%,其中绝大部分热轧卷板无出口退税,部分冷轧卷板、冷轧合金钢、不锈钢等出口退税为13%。而对于韩国进口关税方面,其大部分的钢铁产品实行零关税,韩国主要征收关税产品为铸锻件等其他产品。对毛利率不同、产品同质性高的钢铁行业来说,进口关税税率的差距,可能成为影响钢铁企业在国际市场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
1.进口方面未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我国将取消钢材产品3%~10%的进口关税,镀层板带、冷轧板带、船板等高附加值、大量从韩国进口的产品将因撤销关税而受益,对于韩国钢铁产业出口形势和中长期出口增长有积极意义,但是对大规模促进韩对华出口和供求变化方面的效果不大。
2.出口方面2013年全年和2014年前三季度,韩国从中国净进口规模分别达到547.8万吨和614.3万吨,我国主要对韩国出口产品有热轧板带、棒材、线材和彩涂板带等品种。中韩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后,韩国将取消剩余钢铁产品进口关税,主要是铸锻件产品,而2013年从我国进口量仅为12.4万吨,中韩FAT对于我国钢材出口影响不大。
[中图分类号] F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0-0059-06
一、引 言
在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的今天,气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不再免费使用。将气候资源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对加剧气候变化的碳排放进行从量的购买交易,以补偿其对气候资源的消费;反过来,缓解影响气候变化的碳减排量也就具有了经济价值。鉴于气候资源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地球上任何地区进行碳减排或者碳排放的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缓解或加剧的影响也就有了替代性,其所带来的碳减排利益和碳排放责任也因此得到了国际上的一致认同。
但上述认同在统计数据上却是体现在生产侧而非消费侧。尽管“使用者付费”原则早已约定俗成,但其前提是在商品生产过程已将投入纳入到了商品价值体系,才能在商品出售后收回所投入的成本。而对于没有纳入到成本体系中的投入,价值补偿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对于气候这种特殊的公共资源而言,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到了经济系统。考虑到发达国家高达80%的对气候资源历史占用事实,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收费,以此补偿所占用的气候资源。而为了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国家确定了总的排放量并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本土的地区或企业。① 节约下来的排放额度可以出售给排放额度不足的地区或企业。由此形成了碳排放的交易市场。由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减排量具有替代性,因此拥有减排优势资源的机构寻求低成本的减排区域开展减排活动,并将减排量出售以获取经济利益,就成为国际上众多机构竞相采用的一种逐利行为。
发展中国家因其较低的历史占比,鉴于公平占用气候资源的国际原则,不应对气候资源的使用进行计费。但由此带来了一个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时,后者由于在出口产品生产环节未将温室气体排放计入成本,因而无法对气候资源的占用通过出口获利的形式得到补偿,由此产生了进口国向出口国泄露和转移碳排放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气候资源占用的责任指认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产生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过程中为发达国家补偿气候资源的事实无法得到公认的现象。
近年来,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能源消耗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些能源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国际贸易而消费的。2008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14,286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1,331亿美元,外贸顺差(出口减进口)高达2,955亿美元之巨。如此高的贸易顺差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出口商品生产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生产这些出口产品的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并且,即使是进口产品,也并非都是在国内进行了消费,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了为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上。每年高达2亿吨的石油净进口量、各种技术含量较高且价值不菲的技术装备的国际采购量、高达6亿吨的铁矿石进口量,其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在了生产出口产品的过程中。②这些均导致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跨国流动的不对等性。如果考虑到产业关联因素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问题,我国在贸易环节所付出的碳排放代价无疑是非常之高的;而如果考虑到气候资源的有偿性,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也是巨量的。
可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资源占用历史责任认定不同的情况下,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来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成效的国际协定,无疑忽略了巨大的国际商品贸易流所带来的气候影响。本文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贸易中的出口内涵碳及其波及效果进行了测算。并通过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上述数值变动进行了观测。结果表明,如果碳排放量纳入交易系统的话,那么,我国的很多产业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远不能补偿其在生产过程中对气候资源占用所付出的代价。由此说明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补贴他国气候资源的数量是巨大的。
二、文献综述
了解内涵碳的前提是要对内涵能源做出解释。所谓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从字面上看是商品本身所包含的能源消费,它是由该商品生产过程本身及其所有上游环节在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费的能源总量。每种能源均有较为固定的碳耗系数,据此可以测算出上述所有环节所排放的碳,即内涵碳(Embodied Carbon Emission)。对贸易产品中内涵碳的研究起因,是由于贸易全球化所产生的商品生产、排放与消费等环节在区位上的空间分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碳排放的责任问题。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所产生的碳转移和碳泄漏问题,许多学者(Schaeffer,1996[1],Machado,2001[2],Xie,2007[3])的研究指出:发达国家通过离岸制造业和产品进口来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从而把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形成了“碳泄漏”(Carbon Leakage)的事实。Ahmad(2003)[4]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碳密集产品(Carbon Intensive Production)不利于全球碳减排。Shui和Harriss(2006)[5]对1997年~2003年期间中美贸易的内涵碳问题的研究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生产的话,会导致美国的碳排放增加3%~6%;而中国因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到了当年总排放量的7%~14%。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Ahmad的观点。Kahrl和Roland-Holst(2009)[6]的研究同样符合上述观点。他们测算了中国出口内涵能源占当年能源总消费:2002年为21%,2004年为27%。考虑到中国能源结构中高达70%的煤炭能源,可以推测如此高比例的出口内涵能源所排放的内涵碳在全部碳排放中的比例,必然会高于内涵能源的比例。可见出口快速增长是驱动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就我国进口产品对他国气候补偿效应的研究方面。李众敏(2006)[7]的研究表明:2004年我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分别有23%和37%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这实际上相当于能源的再出口。如果考虑内涵能源的话,陈迎和潘家华(2008)的研究表明,2002年我国内涵能源出口4.1亿吨标煤,而进口却只有1.7亿吨标煤。内涵能源净出口高达2.4亿吨标煤之巨。到了2006年,这一数据跃升为6.3亿吨标煤。[8]
所有这些文献都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和内涵碳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并且还处速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说明生产这些出口产品所产生的内涵碳,如果将其计入气候资源补偿系统进行经济计量的话,我国在贸易环节为其他国家补偿了多少气候资源。
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内涵碳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效应。主要方法如下:首先,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我国24个行业的内涵碳进出口情况,结合2007年的碳市场交易情况,测算出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内涵碳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然后,根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计算相对于2007年进出口的贸易变动,通过产业波及效果的测算,考察了贸易变动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总产出的变动,由此估算进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其波动效果,动态地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变化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在气候补偿效应上的变化。
1. 中国进出口“内涵碳”的计算
理论上讲,进出口贸易中的内涵碳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C=■Ci=■Mi・θi (1)
这里:C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内涵碳总量,C=■Ci;M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价值量,该数值为海关统计量;θ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中包含的内涵碳,即碳耗系数。
计算碳耗系数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投入产出法”。该法的运用涉及到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前者是i部门直接投入到j部门的价值量 xij占j部门所有投入价值之和Xj的比重,即:aij=xij/Xj;(i,j=1,2,…,n)。所有a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A=
(aij)n×m,它反映了部门间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
完全消耗系数bij是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所有b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B和A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B+I=(I-A)-1 (2)
根据投入产出表,Xi=■xij,则总产出Xi构成向量X=(X1,X2,…Xn)T;最终使用(除出口)、净出口分别用Ci、NXi表示,C和NX表示对应的向量。向量之间存在如下等式关系:
AX+C+NX=X (3)
作变形,得等式:X=(I+B)(C+NX) (4)
且有:ΔX=(I+B)(ΔC+ΔNX) (5)
2. 数据处理说明
在具体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内涵碳时,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应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该年份第二产业下24个行业的内涵碳出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2008年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化。由于分行业GDP、分行业能源消费和海关进出口总额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这就涉及到分类归并的问题。本文尽量多地进行了归并,只有不能明确归属的商品在归并时予以舍弃,不予考察。虽然考察的行业没有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产业,但对问题的解释度不受影响。
(2)计算2007年各行业内涵碳排放总量时,利用该年总能源消费构成比例计算各自消费量,然后依据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碳排放总量。
表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年。
(3)估算2007年各行业贸易利润时,利用了我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完全一致,在归纳合并行业时,利润率取其平均值。计算数据将不可避免存在误差。
(4)估算2007年行业出口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对气候资源消费的计价方式,分保守值和上限值予以分别计算。保守值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8euro/tCO2e计算;上限值根据2007年欧洲期货市场的碳价格平均值17euro/tCO2e计算。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汇率均值:10.417。
(5)以2007年为基期,计算了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引起的总产出的变动。考虑到技术消耗系数在短期内的不变性,因此2008年的投入产出表利用2007年的技术系数测算而得。
(6)由于存在行业分类合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在表3的计算过程中,本文考虑了17个行业的出口贸易变动,其余行业变动值取0。并运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17个行业对所有行业内涵碳变动的波及效果。本文选取了26个行业的内涵碳变动予以考察。
(7)在计算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时,涉及到出口、进口两方面。我国进口内涵碳理论上应使用相应出口国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相较于发达国家,碳排放系数较高。但是本文在处理进口内涵碳时仍旧使用中国自身的碳排放系数:一方面,所有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家的碳排放系数的可得性缺乏;另一方面,若从“进口替代”的角度考虑,可以将其视为我国从国外进口相应产品为我国节约的内涵碳的消耗,从这一角度考虑,计算进口内涵碳时使用我国的碳排放系数具有合理性。
(8)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均以美元计,在换算为人民币时,本文采用了2007年和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分别取值为:7.521,5和6.945,1。
3. 计算结果分析
利用以上所述方法,计算结果汇总为表2和表3。
表2反映的是我国24个行业2007年的内涵碳出口情况,将各行业的年贸易利润额与各自出口的内涵碳所消费的气候资源在碳市场上两种价格进行比较,以便更深入更合理地探讨我国在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
出口内涵碳一栏反映了我国2007年国际贸易中各行业出口的内涵碳总量。正值表示该行业在国际贸易中无偿为进口国消费者所承担的碳排放量,也就是该行业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量。
由表2可观察到,从绝对值上看,24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高达亿吨以上,这证实了我国为国外消费者承担了巨大的碳排放的事实。这7个行业出口的内涵碳从高到低依次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都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处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链的上游环节。
年贸易出口利润达百亿元以上的行业有14个。其中有5个是以出口亿吨级以上的内涵碳为代价,另有8个行业的出口内涵碳也在千万吨级以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内涵碳出口量巨大,但利润却只有几亿元,反差强烈。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2个行业尽管不存在直接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妨碍这2个行业的内涵碳的出口。
将气候资源纳入经济系统,使碳减排具有了相应的经济价值。在考虑我国对外贸易时,就应将实际贸易利润与内涵碳排放的经济代价进行比较,以权衡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气候资源的补偿效应。在表2中,内涵碳出口在碳市场上的气候资源代价分为两栏,第一栏是以发改委对我国CDM项目的指导价最低限8euro/tCO2e计算,可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保守值;第二栏则根据2007年欧洲碳市场上期货均价17euro/tCO2e计算,将此计算结果定为上限值。
观察表2可以发现,在所有24个行业中,我国出口贸易中对他国的气候补偿效应,其保守值超过年贸易利润的行业就有13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注意到像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的行业,若碳市场上的碳价走势乐观,这些行业贸易的气候补偿效应就会变得非常之大。
以上研究的是2007年内涵碳出口情况,属于静态分析。表3则采用2009年的统计数据,将2007年和2008年结合起来,运用投入产出法考察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及该变动对其他行业的波及效果,属于动态分析。表3反映了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变动所引起的26个行业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情况,其余9个行业限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取值为0。
表3中,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一栏,正值表示2008年该行业的净出口贸易额比2007年有所增加,负值即相反;净出口变动对总产出的波及效果是指该行业净出口贸易变动对其所有关联行业的总产出变动影响。由此,净出口贸易额变动不仅带来了净出口内涵碳的变动,且通过影响国民经济总产出影响了总的碳排放量的变动,这也就是净出口内涵碳的产业波及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8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年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起2007年的汇率变动幅度较大,但贸易额变动是以人民币为单位计,所以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中存在汇率变动因素不可避免。
由表3可以看出,此处所考察的17个行业中,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动是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相比,贸易顺差共增加了1,095.84亿元。这与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额和顺差额持续大幅增加相一致。17个行业的净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所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中的26个行业的总产出变动以约10倍的数额增加,总的增加值为10,282.32亿元。相应地,2008年,这26个行业的净出口内涵碳也比2007年增加了16,759.13万吨。这部分增加的碳排放,如果考虑气候资源补偿效应的话,即使以最保守的价格8euro/tCO2e计算,对进口我国商品的国家的气候补偿价值高达13.4亿欧元;而以2008年碳价值的期货市场均价来算,气候补偿增加了28.5亿欧元。
可见,我国净出口内涵碳和内涵碳的变动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气候资源补偿效应非常可观的。从绝对值上看,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净出口内涵碳的波及效果最大,成为惟一上亿吨的行业,该行业也是表2中所反映的出口内涵碳最多的行业。其次,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业等都是净出口贸易其他行业的碳排放量的波及效果显著的行业,内涵碳的增加速度非常大,而这些行业均是高耗能行业。
四、结 论
从上述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出,无论是对静态出口内涵碳总量考察,还是对总量的动态变动情况考察,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出口中所获得的利益,与其为进口国所节约的气候资源占用额相比,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价格测算,都远远小于对气候资源的消费总量。从总体上看,2007年,按照保守值测算的结果,总体上我国出口的内涵碳对进口我国产品国家的气候资源的补偿额是出口获利的近2倍;而如果以当年碳市场均价来测算的话,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4倍以上。如果对气候资源进行计价的话,进口我国产品的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或泄漏的碳,其价值超过了我国出口产品获利的数倍。说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远不足以补偿该出口产品在生产环节对气候资源的
消费。
就2008年的净出口变动状况来看,2008年比上年净出口增加了1,096亿元,增加值非常可观,但如果考虑到由于增加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增加的投入所产生的对其它产业的波及效果的话,那么,该数值是净出口增加值的10倍以上。波及效果较大的产业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往往是一些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产业,这些产业不仅产业链长而产生的波及效果大,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入也较多地来源于进口。高达50%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和60%的铁矿石依存度,可以对此做出最具说服力的解释。而如果对进口我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并用于本国碳减排的话,我国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国家的碳补偿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剧。
[注释]
[1] Schaeffer R,de Sa A.The embodiment of carbon associated with Brazilian imports and exports[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
ment,1996(37):955-960.
[2] Machado G,Schaeffer R et al.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Brazil:An input-output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9):409-424.
[3] Xie Laihui,Chen Ying. Research progress in 'carbon leakage'[J]. Advance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2007,3(4): 214-219.
[4] Nadim Ahmad. A framework for estimat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oods[J]. http://省略 2003.
[5] Bin, Shui and Harriss, Robert C., The 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J]. Energy Policy, 2006, 34(18): 4063-4068.
[6] Kahrl, F. and Roland-Holst, D.,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s Energy Economy[J]. Energy, 2009,34(7):894-903.
[7] 李众敏, 何帆. 中国能源进口与再出口分析 [R].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http://old.省略.cn/web/20060929/
zgnyjkyzckfx.pdf. 2006-09-03.
[8] 陈 迎, 潘家华, 谢来辉. 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8,43(7): 11-25.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Embodied Carbon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on Other Countries' Climate Resources
Kong Lingcheng1,Xie Jiqing2,Qian Jing1
(1.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Sci. & Tech of East China,Shanghai 200237,China ;
隐含碳排放(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是指某种产品在整个生产链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是指在生产出口产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在中国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张晓平(2009)的计算表明,2000-2006年中国每年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Yan和Yang(2010)认为,1997-2007年中国每年碳排放的10.03%-26.54%是在生产出口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为了分析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原因,本文在投入产出法的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模型来研究2006-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便为相关部门制定减排对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计算方法描述
根据全国投入产出的平衡关系,可以建立能反映各行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使用情况的投入产出模型:
(1)
其中,x为各行业总产品向量,y为最终产品向量,为直接消耗系数或技术系数矩阵,表示行业j生产单位产品直接消耗行业的产品数量。
假设,则有:
(2)
其中,I为单位矩阵,为里昂惕夫逆矩阵或完全(包括直接和间接)需求系数矩阵。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除有直接消耗外,还有间接消耗。完全消耗系数B表示行业j生产单位产品直接和间接消耗行业i的产品数量,具体矩阵为:
(3)
大部分现有研究采用的里昂惕夫逆矩阵为,没有将中间投入区分为本国产品或是进口产品,这会高估中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本文在参考Sanchez-Choliz 和Duarte(2004)的基础上,修正了里昂惕夫逆矩阵,即变换为,计算了除去进口中间产品后的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
行业i的直接碳排放量Ci的公式参考《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具体为:
(4)
其中,Ci为行业i的直接碳排放量,单位为万t。为行业i消耗能源e的标煤量,单位为万t标准煤,这里所用的单位转换是:1kg煤当量=29.3MJ,1亿立方米天然气=13.3万t标准煤。λe为能源e的碳排放系数,单位是kg/TJ,如表1所示。
行业i的直接碳排放量Ci除以增加值xi,就得到该行业的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具体为:
(5)
行业j的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Ci乘以其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ij,就得到该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矩阵,具体为:
(6)
设zj为行业j的出口贸易额,则行业j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为:
(7)
设z为当年中国货物贸易总出口额,为出口结构矩阵,表示j行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则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为:
(8)
由公式(8)可知,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3个: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vj、行业出口结构、总出口额z。根据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可表达为:
其中,“0”表示基期,“t”表示比较期。I为强度效应(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R为结构效应(出口份额的影响),S为规模效应(出口总额的影响)。I/C、R/C、S/C分别为这三个效应的贡献率。
二、数据来源及行业合并
鉴于2010年能源数据尚未更新,本文研究的年份为2006-2009年。投入产出数据来自OECD2009年版本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它提供了最新的200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出口贸易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国别贸易报告》,各行业消耗的能源总量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农、林、牧、渔、水利业增加值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工业行业增加值2006年和2007年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2008年和2009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分大类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计算得来。
为了使计算时所需的各行业数据相匹配,本文将《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的“出口商品分类章”、《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能源消费量”和“OECD行业分类国内流量表”合并为15个行业,并用合并后的行业简称表示。它们分别是:(1)农、林、牧、渔、水利业;(2)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3)采掘业;(4)纺织、服装和皮革业;(5)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6)杂项制品业;(7)造纸、纸制品、印刷、出版业;(8)化学及其相关工业;(9)橡胶、塑料制品业;(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1)贱金属及其制品业;(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业;(14)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5)其他行业。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公式(7)输入相关数据得到2006-2009年各个行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对每年所有行业的碳排量进行加总得到当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计算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从2006年的 234192.53万t减少至2009年的180900.56万t。
利用公式(9)-(12)输入相关数据得到强度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的贡献值。
由表2可知,强度效应最大,其贡献值为-62447.97万t,贡献率为112.33%。这说明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各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使得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减少了62447.97万t。利用公式(6)输入相关数据得到中国出口行业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各行业平均碳排放强度从2006年的2.852万t/亿元下降到2009年的2.086万t/亿元。
其次是规模效应,贡献值为9156万t,贡献率为-16.47%。中国各行业出口总额从2006年的77594.59亿元升至2009年的82029.69亿元,这使得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了9156万t。但由于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总效应为-55592.94万t,因此贡献率为负值。
最后是结构效应,贡献值为-2300.97万t,贡献率为4.14%。说明出口结构的改善减少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利用计算得到行业出口结构,结果表明:2006-2009年,完全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和皮革业出口额所占比重从18.6%下降到17.7%,贱金属及其制品业从8.8%下降到6.4%,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从1.0%下降到0.8%;而碳排放强度较低的行业如农、林、牧、渔、水利业出口额所占比重从1.7%上升到1.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4.0%上升到5.0%。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LMDI法将2006-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强度、结构、规模三种效应。结论是:强度效应贡献率最大,说明各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是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贡献率较小,但仍说明出口结构的改善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规模效应贡献率为负值,说明虽然出口额的增长使得碳排放增加,但由于强度和结构效应,最后总的碳排放减少。以上研究表明,中国要减少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必须从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适度减小出口规模、改善出口结构这三方面做起,而后两者可以进行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 张晓平.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CO2排放区位转移分析[J].地理学报,2009, (2), 234-242.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3-0066-08
引言
近年来,中国迅速扩大的能源消费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8》,2007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8.634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7.7%。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到2010年后不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和官员指出,中国领土内消耗的能源和中国实际消费的能源并不一致。由于中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并利用这些能源生产和加工出口产品,许多能源最终又以产品的形式出口到国外。因此,从最终消费角度来说,中国实际消费的能源并没有那么多。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有约1/4是由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造成的。
因此,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成为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当产品出口时,实际上也在间接出口这些产品中的隐含能。为了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寻找缓解中国能源压力的方法,我们不仅要知道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含量,还需要研究影响出口贸易中隐含能变化的因素。
一、文献综述
分解分析是研究影响能源消费和其环境副作用的机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理论背景是比较静态分析,即把所分析对象的变动分解成几个基本因素的变动,从而清晰地追溯到分析对象变动的根源及各基本因素对分析对象变动的影响程度(张华初,2008)。在1995年之前,分解分析的方法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所有的分解方法都遗留了一个残差项。此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寻求各种完全分解技术(Ang,et al,1997;Ang,et al,1998;Sun,1998;Chung,et al,2001;Albrec,et al,2002)。很难说哪种完全分解方法更好,但是由于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I(Log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 I,LMDI I)的公式相对简单,便于使用,因此近年来LMDI I的应用更为广泛一些。
根据利用的数据不同,分解分析可以分为两类:指标分解分析(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和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其中,SDA需要利用投入产出表,而IDA只是利用部门水平的综合数据,后者目前更为流行,因为其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强,并且容易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跨国的比较研究。但是,SDA可以区别一系列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也可以分析间接需求效应,而在IDA框架下则不能。
许多学者利用因素分解分析技术对中国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强度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Sinton,et al,1994; Lin,et al,1995;Garbaccio,et al,1999;Zhang,2003;FisherVanden,et al,2003;Ma,et al,2008)。大多数研究都发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规模变化和技术变化,且规模变化增加能源消费,而技术变化则相反。但对结构变化的作用则存在分歧。许多研究发现结构变化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的作用很小,但Garbaccio等(1999)发现,结构变化增加了中国的能源强度。FisherVanden等(2003)、Ma 等(2008)也有类似的发现。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利用IDA方法对中国的能源消费进行了不少分解分析(吴巧生 等,2006;齐志新 等,2006;师博,2007)。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主要是各产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结果。梁进社等(2007)基于SDA,将1990―1995、1997―2002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分解为中间需求效应、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和最终需求是影响能源消费的基础因素,技术效应是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中间需求效应其实是技术效应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未分解出结构效应。
从文献研究可以看出,规模效应是导致能源消费增加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应是降低能源消费的主要动力,结构效应的作用还不明显。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分析中主要是利用IDA方法,利用SDA方法较少,因此,对降低能源消费的技术效应缺乏详细分析,对于溢出效应的分析不足。另外,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费,对于出口贸易中隐含的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的独立分解分析还比较少。因此,本文针对出口贸易中隐含能的变化,利用SDA方法将其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特别是对技术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将其分解为能源利用技术效应和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并分析这些因素变化对于出口隐含能变化的贡献,从而为中国从外贸的角度缓解能源压力提供政策依据和指导。
二、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出口贸易中隐含能的结构分解方法
(三)数据来源和处理
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综合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的目标,我们选取1992―1997年和1997―2002年这两个时段来分解中国出口贸易品中隐含能的变化。因此,首先需要利用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来分别计算这些年的出口隐含能。
由于投入产出表都是按当年生产者价格计算,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必须将现价投入产出表转化为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已于1998年编制了中国1981年、1983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六张以1990年现价为基准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因此,利用现成的1992年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并将1997年和2002年的现价投入产出表转换成以1990年现价为基准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
参考李强等(1998)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方法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首先计算1997年和2002年各部门相对于1990年的价格缩减指数。农业部门、建筑业部门和运输邮电业部门分别利用“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指数”、“建筑业价格指数”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增加值指数,结合1990年这些部门各自的总产值,推算出1997年(2002年)农业、建筑业和运输邮电业的可比价产值,然后分别将这些部门1997年(2002年)的现价产值与可比价产值相比,计算出农业、建筑业和邮电运输业的价格缩减指数。工业部门是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1990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为100,分别计算1997年(2002年)各工业细分行业可比价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作为该部门的价格缩减指数。商业饮食业部门和其他社会服务业部门则分别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其价格缩减指数。
其次,利用各部门的价格缩减指数对应的去除投入产出表产品部门的各行,从而得到各部门可比价的产出分配和总产出。由于各部门的总产出等于总投入,可以利用各部门的总投入(总产出)减去相应的中间投入得到各部门的可比价增加值,从而得到1997年和2002年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
关于分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受到能源消费的部门分类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限制,将各投入产出表和能源分类的部门各自按类合并成27个部门(见表1)。各年分部门的出口贸易的数据直接取各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出口数据。
三、结果和讨论
(一) 出口隐含能变化分解分析
在计算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基础上,对1992―1997年和1997―2002年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变化进行分解,得到的结果如图1所示。
1992―1997年,中国出口隐含能增加了18255.4万吨标准煤。其中由于出口规模增加导致的出口隐含能增加量为15260.85万吨标准煤,出口规模效应成为影响出口隐含能增加的主要因素。虽然一般来说,技术效应是减少出口隐含能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92―1997年间,技术效应对中国隐含能出口的作用是正向的,即由于技术效应的作用,1997年的出口隐含能相比于1992年有所增加,且增加了691.53万吨标准煤。而在这一时期,出口结构变化对于出口贸易中隐含能的变化影响很小,但是也增加了1997年的隐含能出口。
1997―2002年的变化与1992―1997年间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1997―2002年,中国出口隐含能增加了8122.74万吨标准煤,远小于1997年相对于1992年的增量。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技术效应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技术因素的变化使得2002年的出口隐含能比1997年减少了17958.9万吨标准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导致出口隐含能增加31545.42万吨标准煤,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隐含能出口减少量。而在1997―2002年间,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减少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其作用使出口隐含能减少5464.76万吨标准煤,虽然缓解了一部分由出口规模效应带来的隐含能出口的上升,但是没能改变中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隐含能上升的态势。
结合来看,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变化是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和生产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贸易中隐含能上升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出口隐含能的主要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效应一定有利于减少隐含能的出口,因为技术效应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效应。相较于前两者,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能的变化的作用较小,且作用的方向并不明显。
(二)各部门出口隐含能变化分解分析
1992―199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能变化分解注:图中横坐标对应于表1中的部门序号,下同。
1992―1997年各部门隐含能出口变化分解可以由图2表示。1992―1997年间,大部分部门的出口隐含能都有所增加,增加量最大的部门是化学工业,增加了3521.85万吨标准煤,其中规模效应使其增加1901.88万吨标准煤,结构效应则增加388.83万吨标准煤,技术效应也使其隐含能出口增加了1231.145万吨标准煤。各部门的规模效应均导致本部门隐含能的出口量增加,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差异较大。有16个部门的出口隐含能因技术效应而增加,正向技术效应较大的部门包括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这意味着这些部门1997年单位产值的完全能耗相较于1992年都有所增加,技术效应在这一时期对大多数部门来说不利于其减少隐含能出口。与此同时,15个部门的结构效应为负,而11个部门的结构效应为正(由于1997年建筑业没有出口,因此没有分解,图2中此处断开)。结构效应为正的部门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商业饮食业等,这意味着这些部门的出口比重在1997年有所上升。
1997―2002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能变化分解
1997―2002年各部门隐含能出口变化分解可以由图3表示(由于1997―2002年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没有出口,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分解,图中此处断开)。这一时期,不同部门的隐含能出口变化有正有负,9个部门的出口隐含能减少,17个部门的出口隐含能增加。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隐含能出口减少量最大,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隐含能出口增加量最大。这期间,技术进步非常明显,几乎所有部门的技术效应都为负,导致隐含能出口减少。而规模效应依然为正。结构效应的影响在不同部门有较大的差异。总的来说,在1997―2002年间,由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不同,且有很大一部分会相互抵消,因此,各部门的总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效应的影响,结构效应为正的部门,该部门的隐含能出口变化也主要为正。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正朝着以电子机械工业为主转变,因此,这些部门的结构效应为正,而这些部门的出口隐含能也有明显增加。
(三)技术效应分解分析
对技术效应再分解,得到的结果如图4、图5所示。
从图4可见,1992―1997年,能源技术效应对于大部分部门都是正向作用。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对各部门的影响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对于各部门隐含能出口变化的影响较小,且部门差别不大。1992―1997年间,技术效应导致出口隐含能增加3686.08万吨标准煤,其中能源利用技术效应导致出口隐含能增加6383.16万吨标准煤,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导致出口隐含能减少2627.78万吨标准煤。因此,在1992―1997年间,能源利用技术变化增加了1997年的隐含能出口,而中间投入需求的变化有助于减少1997年隐含能的出口。
1997―2002年各部门技术效应的分解如图5所示。1997―2002年,各部门能源利用技术效应的作用均为负,且对各部门总的技术效应的贡献很大,对于减少各部门隐含能出口有很大作用。这一时期,各部门的中间投入技术效应有正有负,但是对隐含能出口的影响都比较小。1997―2002年技术效应导致出口隐含能减少17957.92万吨标准煤,其中能源利用技术效应使得出口隐含能减少15663.65万吨标准煤,而中间投入技术效应的影响使出口隐含能减少2294.27万吨标准煤。因此,1997―2002年间,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的提高是导致出口隐含能减少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1992―1997年的技术效应分解还是1997―2002年的技术效应分解,可以发现,由于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在各部门间的影响相对平稳,能源利用技术效应对于总技术效应具有主导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对中国1992―1997年和1997―2002年间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变化进行了影响因素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992―1997年和1997―2002年隐含能出口都是增加的。出口隐含能的变化主要归因于三方面的影响,即出口规模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从总体上来讲,出口规模扩大是导致中国隐含能出口增加的主导因素,而技术进步效应是减少出口贸易品中隐含能含量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1997―2002年间,技术效应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但是技术效应并不必然是减少隐含能出口的,如1992―1997年的技术效应为正,因此有必要对技术变化进行引导,使其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而出口结构效应虽然对隐含能出口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也经历了从增加隐含能出口到降低隐含能出口的变化。
在部门层面,不同部门的隐含能出口变化有正有负,1992―1997年大部分部门的出口隐含能都有所增加,而1997―2002年则出现了较大分化。这主要是因为出口规模的扩大导致各部门的隐含能出口增加,但是在两段时期内,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在1992―1997年间,主要的能源部门的技术效应为正,而技术效应为负的部门其作用强度也不大,从而不利于这些部门隐含能出口的减少。但是,这一情况在1997―2002年间有了很大改变,这一期间各部门的技术效应得到了改进,有利于减少隐含能出口。这主要是因为在1997―2002年间,各部门的能源利用技术效应得到了大幅提高。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对于总的技术效应也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在1992―1997年间。但是由于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在各部门间的影响相对平稳,因此,能源利用技术效应主导了各部门技术效应的方向。
虽然目前出口结构效应对于隐含能出口变化的影响还比较小,但是其在减少隐含能出口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特别是在1997―2002年间,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对于减少隐含能出口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出口规模上升的情况下,必须在出口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方面着力于减少隐含能的出口和降低国内的能源消耗。
从部门水平来说,各部门的出口结构效应是此消彼长的,既有出口结构效应为负的部门,也必然有出口结构效应为正的部门。因此,从出口结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提高低能耗部门、高附加值部门的出口比重,减少高能耗部门的出口比重;另一方面,对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门,要着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
从单个行业来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特别是高能耗部门和出口比重大的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提高各部门技术效应的主要方式。由于存在中间投入技术效应,并且它对于各部门全面的技术进步影响很大,因此,需要针对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全面提高各部门的中间投入效率,即尽可能地减少各部门为获得单位产出而投入的中间物质和产品。节约能源固然重要,但是节约其他物质或者中间投入也很重要,这对于中间投入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在全社会推进“减物质化”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替代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消耗,即通过技术、组织、管理和服务等的进步和深化,使得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利用,并通过服务消费替代物质消费,从而减少生产和生活中的物质损耗、废气以及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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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Analysis of Embodied Energy Change
in Exports of China: Based on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CHEN Hongmi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王菲(1983-),女,宁夏青铜峡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实务研究;李娟(1983-),女,山东德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4;F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4-0061-05
收稿日期:201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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