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特征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保险经营特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1.许飞琼，我国的农业灾害损失与农业政策保险，《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8-12

2.王延辉、赵仕平，新疆农业保险市场调查报告，《保险研究》，2002年第5期：-54-58

3.丁少群，小规模家庭农场如何应付风险，载《庹国柱、李军：国外农业保险：实践、研究和法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7-38

篇2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农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继续缩减为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我国农业保险远未发挥其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作用。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1.许飞琼，我国的农业灾害损失与农业政策保险，《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8-12

篇3

国外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和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农业保险的立法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如农业保险发达的美国，1938年就颁发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1980年又修订了《农作物保险法》，1994年又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2000年又出台了《农业风险保护法》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办主体等明确规定。

(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也体现出了强制性特征，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对达不到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自愿保险。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强制，如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就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等得到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上的强制性。

(三)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适度参与。世界大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相关行政费用。美国保费补贴按照险种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费用，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的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据费率不同而有差异，费率高，补贴比例也高，政府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并承担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全部费用和农业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二是提供再保险支持。农业风险的特点决定农业保险风险具有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农业保险相对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再保险组织对农业保险进行分保。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就行使政府职能，专注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

(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实行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省两级农作物保险局；法国设立农业相互保险集团；日本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菲律宾设立农作物保险公司；美国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他们或者指导农业保险经营，或者参与农业保险经营，或者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

二、国内农业保险实践的启示

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做法虽有不少共同点，但更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组织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因而构不成农业保险是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理论上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在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经营农业保险情况进行比较，充分证明了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缺少政府支持，即使经营管理水平再高的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困境也在所难免。

(二)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划分应考虑到国家需要。

农业保险实践中，各地结合自己的财政实力、农业特色、发展农业保险的目标，以及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确定了不同的险种作为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地方性特征明显、稳定性差，不利于该业务的长期运作。具有明显地方性特征的保险业务与国家政策性业务不可能完全吻合。目前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均由一个保险公司经营，即使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会削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

篇4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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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060-03

收稿日期:2010-02-18

作者简介:刘婷婷(1985-),女,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证券市场与投资研究。

一、小额保险及其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低收入人群一般得不到商业保险公司或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关注和覆盖。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难以了解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那些地处边远的农村人口的保险需求。同时,由于保险营销和理赔成本较高等方面的原因,传统商业保险的保费水平往往令低收入群体难以接受。基于此,低收入群体的保险需求在现实中往往被忽视。但是低收入人群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其他人群是类似的。对于他们来说,微小的风险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2007年,中西部农村81%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4 000元,不足3 000元的占到了69%。45%的人最担心家庭成员遭受意外事故55.2%的农民没有购买保险是因为价格高,12.4%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产品。小额保险是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险服务的一类保险。它是一种成本、期限、承包范围和供应机制等方面适用于低收入人群的风险分担性产品。

(一)小额保险的含义

对于小额保险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国际上关于小额保险的权威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小额保险是依照公认的保险惯例来运营的,是由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险。二是根据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的界定,小额保险主要是面向低收入人群,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小额保费,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从小额保险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小额保险主要包含两大要素:

1.符合基本的保险原理。小额保险同传统的保险一样,也遵循大数法则等保险原理,通过收集的保费对其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从而转嫁和分散低收入人群的风险。

2.符合低收入人群。小额保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承保风险主要是危及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意外等风险,能够适应低收入人群的风险特征和需求,长期以来,低收入人群一直被商业保险机构所忽略,被排除在商业保险之外。小额保险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二)小额保险的特征

小额保险产生于传统保险之后,是传统保险的衍生物,它必然具有传统保险的一些特征,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将风险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分散风险方法,使承保人获得保障,通过定期收取保费、达到规定的标准给付保险金的形式办理。由于发展小额保险的宗旨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规避某些特定风险。因此,与传统保险相比小额保险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1.价格低廉。小额保险服务低收入人群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收取较低的保费。保险赔偿和支付的水平较低,仅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标准。与传统保险相比,价格低廉是小额保险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2.针对特定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小额保险更关注保障型业务。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危及农民生产和基本生活稳定的疾病、寿命、意外等风险。小额保险将保险标的定位于低收入人群发生概率较高的风险,而且是一旦发生将会给予低收入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风险。

3.产品简单易懂。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保险意识淡薄,让他们了解并去购买一个条款复杂的保险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只需要知道,需要多少钱,怎样付钱,能够让他们得到何种保障。因此,小额保险产品的简单易懂性符合低收入人群的要求。

4.流程相对简单。流程简单既是由小额保险客户群的特征决定,也是开办小额保险的保险机构降低成本的需要。保险公司简化展业,承保,收费和理赔过程,使小额保险易于销售,易于管理,同时可以提升运营效率,减少公司费用成本和稳性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保费。

二、国际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

据CGAP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二十余种小额保险产品,累计受众已经超过亿人次,成为继小额信贷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表1列举了部分在目标客户选择、承保风险、保险产品展业运作等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小额保险项目。

现阶段世界上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等。但是,从上表中看小额保险的推行并无固定的模式,不同类型机构的经营模式及小额保险产品种类或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合作―模式

在合作―模式中,合作伙伴通常是指保险机构,人与合作伙伴之间并没有股权联系,双方只是按照合约建立拓展小额保险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模式中,保险机构借鉴微型金融机构联保贷款的运作机制,主要通过小组保单的形式为众多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保险服务。例如:加纳的CARE和印度的ASA。

在合作―模式下,保险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限于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客户提供基本的、与人的主营业务相关的小额保险产品。例如:贷款信用保险和人寿保险。而对于一些相对复杂的、对低收入市场有着强烈需求的保险产品实行该种合作模式的机构并不多。如:健康保险、储蓄寿险。

(二)独立经营模式

采用独立经营模式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微型金融机构和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

1.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现阶段独立经营小额保险的微型金融机构主要是一些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实力较强、拥有客户数量较多的机构。其经营特点,一是为客户提供的小额保险通常与具体的存款或贷款业务挂钩,是一种附带提供的金融服务。二是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具有强制性。例如,孟加拉乡村银行。

2.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主要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单一的保险服务,具体的小额保险产品包括健康保险、人寿保险记忆意外伤害保险等。对小额保险机构提供的保险服务或产品,客户可自愿选择购买,不具有强制性。

由于各地区的差异小额保险的两种经营模式适应于不同的情况,但是,二者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如表2所示):

三、中国小额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从国外小额保险经营发展的实践来看,小额保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各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阶段及制度环境的不同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小额保险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制度还不健全,小额保险经营模式如何选择至关重要,其模式的选择应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

首先,在开发小额保险的初期,可采用合作―模式。在中国,不仅小额保险发展滞后,而且小额信贷也发展缓慢,这与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对称,大部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仍然没能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由于微型金融发展的整体滞后,中国目前尚缺乏像孟加拉乡村银行或印度的SEWA银行那样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较大的微型金融机构,也没有专营小额保险的机构,实行独立经营模式在现阶段并不适宜。

其次,小额保险应当而且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多方参与、共赢的事业。鉴于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群体的脆弱性,单凭微型金融机构或专营小额保险机构自身的努力,小额保险很难获得较快发展。小额保险半商业化和半公益性的特征决定了小额保险不论实行何种经营模式,都有必要建立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主流商业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赠者等广泛参与的小额保险合作伙伴关系(如表3)。以促进小额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组织机构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缺点,多方参与小额保险合作关系,可以多方互补,共同促进小额保险的发展,达到多方共赢。客户可以获得适度的保障以防止现有水平的恶化。政府可以通过小额保险补充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险体系。保险公司则可以通过这项业务培养潜在的客户,扩大市场影响。

四、中国开展小额保险的经验借鉴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100多个最穷的国家的低收入人群中,只有约3%的低收入人口参加了正式的小额保险。在中国,小额保险的概念刚刚引入,小额保险的运作方式,盈利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小额保险以后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小额保险的宣传力度。现阶段小额保险发展缓慢一定程度上与穷人的保险意识薄弱有关,应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险知识教育,增进他们对小额保险的理解。首先,政府应该提升对小额保险的认识。大力发展小额保险不仅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水平有积极的作用,还为推动小额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要改变保险公司对小额保险的认识。让保险公司摒弃旧的观念,加大发展小额保险的各项投入。

2.提供保费补贴,促进小额保险发展。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小额保险的发展。运用税收杠杆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有关保险销售渠道重视发展小额保险。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的产品,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财政专项补贴或税收优惠。比如:减免小额保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例如,菲律宾政府通过税收减免了特定小额保险项目上的营业税,而且降低了农村保险营销人员的税负很好地促进了小额保险网络的拓展。政府的适度支持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和低收入家庭投保的积极性、降低开展小额保险业务的相关机构的经营成本。

(二)加强产品开发与创新

从需求群体看,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对小额保险的需求存在着两大特殊性:一方面,小额保险需求的差异性很大,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各个地域可能遭受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各不相同,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这就为产品的设计造成了较大的难度。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发展小额保险,加强小额保险产品创新。另一方面,小额保险是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业务,这决定了该产品的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很高,客户对价格相当敏感,一个较小的价格变动将会导致相当多的客户决定是否购买保险。因此,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应根据当地收入层次的划分情况 以风险保障型产品为主开发适应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小额保险产品。

(三)规范小额保险市场制度

小额保险市场是一个特殊的保险市场。小额保险客户大都缺乏保险意识和保险知识,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而对于保险人来说,一方面,要加快理赔速度,巩固小额保险市场,又要控制较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还要面对较高的教育成本和经营成本。因此,在大力推进小额保险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小额保险市场制度。比如:小额保险的准入要求、市场管理制度、偿付能力的要求、独立的小额保险产品和服务能力的要求等。以规范小额保险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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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巧勤.保险公司经营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许兵,王赛花.影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城乡经济因素对比分析:下[J].统计与决策,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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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形式通常有几种类型：就业务经营种类上看，一是人身保险公司，在办理人寿保险与年金保险以外，也办理健康保险业务；二是财产及责任保险公司，在办理财产及责任保险的同时，也提供健康保险服务；三是专门的健康及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专门办理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从组织形式上看，按所有权的形式不同分为营利性的股份有限保险公司和非营利性的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健康保险协会等。以上形式共同存在，不断发展，功能上互相补充，从而形成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健康保险经营形式体系。

（一）由人寿保险或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的形式

1.附加寿险（产险）形式。即将健康保险业务附加于寿险或产险业务上进行经营的形式。这种经营形式的优势在于：经营初期成本较低，可以有效地利用保险公司的共享资源，如营销网络、管理人员、技术开发数据等。其不足为：此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将健康保险定位在寿险或产险的辅助和从属地位上，而寿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和经营规律都与健康保险业务完全不同（见表1），产险业务的保险标的性质与法规适用也不同于健康保险，因此，两种业务经营理念上的冲突和矛盾将不利于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和管理，且由于业务的开展要分拆到寿险（产险）公司的各职能部门，有关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因此，业务规模难以扩大，质量不易控制。

2.保险公司事业部形式。即保险公司设立专门的健康保险部来经营健康保险的形式。健康保险事业部一般充分享有产品的开发权、业务拓展权、市场推动权和利益分配权，与公司的其他部门形成相互、单独核算的关系，构成公司相对独立的业务体系，是公司健康保险的实际经营者和管理者。其优势在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充分照顾到健康保险的特点以进行专业化经营，有利于产品的设计、开发、推广和风险控制，以及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指导，从而有助于业务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实现。同时，又可以共享保险公司的资源如销售网络、技术优势等。其不足为：健康保险的推广需要其他职能部门如营销部门、客户服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因此，业务的开展会受制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投入规模，不利于业务规模的最大化，且与公司其他业务的冲突会降低健康保险的经营效率。

3.保险公司子公司形式。即保险公司以设立子公司的形式来专门经营健康保险。其优势为：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当独立的组织体系，且实行内部的子公司化管理，因此，能够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同时，可以充分共享保险公司的现有资源；子公司在设立上前期投入较小，一般无需另行申报、获取执照，业务的开展可迅速达成。其不足表现在：子公司的组建需要一定的技术、人才、资金条件，有一定难度，同时，需要与母公司协调关系，因此在经营观念上存在矛盾。

（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形式

由保险公司专门进行健康保险经营的形式的优势在于：经营者的积极性较高，可以使公司专心围绕健康保险业务进行经营决策，彻底改变健康保险业务依附、从属于寿险或产险业务的状况，充分实现健康险业务的专业化经营，容易扩大业务规模，提高业务经营质量。而劣势在于：无法分享其他保险公司的资源，筹建成本较高，且经营初期成本较大。依所有权形式的不同，健康保险公司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等组织形式。

依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建立的健康保险公司，其优势在于：其一，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并且由于同业竞争激烈，更能开发新险种，并采用相适应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其二，容易筹集巨额资金。健康保险公司业务的拓展是以偿付能力即自有资本为基础的，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资本来源以支撑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三，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规模经营，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且能够通过上市进一步实行风险的转移和分散，符合健康保险的经营需要。其四，资金实力雄厚，便于网罗和培养人才，满足健康保险经营的技术需要，如产品设计、风险选择、分保安排、赔款处理等。其五，采取确定保费制，使投保人保费负担确定，符合现代保险的特征和投保人的需要，为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其劣势在于：其一，业务经营的利润压力大，因此，容易导致公司经营的短视和短期行为，加大经营风险。其二，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在承保限制上较多，不利于保护投保人利益。其三，不利于防范和控制道德风险。健康险是道德风险频发的业务，据美国GAO的报告，健康保险赔付金额的10％是保险欺诈，而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估计这一比例至少为30％。

依相互保险公司形式建立的健康保险公司，其优势在于：其一，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同时为保险人，社员的利益也即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有效避免保险中保险人的不当经营和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比较适用于健康保险这种道德风险较大的业务。其二，保险费内不包括预期利润，所有资产和盈余皆用于被保险人的福利和保障，保险成本相对较低，保险费低廉，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们寻求健康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其三，投保人可以参与公司盈余部分的分配，有利于鼓励投保人关心保险经营。其四，由于社员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因此公司较为注重长远利益，不易出现短期行为。其劣势在于：其一，资金筹集不易，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有限。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常处于不利地位。其二，保费采用课赋制，如遇经营不善，无法获得足额的赔偿。

（三）合作性质的健康保险组织

依合作社的形式建立的健康保险组织，一般表现为生产者合作社，即由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人员组织起来，为大众提供医疗与健康保险服务。如美国的蓝十字、蓝盾和健康维护组织。其建立可采取多种形式，如社区团体组织发起，由参保成员选出代表，组成理事会进行管理，自办医院，雇佣医生；由医疗保险公司组织发起；由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医生或医院发起和管理。由于保险人直接介入医疗服务过程，故使得传统的商业健康险业务经营中的保险公司、被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三角关系转变为医疗机构（保险公司）与被保人的双向关系，使单纯的事后赔付改变为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在内的综合经营机制。其优势在于：其一，合作社属于社团法人，是非营利机构，故保费较为低廉，能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健康保险保障问题，另外，在经营中产生的利润基本上用于为社员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政府全民保健社会目标的实现；其二，可以有效地防范供方风险，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利润；其三，有助于减少逆选择行为带来的损失，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确保大多数被保险人的正常利益；其四，投保人无需寻找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且能够获得优质医疗服务。其劣势在于：对被保险人而言，医疗服务受限，选择面变小；筹资能力弱，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我国健康保险经营形式的选择

（一）我国现行健康保险经营形式的分析

目前，我国人寿保险公司全部开展了健康保险业务，其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附加寿险形式，这是健康保险发展初期各家寿险公司普遍采用的经营形式。这种经营形式下，保险公司并没有明确的健康险经营目标，开展健康险主要是为了配合寿险业务的发展，险种多为寿险业务的附加险，条款责任简单，契约操作容易，风险管理上实行简单控制。二是寿险公司事业部形式。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推出为契机，我国第一个健康保险部于1996年7月在乎安保险公司成立，此后，中国人寿、泰康、太平洋保险公司等也相继成立健康保险部，组建了专业化的健康保险人才队伍，初步实现了健康保险业务的独立运作和专业化管理。但由于各公司对健康险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健康险尽管设立了健康保险部，但不配备专业管理人员，不严格按照健康险风险控制流程进行风险控制的现象屡有发生，因此一些公司的健康险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由于以上两种经营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将健康保险定位于寿险的从属和辅助地位，以管理寿险的方式来管理健康险，忽视了健康保险的内在特征，违背了其经营规律，因此，都难以实现健康险业务的健康持久发展。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形式的选择

由于各种健康保险的经营形式各具特点，有利有弊，没有普遍适用的健康保险经营形式，因此我国健康保险经营形式的选择应注意：一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应当根据健康保险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选择相应的最佳经营形式；另一方面，各种经营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以适应健康保险的发展需要。目前，我国健康保险经营形式的选择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为：

1.进一步促进现有保险公司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根据《保险法）修正案，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进入商业健康保险领域，因此，我国以后会存在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财产保险公司共同经营健康保险的状况。由于健康保险业务独特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因此要求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即在数据的搜集和累积、产品定价、利润核算、风险评估方法、理赔管理、客户服务内容及方式以及医院合作与管理、销售方式等方面都应该建立相应的经营手段和风险管理方式，而这又必须以独立的组织架构和专业化的管理体系作保证。

独立、完善的组织架构是各项政令及专业化管理措施顺畅实施的通道，是专业化经营的组织保证。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可以是保险公司的专业子公司，也可以是保险公司事业部，但无论如何，都要赋予它独立的业务管理权和相当程度的人事任免权和利益分配权，对健康险的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培训、销售、业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各个环节实行统一而全面的管理，构成公司健康保险的产品制作中心、风险控制中心、技术支援中心、市场推动中心和利润产生中心。

在管理体系上，健康保险事业部或子公司应有独立的产品开发部门，负责市场凋研、险种的开发和设计、费率的厘定、条款拟定；业务管理部，负责核保、理赔、保全等业务规则的制订、实施、检查以及与医院的合作和管理；市场推动部，负责业务的市场推动、激励、销售的策划、人员的培训以及辅助销售渠道的开拓等。同时，事业部或子公司还应充分共享公司的资源，如销售渠道、技术优势和信息平台等。如在销售渠道上，除了在适当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机构和队伍以外，还应充分利用公司原有的直接销售网络，并辅助以健康保险销售资格的管理与销售人员的培训。

2.尽快设立专业化的健康保险公司

专业化健康保险公司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健康保险业务的经营，在健康保险经营方式、风险控制方法、精算体系、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合作、经验数据的处理、产品设计和定价、产品的营销等方面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研究和尝试，推动健康保险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加大健康保险的发展规模，进而提升我国健康保险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另外，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设立，将有效地促进健康保险市场的竞争，刺激原有公司加快健康保险体系的改造和专业化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健康保险行业的经营水平。

3.从实际出发，适度发展相互形式的健康保险公司

当前我国国民保险意识普遍不强，人口素质尚待提高，诚信制度缺位，在健康保险的经营上存在严重的被保险人道德风险和欺诈行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而相互形式的健康保险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相互保险公司的相互性主要体现在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的管理方面，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同时其非营利性的经营目的使其更好地体现健康保险服务的社会公共性，因此在实践上应尽快尝试。

4.积极探索合作社性质的健康保险组织建立的可能性

一方面，健康保险中的供方风险一直构成健康保险管理上的难题，而我国由于医疗服务环境不规范，医疗偿付机制不合理，医疗机构普遍缺乏费用控制意识，对传统的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构成了巨大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以及伴随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均，使得广大农村、欠发达地区以及部分城镇的居民经济负担能力仍然有限，不可能购买费率过高的营利性健康保险业务来获取保障。而合作社性质的健康保险组织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在此种健康保险组织中，可以实行医疗服务供方与保险方的一体化，从而控制医疗费用和供方风险，而其合作性及非营利性使其能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要。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其发展，以解决特殊地区和群体的健康保险保障问题，而保险公司也应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探讨介入此种经营方式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滔。健康保险[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邹根宝。社会保障制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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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生态概念概述

根据保险业固有的运行规律、组成成分及本质属性，笔者将“保险生态”定义为：各种保险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及内部其他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复杂联系、有序竞争、良性协作的动态平衡系统。

基于以上定义，可进一步解析保险生态的基本特征：首先，保险生态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进过程的动态系统；其二，保险生态的秩序结构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其三，保险生态是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其四，保险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系；最后，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外力影响超过限度就会破坏保险生态平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个有效的保险生态系统一定在保险环境、保险组织、调节机制这三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特征，对我国保险生态问题的研究也应从这三方面展开。

二、我国保险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保险生态中最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产权的制度性缺陷，阻碍和扭曲了保险生态组织的健康成长。

具体表现为：

1．产权不明晰。

模糊的产权将导致交易过程的磨擦和障碍，必然提高保险市场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会降低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与创新的主动性。产权不清晰是目前国有保险公司竞争力不足、市场创新动力缺乏的根本原因。

2．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我国保险机构尤其是国有公司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未完全形成符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模式，内控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长期低效运行。近年来，一些原国有独资公司经股份制改造与上市，股权结构有所改善，但国有产权仍占控制地位，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比较突出；而一些股份制公司虽较早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但主要股东多是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单一加上国有股东行使股权积极性的缺乏，使股份制保险公司同样存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3．寻租腐败现象严重。

在我国，由于国有保险公司经理层的任职及薪酬与经营业绩无关，因此当两个目标冲突时，经理层将倾向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司利益最大化。国有保险公司产权主体的虚置，也使各种监督与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客观上鼓励了经理层的设租、寻租行为。

产权制度的上述缺陷，严重阻碍和扭曲了我国保险生态组织的健康成长：一是没有长期发展战略，短期行为居多，在规模和效益间左右徘徊；二是一些新进入市场的主体为迅速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三是经营目的异化，不仅追求利润，更主要的是为了融资，由内部人控制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严重。

(二)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干预，破坏了保险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

自然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限度，即“生态阈限”。与自然生态一样，保险生态的自调能力也是有限的。外力影响一旦超越了“生态阈限”，或完全取代自调机制，保险生态就会失衡。

1．保险主体批设的数量和速度超过了保险生态阈限。

2005年末，全国共有保险法人机构93家，其中保险集团公司6家，保险公司82家(包括外资公司4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家)。一些新设机构为了生存，采取高回扣、高手续费等形式变相降价进行恶性竞争，使一些险种价格低于成本价，造成全行业经营效益、盈利水平的低下。截至2005年12月31日，保监会共批设保险专业中介机构1887家。其中，处于经营状态的1800家，2005年，保险中介业务收入共290．61亿元，累计亏损竞达775万元。

2．退出机制的缺失破坏了优胜劣汰法则。

只发“出生证”，不发“死亡证”的国家信用担保机制违背了优胜劣汰的规则，使得经营不善乃至严重资不抵债的保险机构无法及时退出市场，干扰了保险生态主体的“进化”，从而恶化了整个保险生态。

3．对资金运用的限制影响了保险主体的抗风险能力。

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政府债卷、金融债卷、买入返售、一定比例AA级以上企业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渠道的狭窄，使资金运用回报率低下，投资风险过于集中，对公司负债管理，产品创新，费率调整形成了不利影响，削弱了保险生态的抗风险能力。

4．保险监管体制的薄弱环节制约了保险生态的良性发展。

一是市场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不对称。我国保险市场准入机制相对健全，但对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生存的主体，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自我国全面恢复保险业务以来，至今尚无一家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整个保险市场一直处于只进不出的局面。

二是严格的经营行为监管与宽松的偿付能力监管不对称。从当前保险发达国家发展趋势看，许多国家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监管，更侧重于偿付能力监管。

三是强调规模的力度与强调效益的力度不对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得出保险潜力巨大的结论，属于认识误区。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生活刚达温饱，哪有多余的钱买保险。定位不准确，过分强调速度、夸大潜力，强调做大，忽略做强，必然是揠苗助长，人为破坏保险生态，后果难以想象。

四是强调社会管理职能与损失补偿职能不对称。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或给付；社会管理只是一个派生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商业保险公司以赢利为目的，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管理职能而忽略基本职能，用行政的方法要求商业保险公司代替政府承担一些风险较大的业务，只会造成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影响保险生态的自然发展。

(三)外部环境的先天性缺陷，危害了保险生态的平衡和优化。

篇8

一、引言

农地作为农民拥有的一种重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只有使其自由流动，才能更好地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地价值的最大化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特殊直辖市，全市农业人口占70%以上，人均农地资源严重稀缺。为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民增收，重庆市将劳务经济发展作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但劳务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农业的劳动强度和生产能力严重超出了农村留守农民的承载能力，出现了农地撂荒与粗放经营，影响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本文利用重庆市113个自然村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就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制度设计，有效推进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农地基础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价值的最大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借鉴。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说明

（一）模型构建

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将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设定为如下函数形式：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Y=f（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收益特征变量，农地流转组织特征变量，社会保障特征变量，其他因素）+随机扰动项

由于因变量是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若农户愿意流转土地（包括转入和转出土地），因变量取值为1；反之，若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包括转入和转出土地），因变量取值为2。

设Y=1的概率为P，取值范围为0～1。将比数P1P取自然对数得lnP1P，即对P作logit转换，记为logitP，则logitP的取值范围为[∞，+∞]，以logitP为因变量，则m个自变量分别为X1，X2，……，Xm，所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宇传华，2007）为：

logitP=ln[P/（1P）]=β0+β1X1+β2X2+…+βmXm

或： P=exp（β0+β1X1+β2X2+…+βmXm） 1+exp（β0+β1X1+β2X2+……+βmXm）

其中，β0为常数，表示自变量全为2时比数的自然对数值；Xj（j=1，2，…，m）为影响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意愿的因素；βj是Xj（j=1，2，…，m）对应的偏回归系数；exp（・）是以自然对数（2.71828）为底的指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选取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每种流转意愿有两种选择：愿意或不愿意。

2. 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反映农户个人特征、家庭收益、农地流转组织和社会保障等4个方面的变量。

（1）农户个人特征变量：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性别；

（2）家庭收益特征变量：人均年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和对当地农地流转价格的满意度；

（3）农地流转组织特征变量：有无农地流转中介组织；

（4）社会保障特征变量：是否购买保险、购买社会保险有无政府补助。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地经营权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表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越愿意转入土地经营权。非农收入比重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收入比重与农户转入土地经营权的意愿负相关，即农户非农收入越高，转入土地经营权的意愿越小，符合理论预期。有无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农户农地经营权的转入。是否参加了社会保险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值，说明农户参加社会保险的程度越高，其越愿意转入土地经营权。购买社会保险有无政府补助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示农户购买社会保险得到政府补助，农户农地流转获取的收益更高，更愿意转入土地经营权。

（二）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示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受户主年龄的影响，农户年龄越大，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越小。家庭人均收入在5%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出土地经营权。非农收入比重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经营权。有无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的存在，对农户转出农地经营权的意愿有积极影响。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的满意程度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农户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越高，农户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越强。购买社会保险有无政府补助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农户购买社会保险获得政府补助有助于土地经营权的转出，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有积极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借助统计模型就重庆市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家庭人均收入、有无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是否购买社会保险以及购买社会保险有无政府补助与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正相关，非农收入比重与农户农地转入意愿负相关，农户个体特征不影响农地转入意愿；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对当地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的满意程度、有无农地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及购买社会保险有无政府补助与农户转出农地经营权意愿正相关，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①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弱化土地对农民的全保障功能，还土地以正常生产要素的性质，使土地资源在自由流动中实现其经济功能和价值最大化。②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加强农地经营权中介组织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价格评估机制，减少农地流转的盲目性，降低农户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进农地顺利流转。③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拓宽农户非农就业渠道，增加农户非农收入比重，提高农户总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史清华，贾升华.农户家庭农地要素流动趋势及其根源比较[J].管理世界，2002（1）

[2]蒋满元，唐玉斌.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与规范流转的途径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6（2）

[3]张文秀，李冬梅，邢姝媛等.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4～17

[4]赵晓秋，李厚建.西部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8）

[5]李启宇，张文秀.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渝地区42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0（5）

[6]刘洋，刘惠君.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地流转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2）：96296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2YJA7901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重大课题（项目编号：CDJSK1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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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拿大农业保险制度

加拿大在1959年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加拿大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加拿大的农业保险计划采取的是各省根据本省发展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参加本国农作物保险计划及再保险计划，如果各省决定开展农作物保险时，那么农业保险工作由各个省政府自己进行开展，包括完成立法工作、设立经营计划、确定保险模式，并由各个省自己的农作物保险公司来经营。各省的农作物保险公司由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但它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专门提供优质低廉的农业保险服务。加拿大政府对发展农作物保险提供强大支持，主要是联邦和省政府共同提供发展农作物保险的资金支持。例如，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可以从中央和省两级政府获得60%左右的保费补贴，这一举措保障了加拿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除了保费补贴，还包括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费用和再保险支出的支持。1959年联邦政府制定并由议会最高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具有高效力的《农作物保险法》，进入了由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开展农业保险的阶段。加拿大在农作物保险立法工作中，严格制定《农作物保险法》中关于险种开发、灾害认定、投保承保理赔程序、农险补贴政策等相关具体条例，保证农业保险的各个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在实施农业保险过程中不断修改和补充《农作物保险法》。在1991年通过新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条例》，解决了关于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支持措施、联邦和省政府在农作物保险的具体经营上的职责等相关问题，并提出建立再保险，由联邦和省共担农业保险的风险。农作物再保险制度对于各省加快农作物保险提标扩面有重要意义。《农作物保险法》和《农作物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农业部设立农作物保险局，各省也应该相应地在农业部设立农作物保险局，并受制于《农作物保险法》。联邦农业部农作物保险局主要负责农作物保险的计划制订，对各个省农业保险机构提供政策及资金等支持策略，对科学合理确定保险费率、保险金额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参考和统计性分析，帮助各个省保险机构实现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同时，省政府农业部的农作物保险局设立保险部门，主要支持产品开发与创新，负责对各项农作物损失报告和资料等情况进行审核，并确定赔偿金额，实现各项保险信息共享并提供农险咨询服务，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实现农业保险广泛覆盖。

二、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

1996年，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案》，法案明确指出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管理、监督、补贴等工作由农业部下设风险管理局接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转变其职能，主要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私营保险公司接手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具体的农作物保险业务。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在全国分散着12个办公室，向各个负责的区域内提供相应的农业保险服务，主要是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鼓励私人保险公司参与经营；风险管理局监督和管理该区域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合法合规运营情况，负责农业保险宏观事项，包括保险费率的核定、保险补贴的支出管理；由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微观经济活动。目前，经农业部批准经营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有15家。在美国50个州中，通常由一家保险经营机构在本州提供保险服务。农业部要求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具有满足业务拓展服务网络的资金、市场形象、核心科技以及长期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专业经验。美国自此形成政府主导下的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美国健全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和完善。1938年美国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成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1980年对此法案进行修正，实行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和私人资本共同参与农业保险经营，引入保费补贴，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与率。1994年国会对保险法案经过大规模修订，重组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出台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农民必须加入巨灾保险，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与获得政府其他计划的政府补贴直接挂钩。1996年，联邦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管理、监督、补贴等职能由农业部下设风险管理局接手；私营保险公司接手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具体的农作物保险业务。《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提出对特色农作物提供农业保险产品服务。《2014年美国农业法案》设立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

三、国际农险制度的启示

（一）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机制

由于农业保险特殊的经营特征和风险特征，政府通过补贴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借鉴外国经验，逐步形成以保费补贴、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再保险补贴多元补贴机制，促进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央和地方财政灵活选择并增加农险补贴品种，尤其是加大对地方特色农产品和绿色产品的补贴；根据不同省份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风险特征，考虑省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区别补贴，针对各个省份农业发展情况与农业风险特征实施分级补贴；向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机构提供适当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险产品创新补贴、农险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对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分别实施再保险补贴项目。

（二）建立政策性国家农业保险机构

我国政府可以在农业部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部门，经办与农业保险有关的工作，负责制订全国农业保险的计划，农业保险相关数据的统计，为科学合理制定保险费率提供数据参考，负责政府农险补贴项目的预算管理及农险补贴项目的支出管理，负责监督和管理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规范运营情况，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实现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资质审批工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再保险，研发农业保险新品种及建立创新专利保护机制。该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由财政部全额出资设立并提供补贴项目的预算安排，农业保险部门成立之后，具体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出现的问题，保障我国顺利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实现由农业保险大国向农业保险强国的转变。

（三）加强农业保险法的立法保障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规范农险经营活动的重要保障。在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应当不断完善立法工作，用具体条例明确投保人、保险人的权利与责任，促进农业保险工作顺利开展。我国2013年3月1开始实行的《农业保险条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内容过于笼统并未得到较为普遍有效的适用效果，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出现的缺乏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保护、保费补贴结构调整及农险运营监管不力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进行立法工作的修改和补充。在发达国家在中较为成熟的农业保险制度建设中，都将立法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参与程序及补偿规则。我国应该加快有关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弥补法律空白，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相关条例，使开展农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高晓春.比较分析美国和加拿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14(09)：76-78.

[2]庹国柱.美国加拿大农业保险政策和监管的经验借鉴[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4(01)：64-66.

[3]王克,张峭.美国、加拿大农业保险的经验和启示[J].农业展望，2007(10)：25-27.

[4]MiltonBoyd,JeffreyPai,易细纯,张峭.加拿大农业保险的经历和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07(02)：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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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技风险

    科技风险是指科研开发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研开发者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科研开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科技风险由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应用风险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所构成,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管理活动中所面临的包括关键设备的风险,关键研发人员的人身安全、流失等风险,研发中止风险,研发失败风险,技术交易风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风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风险等。

    (二)科技保险

    科技保险是指为了规避以上的科技风险而设置的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科技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财产、人力资源、对第三方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创新活动的预期成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投保人的损失时,由保险人根据约定给付保险金。科技保险与一般保险相比而言,具有政策性、创新性、集成性等特点。

    科技保险能使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型企业及相关活动出现损失后获得补赔,能有效化解科技型企业出资人及研发人员的有关风险,成为进行科技风险有效规避与管理的金融工具之一。

    二、科技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

    科技保险的政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供求失衡,对政府干预提出了客观上要求。因此,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建立政策和法律支撑保障体系和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与运作平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成为科技保险发展(特别是其发展初期)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正在稳步发展,政府在科技保险中的重要影响也是被我国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所证实的。

    (二)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科技风险更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决定了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需求的必然性。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内外部环境、自身的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保险的需求具有特殊性,进而从需求角度对科技保险的数量、结构、规模、质量和技术水平等提出要求,成为影响科技保险的根本性市场因素。

    在科技保险领域,科技型企业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科技保险保费,获得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承保。科技型企业除对传统财险和寿险的一般需求外,随着创新活动的增多、创新地位的日益突出,对包括关键设备险、关键研发人员意外险、研发中止险、研发失败险、技术交易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险等科技保险的需求日益提高。

    (三)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给

    科技保险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产物,也是保险公司契合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科技保险的承保人即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向科技型企业收取科技保险保费,对其科技创新活动承保,对承保范围内发生的科技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

    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具有创新性。由于科技型企业风险较高、专业性强,一般的保险产品无法保障科技企业的特殊风险;同时,科技型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资金短缺,常规的市场化保险机制无法推动保险供给和需求的结合。因此,需要科技保险承保人强化保险产品创新及其经营机制创新。科技保险承保人应在科技保险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产品内容和业务模式,通过内外互动、总分联动、试点先行、全面推动的工作方式,为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

    (四)中介组织对科技保险的组织实施推动

    中介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主体,一般承担着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的相关职能,它通过强大的信息支持系统沟通供需双方,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品的价值实现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科技保险的创新性、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仅依靠科技型企业和保险公司各自的能力和信息,难以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和均衡。因此,拥有强大信息资源、渠道和配置能力的中介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

    在我国,提供科技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衍生出诸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等科技中介组织,成为政府引导科技保险运行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作为保险市场分工专业化产物的保险中介(如保险经纪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更为高效和全面的服务。

    (五)其他技术性因素

    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金融创新的工具之一,具有很强的技术要求。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科技风险的评估测算、科技保险保费的厘定、科技保险标的和险种的设计、政府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制定等等都需要计量统计和金融工程等定量分析技术和模型,所以相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影响科技保险实际操作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三、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策性是科技保险的重要特征。在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运行中,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行政、财税等工具来搭建科技保险体系,对科技保险政策性业务进行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也可以对规定的科技保险产品给予财税支持。

    根据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程度和方式,科技保险的运作模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承担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由政府亲自或通过其辅助机构经营。

    在市场环境下,政府通过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或科技再保险公司,由政府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超额赔付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这样,政府既进行宏观干预,提供制度政策,又参与微观经营管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是政策性最强的一种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府参与运营,采取自行经营或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方式,会同保险公司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共同作为供给主体,并面向科技型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在运行过程中,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赔付比例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关键词】模式,探析,运行,及其,保险,科技,

    (二)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提供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由政府提供保单和代办费用、委托有经营经验、经营能力的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积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此过程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种模式政府承担所有风险,代办保险公司只收取代办费用,不享受其他任何利益。

    这样,政府进行科技保险的制度供给、产品设计与供给实现,但不参与微观经营管理,通过委托的形式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政策性居中。

    政府出台政策及制度,并承担补贴资金及代办费用,引导科技型企业参与投保,同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运行,如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盈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政府同时也承担了所有风险。

    (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政府进行制度供给和险种设计,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支持,但保险产品的供给(如何供给以及供给多少)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决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

    这样,“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中,政府行为离市场微观运行距离较远,主要起到设计和引导作用;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利与责任实现有效匹配保证了保险公司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科技保险的供求对接与均衡,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通过契约合同和价格信号等市场手段,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

    在此基础上,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为依托,建立包括科技厅、保监局和财政厅等政府部门,以及科技型企业、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银行、风险投资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小组,以及由审计、财政、科技、保监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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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风险

科技风险是指科研开发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研开发者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科研开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技术经济指标的可能性。科技风险由科技研发风险、成果转化风险和市场应用风险三个有机联系的阶段所构成，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管理活动中所面临的包括关键设备的风险，关键研发人员的人身安全、流失等风险，研发中止风险，研发失败风险，技术交易风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风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风险等。

（二）科技保险

科技保险是指为了规避以上的科技风险而设置的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科技保险也可以理解为：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有形或无形财产、人力资源、对第三方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创新活动的预期成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投保人的损失时，由保险人根据约定给付保险金。科技保险与一般保险相比而言，具有政策性、创新性、集成性等特点。

科技保险能使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型企业及相关活动出现损失后获得补赔，能有效化解科技型企业出资人及研发人员的有关风险，成为进行科技风险有效规避与管理的金融工具之一。

二、科技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

科技保险的政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供求失衡，对政府干预提出了客观上要求。因此，政府对科技保险的支持和引导，建立政策和法律支撑保障体系和政府主导下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与运作平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成为科技保险发展（特别是其发展初期）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正在稳步发展，政府在科技保险中的重要影响也是被我国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所证实的。

（二）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

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科技风险更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决定了科技型企业对科技保险需求的必然性。科技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受到内外部环境、自身的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保险的需求具有特殊性，进而从需求角度对科技保险的数量、结构、规模、质量和技术水平等提出要求，成为影响科技保险的根本性市场因素。

在科技保险领域，科技型企业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科技保险保费，获得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承保。科技型企业除对传统财险和寿险的一般需求外，随着创新活动的增多、创新地位的日益突出，对包括关键设备险、关键研发人员意外险、研发中止险、研发失败险、技术交易险、高新技术产品责任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险等科技保险的需求日益提高。

（三）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给

科技保险是科技和金融结合的产物，也是保险公司契合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科技保险的承保人即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向科技型企业收取科技保险保费，对其科技创新活动承保，对承保范围内发生的科技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

保险公司对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具有创新性。由于科技型企业风险较高、专业性强，一般的保险产品无法保障科技企业的特殊风险；同时，科技型企业通常规模较小、资金短缺，常规的市场化保险机制无法推动保险供给和需求的结合。因此，需要科技保险承保人强化保险产品创新及其经营机制创新。科技保险承保人应在科技保险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产品内容和业务模式，通过内外互动、总分联动、试点先行、全面推动的工作方式，为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风险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机制。

（四）中介组织对科技保险的组织实施推动

中介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主体，一般承担着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的相关职能，它通过强大的信息支持系统沟通供需双方，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品的价值实现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科技保险的创新性、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仅依靠科技型企业和保险公司各自的能力和信息，难以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和均衡。因此，拥有强大信息资源、渠道和配置能力的中介组织的作用凸现出来。

在我国，提供科技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衍生出诸如生产力促进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等科技中介组织，成为政府引导科技保险运行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作为保险市场分工专业化产物的保险中介（如保险经纪公司）对科技保险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更为高效和全面的服务。

（五）其他技术性因素

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金融创新的工具之一，具有很强的技术要求。科技型企业信用评价、科技风险的评估测算、科技保险保费的厘定、科技保险标的和险种的设计、政府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的制定等等都需要计量统计和金融工程等定量分析技术和模型，所以相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影响科技保险实际操作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三、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策性是科技保险的重要特征。在政策性科技保险的运行中，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行政、财税等工具来搭建科技保险体系，对科技保险政策性业务进行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也可以对规定的科技保险产品给予财税支持。

根据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程度和方式，科技保险的运作模式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承担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由政府亲自或通过其辅助机构经营。

在市场环境下，政府通过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或科技再保险公司，由政府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超额赔付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这样，政府既进行宏观干预，提供制度政策

，又参与微观经营管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模式”是政策性最强的一种科技保险运行模式。

政府参与运营，采取自行经营或成立科技保险公司方式，会同保险公司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共同作为供给主体，并面向科技型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在运行过程中，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所有经营科技保险的费用、赔付比例等，以保证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二）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提供科技保险产品的供给，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由政府提供保单和代办费用、委托有经营经验、经营能力的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积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此过程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种模式政府承担所有风险，代办保险公司只收取代办费用，不享受其他任何利益。

这样，政府进行科技保险的制度供给、产品设计与供给实现，但不参与微观经营管理，通过委托的形式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政策性居中。

政府出台政策及制度，并承担补贴资金及代办费用，引导科技型企业参与投保，同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科技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运行，如统筹收取保费和给予赔付，并将盈余存入准备金或交付政府。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政府同时也承担了所有风险。

（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下，政府进行制度供给和险种设计，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支持，但保险产品的供给（如何供给以及供给多少）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决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

这样，“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作模式”中，政府行为离市场微观运行距离较远，主要起到设计和引导作用；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利与责任实现有效匹配保证了保险公司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科技保险的供求对接与均衡，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通过契约合同和价格信号等市场手段，进行科技保险产品的选择和有效配置。

在此基础上，以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为依托，建立包括科技厅、保监局和财政厅等政府部门，以及科技型企业、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银行、风险投资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小组，以及由审计、财政、科技、保监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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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一）农业保险的概念界定

经济学上的“保险”是指通过集中建立起保险基金，用于补偿或给付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约定保险事件发生后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灾害事故所致损失给予保障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方式。

（二）农业风险的特征

农业保险是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通过农户投保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并对农民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农业保险具有保险的一般性质，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保险和财产保险，它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不确定性：农业受自然力的控制又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系统性：农业风险更多表现为系统性风险；相关性：农业风险的系统性特征决定了其高度相关性的特点，一次风险事件将造成为数众多的农业风险单位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损失。区域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差异明显，总体上，我国的南方容易遭受水灾，北方通常干早少雨，常常为早灾所困，沿海地区则往往遭受台风和暴雨的袭击。

二、农业保险传统经营模式分析

（一）商业化（准商业化）经营模式分析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农业保险试验中，人保一直是主力军，其经营模式一直是商业化（准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但在20世纪年代初，公司内外越来越强调其商业性质，注重利润考核指标，并把经济效益同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挂钩。人保着眼于内部核算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内部实行“切块经营”的设想，将险支公司内的大部分或全部保险业务捆绑成一“块”，以便通过险种盈亏互补和获得较多的税收政策的优惠。但是这种改革和探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保公司的商业性质和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经营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仍然无法与人身保险和其他财产保险的效益相比，这就使人保仍然从根本上缺乏举办农业保险的内在动力。另外因为地方政府不可以给予人保财政上的更多支持，就不可能解决农业保险基金的广泛征集和积累问题。目前人保还在进一步压缩农业保险，调整现有的业务，努力按商业保险的要求打造新的农业保险。

（二）相互和合作保险模式分析

河南的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实际上也是人保寻求农业保险出路的改革措施，它是河南分公司设计和推广的，通过互助会发展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很多优越性的组织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农民乐意接受，地方政府也支持。从人保来说，由于通过收取代办费和接受30%的分保，其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又避免了直接经营的亏损风险。但是，互助会范围太小，准备金积累能力差，积累速度慢，难以应付较大的灾害。当时河南人保为互助会虽然也提供了再保险业务，但成数在保险和30%的分保比例使互助会的风险仍然很大，遇到广泛发生的较大灾害损失时，没有财政的强大有力支持，仅靠这微不足道的准备金和再保险，根本就不能给投保农民充分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助会带有浓厚的长官意志和不合法的行政强制色彩，互助会的兴衰往往和地方行政长官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和兴趣有关，地方行政领导班子的变动足以决定互助会的命运，加之基金管理的漏洞，即使农民对农业保险有很高的热情，其可持续性也令人怀疑。这大概就是河南的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分析

虽然民政部分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没有坚持下去，但以国营农场为背景的新班兵团保险公司取得了成功，人保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市农委联手经营的农业保险也取得了成功。从表面或从体制来看，这两种经营模式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都比较符合政策性保险的一般操作方式和经营机制，这是共同的特点。比如，政府提供资本金和初始准备金，免征各种税赋，补助保费使价格能够为农民或农场职工所接受，也使准备金积累有较好的基础。实行统保（先不管其合法性）有效防止逆选择，政府也好，公司也好，都刁刘僧望从农业保险的经营中谋求利润。政策性农业保险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还允许经营一些财产和人身保险，是风险可以在不同险种之间分散，责任准备金可以在其间进行调剂使用，市分公司和地、县支公司之间，兵团公司和兵团、场分支机构之间合理的利益机制，即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有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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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陈璐.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研究,2004(11).

2、高培勇.公共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