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23-0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作为“五经”之首，其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传播儒家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更成为国人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最基本读本。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在当今社会，读过《诗经》的人确实不多。一方面是古典文学的威慑力让大家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当今社会的纷繁复杂，人们已经无暇坐下来品读一本好书。《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由王方路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国风的全部内容，并给出相应的白话和英语翻译。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一共160篇，占《诗经》的大半。该书按照原诗、白话译诗、英语译诗、注、解五个部分，分先后顺序编排。它具有以下特点：（1）白话英语双译，译义确切；（2）通俗易懂。笔者将以《诗经・关雎》为例来浅析《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

一、白话英语双译，译义确切

对于《诗经》的研究，古往今来都存在着大量的著作。例如，对其释义的研究，对其英译的探讨。但是，译者这样同时从白话英语双译的角度进行探索的确实不多。他这一举也算是前无古人了。所谓白话英语双译，就是把原诗既翻译成白话诗歌，又翻译成英语诗歌。

诗歌是文学的灵魂，是最精炼的艺术形式；诗歌的主要特征有：高度集中的反映生活；感情强烈，想象丰富；语言精炼鲜明；韵律和谐，节奏鲜明。优秀的古典诗歌多是语言凝练，含义丰富，意境深远，饶有余味。《诗经》更是如此。首先，《诗经》采用了优美成熟的四言诗形式；其次，它在结构上采用重章叠句，加强了抒情效果。（冯庆华，2002）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就显得难上加难。有的翻译理论家认为：“要翻译诗歌，首先译者必须是诗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完全符合。他对诗歌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有大量的创作。下面就来看看他对《诗经・关雎》翻译的处理。

原文： 白话译诗：

关关雎鸠， 关关欢叫是雎鸠，

在河之洲。双栖河中小绿洲。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君子好逑。男子汉相配最优。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流之。随水左右求取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寤寐求之。朝朝暮暮追求她。

求之不得， 追求还不得同意，

寤寐思服。朝朝暮暮想着她。

悠哉悠哉， 缠缠绵绵日益苦，

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无法。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采之。左采右采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琴瑟友之。弹琴拨瑟友爱她。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d之。左择右择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钟鼓乐之。敲钟击鼓欢乐她。（王方路，2010：1）

原诗采用四言形式，整齐对仗。在翻译成白话诗歌的时候，他采用“加三字重组词句”的办法，把原诗的句子融进白话句子，让其意义进一步明朗。例如，第一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译为“关关欢叫是雎鸠，双栖河中小绿洲。苗条纯洁好姑娘，男子汉相配最优。”“关关”是象声词，指水鸟的叫声。在翻译的时候，他保留“关关”，同时加上“欢叫”二字――“关关欢叫是雎鸠”，传神达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初看这个句子，很多人都可能会理解为“苗条纯洁的女子，君子都想要追求”。可是，“逑”并不是“追求”的意思，“逑”是指匹、配偶。因此，译为“苗条纯洁好姑娘，男子汉相配最优。”“相配最优”，译义准确。

其英文译诗为：

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

They’re dwelling on islet by the Riv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 refined young man is most fit for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is picking them with che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after her.

The pretty young girl has not agreed,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missing her.

Sentimental is he, bitter day after day,

Tossing upside down is no sleep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has got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s owned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 （王方路，2010：2）

译文全篇两行为句，四行为段，做到了与原文的想匹配。且对仗工整，给人飘逸之美感。“琴瑟友之”译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钟鼓乐之”译为“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就是最好的体现。在意义传达这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尽善尽美。“窈窕淑女”――“窈窕”（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是指体貌美好内心宁静，“淑”指女子未嫁。（王方路，2010：3）于是译为“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Innocent即窈，slender即窕，young girl也译出了“淑”未嫁之意。

二、通俗易懂

《诗经》中的语言文字，在当代的读者看来，似乎有些生僻，需要参考注释、甚至现代汉语的译文才能看懂，其实在当时，是相当口语化的。《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国风占一百六十篇，收录包括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歌。既是民间诗歌，那么在翻译的时候，笔者认为也大可不必挑大词，用古句。《诗经》所载毕竟是当时的民歌，用通俗流畅的白话、英语翻译，可以较为贴切的还其语言风格的原貌。同时，译得通俗平易，无论是英语水平一般的中国学生，还是汉语平平的英美大众都能读懂，这正是译者著本书的目的。

请看下面的译文：

1.“关关雎鸠”白话译为“关关欢叫是雎鸠”，英语译为“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即使有读者不知道什么是雎鸠，但是一看到英文翻译，也恍然大悟，原来雎鸠就是一种鸟。

2.“琴瑟友之”，琴瑟即两种古乐器名。白话译为“弹琴拨瑟友爱她”，读者就明白琴瑟是不一样的乐器。而英文译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即使英美读者对琴瑟完全不了解，可是看到Playing harps也可以明白琴瑟即乐器。

可见，译者的译作不但译义贴切，而且通俗易懂，为大众所接受。

三、结语

中国古诗翻译是一项很难的课题。欲得佳译，诚良难也！译者自身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译中至关重要。本书译者在《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中既用白话，又用英语进行了翻译，实属不易。而且译者在处理的时候也做到了译义贴切，通俗易懂，实乃同类佳作。译者在自序里面提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呼吁学习外语（如英语）的中国学生（包括本、硕、博）应当储备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知识，加强国际交流”。（王方路，2010：2）译者是一位高校外语教师，一直以来都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佩之情，并以复兴中华文明、重拾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希望通过此书可以实现译者在自序里面提到的两个著书目的：其一就是希望学习外语（如英语）的中国学生（包括本、硕、博）应当储备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知识，加强国际交流；其二是希望有意了解《诗经》的外国友人通过此书可以多读懂一些。（王方路，2010：2）最终可以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高嘉正、高菁.《孔子语录一百则》英译赏析[J].上海翻译：2005（3）:76.

篇2

总体说来，古代学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一如他们的全部文学批评一样，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中试图全面把握建安文学特征的只有刘勰、钟嵘、严羽等数家。刘勰《文心雕龙》对建安文学作了多角度的论述，他认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慷概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诗》）

他把三曹乐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述酣宴”，另一类为“伤羁戌”（《乐府》）。邺中文士“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够联系汉末时代背景来探讨建安文学的成因，识见高远；二是他对建安诗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较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论述了诗歌的“风骨”，为后人提出“建安风骨”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具有浓厚的宗经思想，他说：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

将曹操反映战乱之作和曹丕游子思妇之词一概斥为“郑曲”，不言而喻，论者是站在封建正统诗教的立场上的。

钟嵘的《诗品》使诗学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纯文学性质的诗学。他首次提出了“建安风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为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曲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总论》）

他将从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三品，上品共十一位，建安诗人就占了三位（曹植、刘桢、王粲），列入中品的有曹丕、应璩，列入下品的有曹操、曹睿、曹彪、徐干、阮瑀。他认为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刘桢之作“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最足以表现“建安风力。”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首次提出“建安风骨”，他说：

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以下。（《诗辩》）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支摘叶。（同上）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悲壮，曰棲婉。（《诗辩》）

严羽认为建安风骨的特征在于气象雄浑，格调高古，这主要是针对“近代诸公”－－江西诗派而言的。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辩》）

据上可知，古代学者对建安诗歌总体特征的把握，因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与我们今天对建安诗歌的理解是有差距的，但古代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到了现当代，建安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在诗文整理，诠释方面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黄节的《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夏传才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此外，张可礼的《三曹年谱》，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三曹资料汇编》为后人了解三曹生平创作和检索古人研究建安文学的论述提供了方便。其次，出现了许多论述建安文学的著作。在五十年代之前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自清《经典常谈》，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五十年代后大陆地区出版的专著有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的《曹植新探》等，许多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专家都对建安诗人和诗作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

从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研究的角度看，近代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师培与鲁迅先生。刘先生摈弃了旧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统地研究建安文学，功莫大焉。他将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社会思想因素。他的失误在于过多的重视了形式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其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建安文学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是有点异彩。”他对曹氏父子和孔融等建安诗人进行了分别论述：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精采，他对曹操、曹丕等人的评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二十年代后期，政治舞台和思想领域内都极为复杂，作为斗士的鲁迅先生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不能不带上自己鲜明的感情和强烈的情绪，而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次讲演稿，与冷静的客观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等）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不能脱离时代而盲目地照搬鲁迅先生的论断。当然鲁迅先生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大陆地区对建安文学的研究，或可概括为两个派别：一是“现实派”，一是“觉醒派”。现实派的观点长期流行，影响最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根括可视为现实派观点的简明表述：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现实派的概括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又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大批“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强调了诗风上慷概悲壮的一面，忽略了委婉绮丽的另一面。该派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欠准确的，这一点已为有识之士所指出。张可礼先生认为：古代讲“建安风骨”，都是对建安文学某些特点的概括，而对于某些特点的概括，又多是侧重在艺术表现方面，强调的是建安文学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现。至于建安文学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建安文人抒发的消除动乱、恢复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负等特点，则基本上没有涉及。因此，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古代提出的“建安风骨”“是对整个建安时代文学的面貌的概括”的说法，与古人讲的“建安风骨”的含义是方圆不合的。［（1）］

“觉醒派”在新时期出现，近年来颇为盛行。该派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概、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族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2）］“在这以前的文学，许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无尊重个性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实从这时期的文学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3）］“觉醒说”的出现使许多历来被曲解被忽略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同意“觉醒说”，因为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诗风有数次大的变化，就建安时代而言：建安士－－诗人与西晋士－－诗人的人生观并不相同；“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并不是建安诗歌的主调；建安诗人在关注个性的同时，亦关注着政教和功业。

二

在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汉末士风的走向，将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归纳为“一体两面”。

一面是，与昂扬奋发的时代风尚相应，建安诗人创作出了反映社会动乱，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抒发建功立业、重建天下宏伟抱负的诗篇。此类诗篇的风格是康慨悲壮，刚健豪迈，语言质朴。从创作时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本期内建安时代的主要诗人尚未集中，正如曹植所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与杨德祖书》）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孔融的《六言诗》等为此期的代表作。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诗人云集邺城，年轻诗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本期内题材广泛，诗风多样并存。反映动乱现实和人民苦难的作品还在不断涌现。曹操的《苦寒行》写士卒行军之苦，表现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城的残破荒凉；女诗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五言诗《悲愤诗》，哭诉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现统一天下之志，展示奋力搏击之情的诗篇始终是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步入老境的曹操，为求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贤若渴，从而老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歌。曹丕亦多“壮思”，以“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而自励，曹植则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为榜样，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陈琳等人亦表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充满了英雄意识与功业思想。

“慷慨”是建安诗风的主要特征，曹操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丕诗云：“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昂“（《于谯作诗》），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刘勰《文心雕龙》概括建安文学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时序》），又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慷慨”的原义既有充满正气，情绪激动之意，又有感叹唏呈，伤心不已之意。可后项意义往往被人忽略，遂对“慷慨”有了狭窄的理解。建安诗作中既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有悲凉伤心的成份。前者主要体现于表现理想壮志之作，后者主要存在于再现苦难现实的作品中。

其二，与建安士风相应，建安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同时建安诗人为了消解生命悲剧意识创作了大量的饮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欢爱相思之作等。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曹操与曹丕父子的区别也正反映了建安诗歌前后期的区别。此类诗的涌现集中在邺下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刘桢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描摹转向对士人心理的展现，对自我意识的渲染，从而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宣言，从此，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抒情写意的艺术。诗人开始讲求文彩，注重雕饰和炼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点，格调婉曲、清新、明丽。钟嵘认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又赞美曹植之作“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诗品》），明确反映出建安诗风从率真自然走向华丽绮靡的过程。

此外，建安诗人创作了大量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五言诗的盛行，论者多从其自身特点考虑，常借用《诗品、总论》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即：（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只是内因。从外因考察，则五言诗的盛行亦与建安士风相关。挚虞《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黄侃《诗品讲疏》亦云：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建安士－－诗人冲破了传统礼法思想的束缚，不以采用俳谐倡乐为耻，大胆地将民间俗乐及五言句式，引入音乐与文学的大雅之堂，使五言诗成为抒情写意的主要形式。

上述两面共存于建安时期，共同组成了建安诗风的特征。其中，以关注汉末社会政治，再现汉未动乱现实，抒发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之雄心壮志，诗风以慷慨悲凉、壮怀激烈的一面为主，以展现建安诗人对生命意识的体悟及消解，诗风委婉华丽的一面为次。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关联，同时存在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之中，共同构建了建安诗歌系统。

这与建安士风之特征恰恰对应！

注：

（1）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篇3

语言表达是语文教学的基础，是教学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要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离不开教学语言这个有力的手段。语文教师应该有意识地磨砺自己的语言，培养良好的教学语言艺术修养。我在此谈谈对语文课堂教学的语言表达的一些认识。

一、语言课堂教学语言的特征

1.规范性。课堂教学语言的规范性，是指语文教学中的语言要符合科学或事实，教学语言不仅起交际作用，而且具有示范性，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语感训练。教学语言的规范性是语文教师职业基本功的首要要求。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准确，二是清晰简括。准确，是指教师在组织教学、阐释事理、描绘情境、应变答疑、启发诱导等诸环节中选用最恰当的词语，使用最恰当的句式，用准确的读音，响亮的声音表达出来。简括，则是指导语文课堂各个教学环节中的语言要言简意赅，语约而意丰。

2.趣味性。教学语言的趣味性是指教学语言生动、形象，富于理趣、情趣，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教学语言的生动形象性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多用大众化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等，很好地汲取民族语言的精华，使自己的教学语言充满趣味性。这不仅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帮助他们顺利地掌握知识，而且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他们美的情操。因此，教学的趣味性即“寓教于乐，寓庄于谐”。

3.艺术性。语文不同于其他课程，它更富于感性之美，教师自己深切体悟之后，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内容、对象及场合气氛，在合乎规范性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教学语言艺术化，提高课堂的感染力。情感是语文课堂教学语言艺术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感情是沟通心灵的桥梁，能打动学生心灵的教学无疑是最成功的教学，能打动学生心灵的只有通过包含强烈感情的教学语言。

二、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的风格类型

教学言语风格往往是教师在长期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摸索而形成的，它与教师的教学风格有密切的关系。教学语言风格有多种，主要根据教学语言表现手法的不同和产生效果的差异来区分，如表叙是繁是简，表达是隐是显，气氛和感情是庄是谐，等等。可以把教学语言的风格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典雅型。作为教学语言风格，典雅表现在词语优美文雅，情趣脱俗，有一种端庄雍容清雅的气质，是一种斯文有礼、落落大方的美。教学语言典雅，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让学生学到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能学会运用文雅而高尚的语言。这种类型的教师，语言功底扎实，遣词造句，构建语句，修饰文采能力强，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成语典故、名言警句、佳篇美文等谙熟于心，秀口溢香，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抓住主旨，片言旨要；画龙点睛，一语中的；描绘美景，滔滔不绝；歌颂褒奖，声情并茂。喜怒哀乐的表情因教学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能用典雅语则不用俚俗语。同时衣着得体，举止文雅，形体语言与教学语言相得益彰。

2.奔放型。这种类型的教学语言渗透了教师的全部情感。这些教师在许多材料面前，有细腻感受力，情感丰富细腻，思维敏捷灵活，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在教学中，他们不仅注意知识体系的讲解，而且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变化，更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变化，并不时把自己的感情体验和变化表现在教学当中。教师在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形象因素、人文因素之后，他的教学语言具有强烈鲜明的主观情感，时而热烈奔放，时而深沉静怡，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沉郁顿挫，教学语言的情感随教学内容而变化。

3.质朴型。质朴是少用辞藻，少用修饰，少用铺陈的描述，只是朴朴实实、质朴平易地叙事状物说理，务求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教学语言朴实无华，自然天成，简洁明快，切中肯綮，口语化较重，浅易，用普通的字眼说普通的话语，清闲可人。质朴自然不是说教学语言就不必修饰和加工，随口说出，更不是贫乏、呆板、单调，缺乏教学语言的技巧和方法，而是根据教材特点，根据不同学段的学生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语言。

另外，教学语言还有沉稳型、知识渊博型、缜密型等，但多数情况下，教师的教学语言风格多为综合型，即是吸取了许多教师的长处而逐渐形成的。

三、语文课堂教学语言的表达方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多使用口头表达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情景和教学需求，语言课堂教学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讲述。讲述就是教学中口头的叙述。《辞海》中说，叙述指作家对人物、事件和环境所作的概括的说明和交代。而讲述同文章学里的叙述一样，是教学语言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表述方式。讲述是语文课堂上传授知识的基本方式。教师通过语言把教材中所蕴涵的思想感情传达给学生，把阅读、写作的方法教给学生，等等，都离不开讲述。教师在讲述中首先要处理好概括与详细的关系，把课文的重点、难点讲清楚，对于一些非重点讲清即可。另外，讲述的顺序也非常重要，讲述顺序的连贯性同时也决定着学生思维发展的一致性。

2.描述。描述就是用形象的语言对人物或景物的状态进行具体的摹写、刻画。教师用这种语言来讲课，可以增强教学的美感。有的教师以生动的描写渲染气氛塑造形象，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有的教师以生动的描述话语引发学生继续学习的愿望；有的教师以形象的描述讲故事叙事状物，激发学生的听课热情。采用口述的方法描景状物，拟声摹情，状形状貌都是描述。凡是有形象性的事物、现象或人物心理、举动、外貌，都可用描述。

3.抒情。抒情是借助讲述、描述、议论或某些直接传达“自我”情感状态的语言对“自己”情感的抒发和表露。优秀教师的教学语言，都是饱含激情的抒情，应是教师讲授过程表露自己感情的全部行为总和。作为语言表达方式的抒情，是教师情到浓处、情到极致的不自觉的流露，不应是一种矫情虚假的表演。深情抒发，最具打动学生心灵的力量，也最能感染学生。课堂教学中，抒情是结合其他表达方式表现的。如在讲述中，以饱满的激情去讲述知识，以深情去描述事物人物，以赞扬之情去讲评。

另外，在教学中，语言的表达方式还包括讲析、解说、讲评、议论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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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幼师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汉语言文学作为幼师学校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语言表达、阅读、书写等组成部分，存在专业理论知识、语言表达等教学目标。而当下幼师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通常过于重视教材理论内容的讲授，忽视对学生语言感受力、表达能力、应用能力的教学，这使得幼儿教育专业学生汉语言课程学习的效果较差。

1.1汉语言文学专业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

我国幼儿师范院校所开展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文学的“讲授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国内外文学作品的学习，这一教学模式只是根据教材大纲的要求，对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进行组织与教学，缺乏明确的汉语言教学目标。首先，教师并未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设置具有启发性、互动性的教学情境，也没有将学生放在课程教学的主置，来展开汉语言文学内容的组织与互动，所以其教学模式过于刻板与单调。其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课程教学，没有针对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行业需求等，设置科学化、合理化的教学目标，因此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的学习，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学习规划，所得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学习结果，无法满足社会应用型汉语言人才的培养需求。

1.2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幼师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大多是根据教材中语言情境、文学表达规范等，进行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缺乏汉语言创作、汉语言应用内容的涉及，这不仅造成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教学变得单调化、程式化，也对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与表达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内容组织来看，教师更注重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教育，忽视对学生汉语言文学表达能力、教学能力的培养。而在具体汉语言文学内容的组织与实施方面，教师仍旧以教材讲授的教学手段为主，缺少多媒体软件、PPT课件等网络教学设备的应用。所以过于单一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致使学生缺乏对汉语言内容的深入体会与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成效也较低。

1.3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性不足

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另一问题，则是该课程教学缺乏实践性、应用性，更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当下学生在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学习中，通常秉持着“上所施下所效”的学习理念，对教师讲授的汉语言文学理论进行学习。但由于汉语言文学内容过于艰深，教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往往对现代文学的部分进行详细讲授，而对涉及到古典文学的教学内容，则采取浅尝辄止、点到为止的教学方式，简要讲解其中包含的文学典故、思想感情。这种过于强调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教学，忽视汉语言文学内容实践，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培养的教育，使学生课程学习沦为机械的内容记忆，无法促进学生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教学能力的提高。

2幼师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策略

2.1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应用性的教学目标

幼师学校作为培养幼儿园教师的主要场所，其所进行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就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课程学习状况，开展汉语言文学阅读、语言表达等内容的教学，才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实践能力。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课程教学，教师不单单要依据汉语言文学教材的设置，进行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还要注重对学生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包括汉语言基础知识、文学作品赏析能力、创作能力、表达能力的教学。比如：对于不同学习阶段、学习需求的学生，教师可以设置差异化的课程教学目标，低层次学生主要进行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的教学。而那些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学生，教师应进行课内、课外文学作品的讲解与剖析，使学生了解整个汉语言文化、语言教学流程，这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

2.2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及汉语言文学的启发式教学

传统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忽视学生在汉语言文学课程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需求进行充分了解，这造成学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产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也较差。基于此，教师需要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建构“启发式”的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内容探究、课堂互动交流中，与学生一道分析汉语言文学作品中的疑难问题、解决方案，并将其应用到汉语言表达与实践中。例如：《现代主义文学》课程的教学，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什么是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启发学生展开现代主义文学的思考与探究。之后再针对“意识流小说”等体裁，向学生讲授现代主义文学的叙述方式，来深化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理解。

2.3革新汉语言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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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红楼梦》属于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全书共一百二十回，现在一般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程伟元和高鹗所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节庆、风俗、婚恋、称谓、服饰、饮食、建筑等，一些文人把对《红楼梦》的研读和评说称为“红学”，因其丰富的文化内容，以至于掀起一股“红学”热潮，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仍乐此不疲，但《红楼梦》不仅在文化上是个资料宝库，而且是语言上的宝库，从文体上来看，书中包括叙述体、描述体、对话体、诗体等，其中诗体内容博大精深，值得后人细心研究；从修辞方面来看，包括炼词、措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等；从习语方面来看，包括谚语、俗语、成语、歇后语等，这些生动、形象的习语从多角度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吩咐内涵，从而使《红楼梦》更具民族性和艺术感染力[1]。

正是红楼梦有着“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注目，在183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了节译或全译。《红楼梦》译本有将近20种文字，近60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种，其中英译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卫・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外一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共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章回目录简介

章回目录是章回小说的主要特征，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至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回目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能极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标题一般比较简略，通俗易懂。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其语言和内容都极具研究价值，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以来经久不衰，甚至形成专门研究学派――“红学”。《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也不在少数，一般都是以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为研究对象，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代表两种不同翻译理念，国内大多研究者从人称、俗语、文化等方面研究其英译，很少人完整探究红楼梦章回目录翻译，但恰恰这方面是整篇文章的浓缩，是精华之所在，是章回小说最鲜明最有特色的标志，其体现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令人回味，尤值得探讨。

3.对杨霍译本章回目录中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在语言层次上既有传统回目格式的特征，又有独特的语言美感。语音上叠音叠韵，双声平仄重复出现，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抑扬顿挫，流畅婉转；字词上处处锤炼，其回目体现了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艰难；句式上对仗工巧而又自然天成，互文错综，整齐划一而又灵活多变；辞格上比喻、借代、戏名频繁运用。

3.1 修辞

修辞是增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大量运用了修辞，使文章增色添彩。借代是借用与所指事物（本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事物（借体）来代替所指事物，强调事物间的相关点的一种修辞方式。

例：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2]

杨译：The Queen of Bamboos Wins First Place with Her Poems on Chrysanthemums

The Lady of the Alpinia Writes a Satire upon Crabs.[3]

霍译：River Queen triumphs in her treatment of chrysanthemum themes

And Lady Allspice is satirical on the subject of crabs.[4]

原文用居住的地点指代人，即以地名代本体。在大观园内，黛玉住在潇湘馆，宝钗住在蘅芜院，因此“潇湘”和“蘅芜”分别代指二人。这样，回目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增添了无限雅趣；既能让人知其人，又能让人想象出其所居环境之幽雅，还与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情境妙合无垠，同时能令人由此想象到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杨译用“The Queen of Bamboos”，“The Lady of the Alpinia”来翻译“林潇湘”和“薛蘅芜”，源于林黛玉住在潇湘馆，里面满是竹林，薛宝钗住在蘅芜院，栽种着奇藤异草，所以译者使用了以特征代本体的借代修辞手法再现原文的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霍译用“River Queen”，“Lady Allspice”来翻译。因为潇湘在旧诗作中常指“泪水”，林黛玉爱哭，而“潇湘”有水深而清的意思。“蘅芜”泛指生长在地上的呈匍匐状且具有香气的多年生草本香草植物，译者采取了以具体代抽象的借代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由上看出，有些借代修辞文本通过译者的变通处理能达到一定的再现效果，有些则无法在翻译过程中找到等值翻译，译者在做出取舍时，某种程度上会损失原文的修辞价值或使原文的意义改变。

3.2 炼字

炼字是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回目中，曹雪芹经常在人名前面用一个十分精简的形容词做定语修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个定语往往是单字，却有一字千金、言简意赅的效果。杨译和霍译在处理这些人名前的单字定语时都煞费苦心，在《红楼梦》的翻译上，霍译主要倾向于追求功能对等，旨在使译文读者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的效果。如：贤袭人、俏平儿（21回），呆霸王、冷郎君（47回），俏平儿、勇晴雯（52回），敏探春、识宝钗（56回），慧紫鹃、慈姨妈（57回），憨湘云、呆香菱（62回），苦尤娘、酸凤姐（68回），痴丫头、懦小姐（73回）等。

例：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母爱语慰痴颦（第57回）[2]

杨译：Artful Zijuan Tests Baoyu’s Feelings

Kindly Aunt Xue Comforts Daiyu.[3]

霍译：Nightingale tests Jade Boy with a startling message

And Aunt Xue comforts Frowner with words of loving kindness.[4]

“慧”、“忙”、“慈”、“痴”四个字分别用来形容紫鹃、宝玉、薛姨妈、黛玉四个人的性格特征。在杨译本中，“慧”、“慈”分别被译为artful和kindly。而“忙”、“痴”二字却没有译出。霍译倒是把重心放在了“情辞”与“爱语”上，分别译成了a starling message和words of loving kindness，而杨译却省而不译。霍译中宝玉被昵称为jade boy，黛玉被昵称为frowner，“忙”、“痴”二字未表达出来。有学者认为此回目中，“忙”、“痴”二字用得最精当，因为“忙”字刻画出宝玉这位富贵闲人整日为大观园中的女子“忙忙碌碌”；而“痴”字则形容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两位译者都没能为西方读者传递出作者对人物性格凝练的刻画，实为憾事，这也许就是翻译难以跨越的极限，一种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永远也很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对等地再现出来。

4.对比结果分析

4.1翻译结果分析

在语言运用上，杨宪益先生以作者为基点，注重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着重直译，竭力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霍克斯先生则以读者为基点，注重意译，采用了比较细腻的语言和文学技巧，注意到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方式以使西方读者接受。在文化传递上，杨先生将《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涉及深层传统文化时，霍克斯先生多采用回避的形式，而杨宪益先生却是尽其所能找出英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霍克斯先生在翻译中更倾向于可接受性，努力使译文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让西方读者更好接受。霍克斯的这种翻译方法更加符合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即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在翻译中更多地考虑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及可接受性。

4.2原因分析

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杨宪益先生虽然曾在英国留学，但毕竟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尽管有英国出生的妻子戴乃迭陪伴，共同翻译，但杨宪益先生是主译。霍克斯先生虽然对《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显然不如杨宪益先生浓厚。土生土长的原因使霍克斯先生对英语的驾驭能力较强，同时受到英国翻译规范的影响，使其在语言运用上较为灵活。霍克斯先生翻译的《红楼梦》由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大部分面向英国读者。杨宪益先生所译的《红楼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面向中国读者或是在中国的西方学习者。

5.结语

《红楼梦》集结了曹雪芹先生一生的心血，翻译这样的名著，对译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著名大翻译家，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也是非常困难的，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巨著更是难上加难。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还有英国人霍克斯都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译作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还为翻译研究引领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