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思潮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现当代文学思潮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其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子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其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人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篇2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为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五四”前后大量文学社团的成立，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这些文学社团从来就不以历史的弄潮者的姿态出现，不浮现在时代的潮头充任推波助澜的先锋角色，而是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下自觉地做一个追随者，一种创造精神的响应者，一种开拓意识的实践者和帮衬者。” [1]也就是说，这些文学社团自觉承担起人性觉醒和精神独立的责任，为新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打下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许多作家纷纷加入文学社团，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力量。二是文学思潮和流派不断兴起和更迭。“五四”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相继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象征意义等主潮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具备了反封建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本土式的思潮与流派风起云涌，大大推进了新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例如上海的新感觉派为读者带来了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文体实验与革命，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黑婴和禾金等作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三是经典名家名著大批涌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其经典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鲁郭茅，巴老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最经典最著名的概述，然而实际上除了他们，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家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添砖加瓦的贡献，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丁玲、路翎、张爱玲本文由收集整理、赵树理、周立波等名家的地位有目共睹，《阿q正传》、《骆驼祥子》、《金锁记》、《边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大量的经典作品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文化财产。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它给了后人无数的影响，读者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与愉悦。

二、文学资源的经典性

著名学者朱栋霖和张福贵主编了一套教材，名字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里面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那么这些作品为什么叫经典呢？黄曼君认为新文学经典地位与新系统确立一个表现是：“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的出现感召和催生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新经典、新系统，并从一个新的层面取代了旧经典、旧系统的地位。” [2]换句话说，所谓的经典作品应当是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和借鉴的，并通过时间的洗刷淘汰了旧经典，这里有一个置换的问题，即是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系统转入了另一个系统，我们一般认同这标志的诞生是现代性的展开，新的世界体系打开了大门，给人以新的视野和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属于这种性质，从诞生与发展来看，它永远屹立于时代潮流，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经典性表现在它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所体现出来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它一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最完美的文学作品，代表了时代的良心和正义，另一方面，经典性还表现为经过时间的冲刷，它依旧作为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色。我们阅读《阿q正传》，仍然能够照见今日国民身上无时无刻不投射出来的投机取巧和狡猾自私，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某种对应，国民劣根性用阿q精神来概括，既形象又生动，这就是经典的伟大力量。我们读《边城》的心情也很复杂，但最终都会为那份久违的温暖所感动，而这又与80年代的作品一脉相承，例如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信仰归根到底是相通的。这一点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的最好见证。

三、学生写作实践的经典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不管是作为学科背景，还是文化财富都无疑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它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记得，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原来“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着美好的东西，直至有一天生病了，小朋友禄儿的一束花和一封信笺化解了他全部的愁结，终于放下身段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当然，文学作品并一定要求统统这样写，张爱玲的“苍凉”笔法无疑也是优良的资源，但因为写作的理念，尤其是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从而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性。

篇3

一、改革教学内容

现阶段，随着教育素质的改革，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学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计算机、英语和各种技能等应用型学科上，文学类课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走出困境，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教学内容势在必行。

（一）走出重“史”的教学误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其他文学教育（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安排一般是在大一开设现代文学，大二开设当代文学。对于课程内容选择，目前大多数二级院系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主，辅予经典作品研读，在以文学史为本文由收集整理背景的基础上，从现代政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张扬，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勾勒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深入掌握各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这种教学方法也正合了目前使用较广泛的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思路，该书所采用的结构方式是目前较为通用的方法，分别按各个时代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四大体系来划分，但这样一来，利弊也很明显，“这种结构方式条理清晰，便于讲述，但流弊甚多，因为这种结构方式是学者自己制造的模式，它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发展规律，割断了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利于学生感性的理解、把握混融一体的‘文学’历史”。

一般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首先是要教给学生一些基础的文史知识，培养他们对现当代文学的审美感悟，从而提高他们鉴赏、分析、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授课也往往突出“史”，以“史”来带动作品，这也是教学内容的一个方法。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把对作品的鉴赏地位提升到在“史”之前，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他在2008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与教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流行宏观研究，轻视对作品本身的阅读，带来文学审美能力的缺失等问题。”如此看来，在长期的教学中，我们忽视了文学作品所能带给人们的审美作用，而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赏析，从而达到一种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性熏陶的目的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诚然，文学史的教学是必要的，但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学生如何获得和提升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努力的方向。为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我们应该将“以培养知识型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调整为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加强对作品的阅读欣赏，从长期以来的生硬的讲“史”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丰富想象力审美的空间。

（二）增开选修课。过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一般采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开的授课方法，授课时数分别为现代文学两个学期，即为一个学年，当代文学两个学期，也是一个学年，总课时是216节。近年在教育部缩减理论课程，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原则指导下，许多高校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调整为三个学期完成，一般为现代文学两个学期，当代文学为一个学期，总课时为160节。虽然课程时数的调整压缩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课程内容的减少和教学质量的下降，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并保证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按照教学培养目标的要求下，力图发挥出更大的传授、引导作用，并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同时给学生更多的发挥空间。增开选修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为了应对课时紧张，部分院校选择采用增开选取修课的办法来缓解这一难题，以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台港文学、新时期文学等部分内容可独立出来开课，原因是台港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从区域和时间上看又有着相对独立性，而独立课程的效果是，既可以为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减压，也可以使独立出来的内容有更充分的分析和讨论的时间。以往港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部分的教学，老师们为了赶课往往是点到为止，或干脆放弃，这样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若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开课，则可有更充分的时间给学生独立思考和体会，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外，还可针对目前较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开设一些实用性的有关现当代文学的后续选修课。根据各高校所在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性，开设一些本土优秀作家的作品研究，为本土文化的推广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如广西高校可根据目前备受关注的北部湾沿海地区的特点，考虑开设“广西北部湾作家群创作研究”，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将学生的视野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升华当代大学生的爱乡情怀和民俗文化情感；针对当下崛起的较为前沿的女性作家的研究，可考虑开设“女性文学研究”或“广西女作家作品研究”，毕竟，女性的文化视觉与男性是有差异的；针对本科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可能到中学教书的特点，可考虑开设“中学鲁迅作品研究”或“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等，作为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避免其中有可能生产的消极被动接受，从而为主干课程的顺利实施准备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生可以在选修后续课程的过程中扩大和巩固主干课程的知识和内容。

二、改进教学方法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生搬硬套死记硬背，这就需要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快乐中掌握知识。

（一）设立专题讨论，强化师生互动。在传统教学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惯以“一言堂”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况且，长时间的聆听会使学生产生疲劳感。为让学生参与其中，可在课堂上准备一二个问题让学生自主思考，在激烈的讨论中，既解决了问题又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2010年广西高校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学院召开，温儒敏教授在会上说：我们在课堂上不要求学生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只要学生在课堂中能围绕某个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那么，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确实，与其让学生在被动中强记，不如让学生在主动中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教学目的服务，提高学生的文学接受能力和文学审美能力。

篇4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引入影视片段，教师通过利用学生的感官直接对事物感知，直接获得对事物的初步印象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插入影视教学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感受生活与历史，形成感性认识，获得相关文学学习的表象，为教学活动的进一步打下坚实基础。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活动的增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积极推进实现实践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学科特点

（一）形象生动。现当代文学是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使学生对作品有全面、系统而深入的了解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及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规律，培养学生的理解阅读能力，而影视教学的运用，结合影视语言的自身特点和学生独特的文化接受心理，将教学内容视频化、图像生动形象化、缩短文学形象，让文学语言形象生动，使学生缩短了与文学历史距离及时空差距，提高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体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提升教学效果。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通过强烈的视、听、感觉对比产生的冲击力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因势利导，影视教学模式的“症候”分析。在影视教学中同样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在实际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融入影视教学模式，其利弊是共存的。在文学课程的影视教学模式中，影视欣赏片段不宜过长，并且有选择性的在教学中插入影视片段。在教学中影视过长则会导致学生对在文学课以影视取代而产生依赖，认为影视欣赏就是放松教学的表现，忽略影视欣赏的本质，教师则有偷懒的嫌疑，对教学管理形成了不良之风。

在文学教学中结合影视教学，在教学上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果，但归根到底画面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有共同之处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教学中语言以想象为主，而影视则是以视觉取胜，影视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与原作的基本内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教学中影视不能成为主流代替文本，但在当前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将影视与语言文学混为一谈，并且以画面内容代替原作精神，这正是文学课程融入影视教学模式的误区所在。

（三）影视教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实践型人才。1.有益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影视欣赏中，通过影视对文本改编的差异性，教师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明确设问、适时提问和渐次推进。学生可以密切联系自己对影视内容的看法提出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观影时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演员的容貌、剧情的曲折上，而是要达到看为了学、学为了更好的看的终极目的。2.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教师通过插入视频教学，在声音、色彩、光线等综合刺激下，引发起学生的注意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兴奋度，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使学生主动的参与到知识的追求和学习中，促进实践型人才的培养。3.有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在文学教学中引入的视频教学模式，通过画面塑造及语言交际情景再现，使学生对特定时代的历史环境下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时代文化特点容易理解和把握。

三、教学方法新探

视频教学通过将文学以画面的形式穿插在文学课堂教学中，是学生身临其境，以历史的眼光对文学作品急性思考和理解，更容易理解文学作品的情感，增情教学的时效性，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兴趣，通过历史再现的方式，使学生对作品的原著作者、文学想象及文学思潮流派进行思考，产生对文学学习的兴趣，进而达到文学史的教学目标。

四、将使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一）运用影视教学模式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1.在多媒体环境下构建生动的课堂教学模式。当今，随着媒体和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信息高度密集的形势下，现当代文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对感性事物具有较高兴趣的特点，合理的运用影视资料，选择一些与课堂内容相符合的影视片段，在课堂进行短时间的影视播放，通过声音、画面、色彩等刺激学生的兴趣，构建丰富的课堂教学达到教学的目的；2.加强学生对生活感知深度。通过生动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增强对文学历史的感知力度，加强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快成长；3.树立“大文学观”的教学理念，重视“人”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观上来说把文学还原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的总体活动中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对人的重视，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主要动力。

（二）运用影视教学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意义。1.能更好的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2.加强课堂教学中师生间的情感交流。3.强化现当代文学课堂的审美教育效果。

篇5

吴秀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近期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多一种判断,就意味着多一种观察的角度,多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种价值评判的参照。学术就是为了求真,说好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寻找并确认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的体系和标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需要重新评估。都说历史常读常新,文学史亦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一本“客观的本体的文学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都是由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史观和史法建构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后来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的重新评估也就成为必然。再退一步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文学史进行现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至于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估,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参照系。因为,“历史地看问题”和“看历史的问题”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畴。我们既不能视既定的历史为圭臬,将历史的影响奉为评估的准则,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实践持虚无主义的姿态。这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坐标系统,来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态,以便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这使我想起了吴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在该书中,作者回顾并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围绕着现当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结合自己编撰文学史的心得和思考,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史提供了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参照体系。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现当代文学史,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深刻的独特性,但它们无疑也展示了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种梳理和评价。同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各种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对文学史撰写中的“史观”和“史法”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虽然有不少理论设想很难付出实践,但它表明了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理性自觉。然而,在文学发生的生态机制方面,我们却缺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生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尤其缺少对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立体分析,致使我们在重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难以获得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参照体系。虽然我不敢说,这是导致一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估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参照体系不科学或不明确,生态场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着人们在重新评估具体的文学实践时,无法形成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文学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顺序的选择和安排,它同时还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的呈现,牵动着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系统。它既不是用“大视野”或“新视野”(诸如“全球化”或“现代性”)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中,吴秀明先生就指出,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要著述,都试图在“现代性”这一宏大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19

这也表明,对文学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即“生态场域”)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化的科学甄别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它非常明确地强调,文学史并不只是对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的罗列与评述,而是要紧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脉,将思考的视域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揭示文学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并将其空间结构形态视为一个有效的文化生态场域,以生态链中彼此制约、相互共生的科学眼光,多角度地解析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强调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对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无疑会为我们在重新评估文学史时,提供一个更为健全的思考方式,也提供某种更为全面的文化与价值的双重参照体系。

对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的研究,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外在原因的研究,其作用似乎非常有限,就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73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做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2〕74这也意味着,科学衡量各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充分把握它们对文学实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性价值。因此,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又广涉历史传统、文化记忆、现实伦理、美学观念等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而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链中的产物”,而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我们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其庞杂的生态场域,包括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只有理性地甄别出这些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在生态链上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能发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也才能对其审美价值作出科学的评判。

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为突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游离于文学自律性的正常轨道,在整个文化生态场域中,跃动于各种生态链的环节之中,与其他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吴秀明先生就指出,无论是政治思想的制衡、经济市场的嬗变,还是文化中介系统的干预、人性与自然性的互动共容等等,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繁杂的生态链。只有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全面把握这种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和作用,才能找到具体创作生成的关键因素,也才能对一些文学史现象进行科学的评估。

从这种角度出发,吴秀明先生认为,历经了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其空间结构形态就“具有明显的超文本或曰潜文学特征”,即,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恪守自律性的艺术轨道,而是在空间结构上不断向其他生态链中不自觉地渗透和延伸。“一方面文学极力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扩张,将本属于自己的大片空间留给它们,使自己在扩大影响作用的同时,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一体化的机制之中,可以驰骋的思想艺术天地日见箍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传统和极具个性及艺术想象力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它既无法对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的‘纯洁性’作出承诺,也很难心甘情愿地在狭小的思想艺术天地中进行自我放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这一空间化的结构带来了任凭何种力量都不可能抹平的裂缝。”〔1〕146―147这种彼此交融、相互交替的生态场域,使我们在重新评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和慎重辨析,而不能仅仅将其他因素视为一种单纯的外因。

既然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那么,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将这种环境作用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还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本身的生态场域。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不同,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既涉及审美价值评判的有效性,又涉及学术研究自身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我们审度一种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是否合理的重要参照体系。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那些重新评估各种文学创作的学术观点时,不一定要过度强调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否定,而要从一种人文学术的生态场域中,找到其评估的价值参照体系是否合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里,吴秀明先生围绕着“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从文学史论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作者直面当下的一些学术前沿问题,重点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间结构思维和方式,并细究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譬如,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性视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球化,东亚现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特性,中国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必要的文献史料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制约,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与作家的主体性之间的龟,以及“二个中心时代”、“三分天下”、经典解读、中国特色的中介系统、“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所产生的意义和局限。无论是纵向的回顾,还是横向的梳理,应该说,这些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重新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有关文学研究生态场域的探讨中,吴秀明先生集自身数十年的高校教学经验和体会,并结合自己长期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心得,从中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分析。作者指出,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明确地列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直接催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在具体的教学要求中,高校的教学训练并不注重文学创作,也不鼓励培养作家,甚至将必要的“审美创造”式的文学写作训练,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应用文写作课程,这不仅导致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实践的彼此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扼杀了学生们对语言艺术的原创性、想象性和审美创造性的体验,“久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降低并削弱了中文系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1〕61

这种评析无疑很有道理。因为人们常常看到的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硕士、博士们,当他们面对一些最新发表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时,当他们面对一些正在行进中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时,总是缺乏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缺乏健全的学术视野,因而总是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学术视域,自觉地限定在那些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目标之中,却很难有突破性的创见。这显然是我们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偏差。其结果是,当这些学术人才在将来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编撰过程中,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发现。

除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限之外,吴秀明还分析了文献史料的问题。无疑,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链。因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解析各种文学史问题的基本佐证。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许多国家重要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国内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要么无法查阅,要么不能公开引用;还有一些因为史料建设本身的滞后,导致大量遗失,尤其是像“”文学发展的史料,已很难搜罗。“总之,挖掘史料,尊重史料,尊重事实,防止作者话语霸权对文学史的侵害,并将史料的实证研究与文化研究、审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应成为我们对当代文学史实施‘再审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应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学‘再重写’的一个基本原则。”〔1〕71

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到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范畴,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互交叉的生态链,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吴秀明先生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作者的目标并不是要对这两个生态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而是要突出生态场域自身的重要性,论析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围绕着生态场域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下编”里,吴秀明先生还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生态”与“生态文学”。应该说,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范畴。前者是作者延续上编的相关思路,进一步厘析我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包括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后者是以生态学的眼光,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种新的文学形态,即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撑下所涌现出来的一种创作现象。

在考察当前的文学生态场域中,作者重点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的变化,包括学术界热议的“两个中心时代”和“三分天下”的格局。所谓的“两个中心时代”,即由以前的“政治中心时代”转向“经济中心时代”,这种转化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其整体的生存环境有意无意地被‘物化’了,并由此及彼造成了主体自我的不应有的失落和失语。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类似以前的命运和尴尬处境,陷入另一种不自由。”〔1〕197而所谓的“三分天下”,即是指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三分天下。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是文学生态向经济中心转移的结果,也折射了其生态场域中不同的生态链所承担的功能正在产生变化。

重要的不是这种生态场域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对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受“物欲”制约后的消极影响。尽管作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深究,但我觉得,其中所涉的两个关键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一是文化消费与经典的重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迄今已引起文艺学领域的高度关注,成为不断被研究的热点,包括由此引起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文学已经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论谱系,拥有了较为固定和完备的评判标准。即使是不同的文学类别中,亦有各自的本质与规律可寻,譬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有其特定的固态本质。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文艺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就是取决于它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确认。也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质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教科书有了相对系统和稳定的理论标识与价值旨归。

但建构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具有实体意味的文学本质,如果有,这种文学的本质就是建构性的、历时性的、开放性的。因此,“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陶东风语)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来看,建构主义者显然更愿意将文学理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女人是变成女人的”这一过程来探讨文学的性质,从而极力回避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判断。

有关文化消费主义与经典重构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尽管不少人都认同,在文化消费主义的生态环境中,文学的快餐化和娱乐化功能正在不断加强,经典性正在日趋衰落。但是,围绕着经典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有些学者就不能认同历时性的生成法则,而更倾向于用自身的评判眼光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目标。这种对经典作品的速求心理,同样也是文学生态变化之后,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审美上的焦虑,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心理耐人寻味。

我无意于在此详述这些争论,而只想通过这些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来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谱系和审美观念,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思维。我们之所以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在评估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巨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更为自由、更为灵活的思考空间。而这,也表明了吴秀明先生将文学的生态场域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目标进行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