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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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1问题的提出。

消费作为人类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消费中的一部分，中国国内文化消费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消费的发展更加迅速。其实，所谓的文化消费[1]，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即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在经济条件宽松充裕以及具备闲暇时间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获取知识、陶冶身心、娱乐自我等需求的满足，而对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和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进行的一种消费行为[2]。文化消费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并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带动作用。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标准。若从消费的形式来看[1]，它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和个人文化消费；其中，个人文化消费又可根据消费的内容划分为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与个人文化活动消费。再从消费内容的广义上来看[3]，文化消费又包括教育、旅游、体育事业、文化娱乐场所、广电音像制品、戏剧舞蹈等等服务行业。在此基础上，还可将健身、体育表演和赛事观赏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活动纳入其中。

同时，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而80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前人已经截然不同；这样，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主要消费群体，探讨80后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特征，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将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以及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选取上海地区的80后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费的现状，并总结与提炼其文化消费特征及规律。实地的调查通过随机街访的形式完成，发放问卷60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503份。

2社会公共文化消费的研究。

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属于最基本的消费，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一般由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本研究从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度、每周在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时间以及每年去社会公共文化场所次数三方面，来探讨上海80后群体的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情况。

2.1 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可发现有59%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这些场所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无法利用这些场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该调研结果表明，虽然较多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区服务中心做好宣传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

2.2 80后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可发现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0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69.3%，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18.5%，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以上的人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2.8%。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每周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也应丰富自身的活动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前去参加。

2.3 80后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次数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年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次数的调研，可发现80后群体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次数，要远多于其去纪念馆、美术馆及文化馆的次数；特别是80后群体中没有去过纪念馆的人数接近总体样本的70%，即纪念馆为80后群体每年去的次数最少的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相比，80后群体每年去博物馆的次数要更多。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较多受流行性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偏爱“快餐文化”的消费，对博物馆等观光性质的场馆偏爱度较高。

同时，通过80后群体“不去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原因的调查，还可发现80后群体提及最多的原因为“工作繁忙”，这样从侧面论证了80后群体“偏爱快餐文化”消费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另外，提及因场馆设施不好或活动中心服务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人数最少，这也表明目前场地及服务因素并不是阻碍年轻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

3个人文化消费的研究。

3.1理论基础及方案设计。

毫无疑问，关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较为清晰地解析出个人文化消费的本质及其研究的范畴。但个人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个人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个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以至于缺乏显著性的成果。

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们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现状的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应用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

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也即消费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属性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80后文化消费的内容；（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位、月可支配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

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关于文化消费变量。其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读杂志的数量、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最后，本研究还选择4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

性别：男、女；教育程度：高中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程度（非全日制大专、大学、全日制大专），本科程度（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职位：初级职位（学生、机关或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的一般职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企业/公司的部门经理或中层干部、个体从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企业/公司的厂长或总经理、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可支配费用（4000元以下）、较低可支配费用（4000-5999元）、中等可支配收入（6000-9999元）、较高可支配收入（10000-13999元）、高等可支配收入（14000以上）。

3.2性别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着差异（P>0.05）。这说明男女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性别特征的组数为2，且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不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下的80后在文化消费中存着一定的区别，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教育程度的组数为4，且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性别因素下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0-2”、“购买数量6-10”和“购买数量11-15”三个区间上，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购买数量11-15”和“购买数量>15”三个区间上，研究生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教育程度对80后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区间上，且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少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上；研究生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区间上，且大专程度以上的80后群体中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多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这表明，教育程度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3.4职位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P>0.05），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职位等级下80后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着部分的区别，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但影响性不够显著。同时，职位等级的组数为3，且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部分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不同职位的80后群体在各区间的分布人数上基本趋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初中级职位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高级职位的80后群体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和“消费次数>5”区间。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

3.5收入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由于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普适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以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着一定的区别，收入因素对文化活动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收入的组数为4，且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1-15”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的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的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的区间上。这表明，收入水平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4研究启示。

经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性别特征因素不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职位等级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对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职位等级会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在影响的显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显。因此，通过所得到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方面展开：

（1）补充文化消费的研究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引入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支出变量，从而确定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找出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成因；如将年龄层次与收入水平两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准确界定各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大小；（3）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在都市居民文化消费中的影响作用，分析其他的外界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居民生活形态变量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米银俊，土守忠，孙浩。浅析《资木论》中的文化消费[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2,（3）。

[2]仝如琼，王永贵。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J].商业研究，2010,（3）。

[3]刘珉曳，赵华朋。陈丽芬。陕酉文化消费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5,（23）。

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人们生活的世界被“丰盛”的“物”所包围，这“惊人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大学生消费群体中炫耀、攀比、盲目等不良消费倾向也日臻明显，其中攀比消费更是潜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冷面杀手。

1　攀比消费文化凸显

攀比消费已成为高校校园中不争的事实，为表现个性、追求时尚、凸显“高品位”，90后大学生不惜挥霍父母的血汗钱与人攀比。有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传统攀比，也有在社会及媒体大力宣传推动下的时尚攀比。请客吃饭讲排场、摆阔气；穿上千元一件的名牌服饰；高档手机、平板电脑都早已不只是电子产品，而是一种“消费符号”，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贵族化消费”日益泛滥，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2　攀比消费文化成因探讨

造成攀比消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高校、家庭及社会都有一定的关系。

（1）高校消费教育引导缺位。一方面，在高校课程设置中，“两课”教学涉及消费行为、心理和消费观的课程较少，不能有效地针对大学生实际消费情况进行教育引导。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管理中普遍存在认为学生的消费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需相应提高，学校不应对学生的消费行为过多干预的认识误区，客观上对攀比消费风气的形成没有及时遏制。

（2）家庭教育引导方法不当。目前多独生子女，家长溺爱，一味满足其消费需求，缺乏独立自强意识引导，普遍“重养育，轻教育；重智育，轻德育”。

（3）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网络的普及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社会中“月光族”、“周光族”甚至“日光族”等消费主义生活、行为方式有很大的消费示范作用。再加上广告传媒的销推波助澜，使大学生的消费行为随传媒导向亦步亦趋。

3　攀比消费文化心理原因分析

攀比消费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个体盲目追随与自身存在极大相似性的参照体，导致自身被尊重的需要过分夸大，甚至产生极端攀比行为。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图1），攀比现象存在心理依据，当代大学生在满足低级需求的基础上，就转向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好的形象以求得自尊的满足，所以攀比是在试图建立自尊和他尊体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在其《论社会比较》中讲到个体参照群体的反应或状态以确定自身是否恰当，这影响着人们的观点、情绪和行为，当自己的反应或状态与别人出现偏差时，人们会产生偏离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们矫正自己的反应或状态，使其更接近参照群体。这种相互作用、相互比较是互动的过程，最终会使一个群体达到高度的一致。这种“群聚效应”促使了攀比心理滋生。

其实自尊和自我价值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中的“面子”问题。“面子”一词最先由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介绍到西方。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其中争脸、维系体面构成了重大的驱动力量，反过来又对周围的同学产生影响，于是攀比文化如细菌般传染。

4　攀比消费文化对策初探

攀比消费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其外因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因素相关，而内因则与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虚荣心和自尊心、自控力等心理因素有关，因此除了结合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更需要依据攀比消费的心理成因，从学生个体本身探讨解决对策。

（1）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高校需高度重视学生消费观教育引导，走出漠视消费观教育的认知误区，通过学生参与度广的网络微博、论坛和校刊等宣传途径，将合理消费理念融入日常教育管理中，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学生的不良消费理念；家庭是大学生消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基本的消费单位，其行为和观念对孩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家长自身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合理引导孩子，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社会要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将消费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当中；加大对舆论媒体监管，向学生传播正确的消费观念、行为和方式。

（2）将攀比文化向竞争意识提升。攀比是正常的心理活动，攀比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人生观是否科学。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经常会把最优秀的人作为比较对象，用与他人的差距来激励自己，从而起到提高自身成就动机的作用。反之，比安逸享乐、排场阔绰，最终导致攀比消费。应改变传统的“说教——听从”教育模式，辅助科学的心理辅导，引导学生将攀比消费科学合理转移到“攀比”学业、能力等其它积极方面上来，学会理智“攀比”。

（3）加强个人及团体心理辅导。攀比消费文化是因认知上存在误区，导致极端行为结果，依据心理学理论，结合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改变个体不合理情绪和错误认知，能够纠正错误行为。因此可加大心理咨询机构建设，积极建立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改变学生不健康心理。通过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方式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教育。另外，应积极建立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培养一批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高素质辅导员队伍。其次，大学生攀比消费群体特征明显，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讲座、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等途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群体辅导。

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K5051299005

参考文献

[1]　徐剑，李靖茂.新时期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特点分析与对策研究.高校教育研究，2009（5）.

篇4

一、引言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以各种方式消费精神文化用品和服务的行为。其中文化用品消费主要是指购买电视机、音响、钢琴、书报等物品的支出，文化服务消费主要是指用于参观游览、健身娱乐、团体旅游等活动的支出。引导居民文化消费，提高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对于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居民文化消费就必须提高消者素质，提高居民素质的关键是发展教育。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司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展现出强烈的文化消费意愿和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宴才群根据当前文化经济发展提出文化消费是正在兴起的消费热点；罗晓玲、王绪朗对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所取得的成果分析研究了其中所存在的不足，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高等院校教师家庭文化消费现状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快速提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内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多是宏观上的定性分析，即使定量分析也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现就促进我国文化消费，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教育方面来分析教育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方法

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基础上的，对于非平稳变量，不能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否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但是具有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是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具体来说，协整分析过程如下。

（一）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统计检验中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普遍应用的一种检验方法。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要检验时间序列Y是否含有单位根（平稳性），即进行如下回归

ΔYt=β1+β2t+δYt-1+?ΔYt-i+εt

（二）协整检验

为检验两变量xt、yt是否协整，Engle 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称为EG检验。对同是d阶单整的序列xt、yt，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即

yt=α+βxt+εt

用琢赞和茁赞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着赞=yt-琢赞-茁赞xt

若经检验，着赞为平稳时间序列或I（0）的特征，则两变量xt、yt之间是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属于伪回归。

（三）误差修正（ECM）模型

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变量X与Y是协整的，则它们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即

ΔYt=lagged（ΔY，ΔX）-λ·ecmt-1+εt（0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5～2012年的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包括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来《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见表1。

（二）数据分析过程

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软件中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U）变量和高等学校招生人数（H）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取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U和LH，且同时取对数不影响序列的协整关系。具体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序列LU和LH都是I（1）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下面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LRC和LAD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第二步，检验残差项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得到居民消费和广告之间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其中，圆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R2是可决系数，由上式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t检验值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F检验值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表明回归模型是显著的。下面对上述模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而来判定两变量之间是否为协整关系，若其为平稳序列则说明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就不存在。仍采用ADF检验。残差序列

着赞t=LU-1，114491LH-10.51844

对着赞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变量LU和LH是协整的，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由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R）和高等学校招生数（H）序列经过差分以后具有协整性，按照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圆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R2是可决系数。其中的误差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符合实际意义。从估计结果来看，误差纠正项的系数不太显著，为0.0780，表明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7.8%，说明当高等学校招生数偏离它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增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并不能否认存在从LH到LU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一期的非均衡误差以0.078的比率对本年度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做出修正，同时LH对LU的变化在同一时期就立即进行调整，因此短期内，高校招生人数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起促进作用。

四、结论

从上面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和高校招生人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居民文化消费和高校招生人数呈现出共同的增长趋势，在我国高校招生人数的变化对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正面的影响，人数每增加100元，居民消费相应增加111.4元。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拉动和促进的作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发现高校招生人数现期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即期的。可见高等学校每年的招生数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数的增加会促进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教育的投入扩招会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拉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务司.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状况分析[D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201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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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晓玲.近年我国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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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文化语境与美学当下，消费文化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充裕日渐深入人心。在西方消费主义浪潮的推动之下，文化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这其中美学消费正逐渐成为主导。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享乐和快适成为一切行为的追求旨归，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由政治经济学所言及的二者的互为因果转化为单向的后因前果关系。在这种消费原因的导引之下，艺术生产亦开始按照物质生产的规则进行运作。于是，文艺创作的商品性、娱乐开始取代审美功能，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退而居其次。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美学曾经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式微，哲学言说和道德说教开始为家长里短的世俗言说左右，美学的独立精神被打破，理性批判的内核丧失，美学信仰被抛弃。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美学实则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存在，成了一个失去了法力的巫术面具。消费文化的扩张依托的是现实层面上经济的强势发展，而这种经济的强势发展不断侵蚀人之为人的“完整性”存在，人的异化、碎片化、病态化加剧，人的存在日渐失去意义。

美学作为研究人的情感的人文学科，其研究对象所针对的是作为“完整的人”的情感，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情感沦落为物质享受所带来的虚假狂欢，以至于美学的理想难以达成而被迫随波逐流或者选择失语，最终现代人们所渴望的“诗意地栖居”成为海市蜃楼。法国现代哲学家、后现论家鲍德里亚指出:“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今天人们被“物”包围，被“物”驱使。物的充裕带来的不是精神的愉悦，而是无尽的空虚。“在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和社会生活再一次紧密地结成联盟，但这时则是表现为商品的美学形态、政治的壮观化、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形象的集中性，以及最终将文化变成一般商品生产的综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美学由于其对人们心灵的救赎而走上前台，并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但是，美学的倩影却迷失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物”的世界中，其生存状态亦有别于往日，并日渐沉沦。

二、审美判断无法实现考察

人类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物质的贫瘠并未阻遏人类美之花的开放，相反的是大放异彩。自古典时期柏拉图对“什么是美”的叩问开始，对美的哲学沉思就没有止步，无论是“主观论”“客观论”还是“统一论”都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哲思。然而，当消费时代到来之后，在新媒体的喧哗之下，美失去了自我。文化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发声，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混杂在一起，难辨你我。审美的泛化、审美的文化、审美的碎片化、审美的生活化使审美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的沉寂状态，一时成为时髦。然而，静而思之，不难发现审美判断已经不可能实现，美学的生活批判功能和情感观照功能在物欲的媚眼中失去了力度。美与真善的联盟被打破，审美判断的标准被解构，美与丑的界限被消解，“一切皆有可能”成为审美判断的信条。消费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内容皆归于商品的范畴，文化作为商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创造着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为尺度，而是以价格为尺度。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商品的价值为市场价格所左右，价格愈高其价值愈高。为了追求虚高的价格，商品的功利属性被特别凸显，作为艺术品也无法幸免。艺术品作为一种美的特殊的精神创造物，本来其价值取决于其审美价值，然而现在却沦落为一般的商品，其价值亦取决于其自身所凝结的商业价值。

这样，对艺术的审美判断不得不让位于功利判断。艺术品在商品法则的裁决之下自愿解除了与美的合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道上选择裸奔。审美判断的发生需要适宜的内部心境，即“虚静”的心境。《庄子•天道》中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有“虚静”的心境，才能不受外物和杂念的束缚与干扰，内心清明，心神专一，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审美观照。因此，在物欲的夹击之下，欲做出恰当的审美判断，保持虚静的心境势所必然。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主体的大脑被欲望充塞，难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更难以与“物”保持审美距离，最终审美判断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辞藻而已。环境塑造人的心境，与主体的浮躁心境相应的是物欲横流的现实。一切皆以市场为法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艺术的独立品格沦丧，艺术最终缴械投降。于是，“恶搞”“戏说”之风盛行，娱乐性成为现实生活的本质属性。艺术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失去了美的品格。在这个欲望迷狂的消费时代，谁来拯救“美”?

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丧失

长期以来，美学都以其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观照着生活，美学以其独特的理性思维的光辉照耀着、改变着庞杂的生活，灯塔般指引着人的心灵走向未来。在生活面前，美学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但又是亲切的、魅力四射的。美学与生活就如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方面相向独立而行，另一方面又永远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同时二者又依凭枕木保持着联系与沟通。这种关系既能保持美学独立的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品格，同时又不至于迷失于细碎的生活片段。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美学与生活的关系愈加暧昧，美日渐失去了理性内核和历史深度，在市场的法则下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生活，美与生活的差异被取消，美与生活从此纠缠不清，祸兮，福兮?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这一畸恋的确证。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现象学界或褒或贬，争论不休。或以为此为美学深度介入生活、二者合二为一的积极现象，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美学化了，笔者不以为然。笔者以为这恰是美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失去张力的表征。在消费时代以前，美学始终以一种高蹈、特立的姿态直面生活，对生活进行伦理批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为“物”的强大而失去自信。生活在美学的烛照之下是非善恶分明，美学的批判功能被极大地彰显。而时下，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功能却弱化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美学已经沦为一个粉饰现实造就时尚的道具、一个被用以提高物质品质和身份的幌子、一种为某些值得向往的消费行为或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话语、一种帮助某一类人确立心理优势从而调适其心态增加其指数的‘意识形态’。”

可见，消费时代的美学不是为实现自身的本体价值而存在，而是成为一个“他者”，是对现实生活的点缀而已。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表面来看是美学的胜利，其实从深层来看是审美的“俗化”，是美学“媚俗”的表现。日常生活从其存在形态上来说存在着美与丑的两面性，是需要批判的。然而美学对日常生活的拥抱使美学自身无法惩恶扬善，失去了对生活进行伦理价值判断的勇气。美学被生活之城所围困，无法渡涉价值或意义的彼岸。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象罢了。学者范玉刚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即在资本的压迫下，美和艺术最终回归现实本身，失去了自我。“不仅屈从于现代生活的物化现实，还追逐于产业化趋势，使‘人人成为艺术家’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可以被消除。当波普艺术揭示出艺术的商品特征时，日常生活(广告、购物中心、街心花园、高档社区)却愈发审美化了，即审美完全屈服于资本的利益。建立在艺术自主性基础上的唯美主义的对抗原则已难以维持，因为资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审美变成了可消费的商品，如设计、广告、包装等。

在商品美学时代，唯美主义自身无论作为对抗还是休眠策略都成了问题，现在到处充斥着文学的碎片化和审美的泛化。拆除了传统美学设立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等级性隔离，就没有了历史深度和对崇高感的敬畏，美与艺术不再是纯粹的精神产品，而成了日常生活中触目可见的物态化现实，人沉溺于符号泛化的就会忘记尊严。”总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置换了当代动感社会真实的生存图景，遮蔽了意义逃逸时代个体的精神困境，与广告传媒为代表的消费主义强势话语合谋，共同缔造了一个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学神话’”。在消费的旗帜下，美学追随着日常生活的滚滚洪流，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附庸，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价值批判功能。

四、学科存在的困境加深

美学学科自鲍姆加登创立伊始其目的就在于研究人的情感，以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使命。美学的发展始终与人性的完善密切相关，人性的完善是美生成的前提和条件，反过来说美学的发展繁荣势必促进人性的完善。在消费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享乐之风日渐盛行，文化消费大行其道，美学的装饰性符号意义更加突出。当美作为商品的装点符号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之后，美学的任务就已完成，而此时距离人性的完善的使命的达成尚遥遥无期。美学只不过在耀眼的聚光灯下跑了一圈龙套，营造了一时的热闹和喧嚣，但主角却不是自己，它的使命根本无法实现。消费时代是一个表面化的肤浅的时代，它拒绝深度。在当下这个时代，美学的任务不在于内在意义的彰显，而在于对外在粗陋的粉饰，它无须倡扬崇高，只需拥抱平凡，它无须深刻，只需肤浅，它无须放眼未来，只需关注眼前。“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美学在当下的焦虑感日益突出，美学学科存在的困境不断加深。作为一门学科，美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学界曾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美或者美感或者审美关系等。即便是以上三种观点，也使美学不知所措。譬如第一种观点:美学是以美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在消费时代，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阈下，“什么是美”这一问题是没有合理性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真理，本质已被解构。

在消费时代，科技美、居室美、生活美、身体美、商品美等各色各样的“美”层出不穷，面对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美”的表象，美学原理感到鞭长莫及，无所适从。而对于第二种观点，即将主体的审美感受作为研究对象，也因为消费理念的侵蚀而难以进行。在传统美学中，美感的获得固然需要主体排拒功利性，但仍然可以实现。而在消费时代，主体的美感的获得受制于感官所受到的商品的刺激，对物质的欲望总是压抑着感觉的升华，于是美感的实现几乎等于不可能。而对于第三种观点，即将审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有类似的困难。在消费经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审美关系是建立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中的，所谓“物以稀为美”“物以需为美”者也，最终审美关系为实用关系所取代，难以确立，美自然无从产生。总之，在当前的消费时代，美学学科无法有效地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存在也失去了价值。

众所周知，丰富的艺术创作成果是对美学精神的体现，也是美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在商品消费时代，艺术创作在名利等因素的驱使下，无法实现深刻的美学精神，丧失了艺术品的创新性和审美性的本质属性。“重拍”“恶搞”“戏说”“模仿”之风盛行，粗制滥造、刺激感官、浅薄无聊的作品被媒体追捧。在这样的艺术创作境遇下，美学要么迎合，要么死亡。这样的艺术实践现实导致美学精神无处安放，美学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浮躁而功利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缺乏美学精神的艺术作品，进而也宣告了美学学科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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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136

1引言

陶瓷装饰设计，在华夏5000多年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很多经典作品，这些设计作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髓，富有政治性、时代性，它是时代的生活和精神写照，既有生活情趣，又有审美要求。

经典陶瓷装饰设计作品不断地流传、被制作被模仿，仿古之L，从两宋时代就开始盛行，不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大量存在着，从而产生了仿古瓷。仿古瓷是后代模仿前朝的经典陶瓷作品而烧制出来的瓷器，它在元代形成，明代成熟，清代前期繁荣，清代后期便衰落了。占春生论仿古瓷在当今陶瓷市场的地位[J].景德镇陶瓷，2011（5）它存在于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后半期，并对这一时期瓷器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景德镇日报评论：古瓷造假不是仿古瓷惹的货[EB/OL].（2014-02-08）http：//wwwcnjdznet/news/2014/2014282125312696htm

仿古瓷虽然是赝品，但却有着接近真品的外形与装饰，是针对喜爱古瓷，但又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购买真品，而收藏的人群。人们愿意去收藏它、消费它，除了因为它相比真品的价格较低，更是因为仿古瓷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精神上的消费享受。仿古瓷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平民化的传播，引导人文精神消费审美风向，在每个时代里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鸡缸杯对当代仿古瓷陶瓷设计的文化影响

2014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引发了仿古瓷的热潮。在这一次的春拍当中，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经过八口竞价后以281亿港元成交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此次成交，刷新了目前中国瓷器世界的拍卖纪录。惊人的成交价值无形中成了仿古瓷器的风向标，它不仅在无形中重新引导了人文消费的审美风向，还传播了中华经典陶瓷装饰设计的精髓。而281亿港元成交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成为人们消费仿古瓷的热点。在成交之后接下来的时期，281亿港元鸡缸杯的收藏者亲自监制了“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仿古瓷，并进行销售。售价分别为“288元、888元、6900元”，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正是因为斗彩鸡缸杯的文化内涵及拍卖的价格，引发了此次的文化消费热潮，经典陶瓷装饰作品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精神在无形当中得以传播。

3鸡缸杯的设计特点以及斗彩的新审美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是历代收藏家都青睐的精美瓷器，它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郭子章《豫章陶志》曰“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它产于明代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时代。它是明成化斗彩瓷器的重要代表，它受到帝王艺术品位对于时代主流文化艺术风貌的影响，是明宪宗朱见深本人在哲学、情感及审美形态上的产物，也是明代成化时期文化繁荣、审美和精神生活的优秀陶瓷装饰作品的体现。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高33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41厘米。体型为敞口式，卧足，形状像水缸。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制作十分精巧，线条流畅柔和，胎质细腻，轻薄透体，色彩丰富艳丽，所施彩釉极其鲜艳娇嫩，如脂如玉，精美异常。在鸡缸杯的设计上，杯子一面绘有雌鸡，小鸡啄食在后，雄鸡阔步在前，前方一棵棕榈树，有带子归宗之意。另一面雌鸡小鸡啄食，雄鸡引颈回望，搭配牡丹和湖石，有花开富贵，寓意美好。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所以称作“鸡缸杯”。整个画面设计上匠心独运，图案纹饰清新雅致，生动活泼。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工艺是以青花作纹饰的轮廓线或作局部图案， 上釉入窑经1300度左右的高温烧成胎体，再缀填以艳丽的彩色，经低温900度左右二次入窑烧成，形成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的鲜明对比，交相辉映，争奇斗艳，故称作斗彩。成化斗彩之所以名贵，贵在技巧上的创新。

4鸡缸杯承载的传统文化情感

代代相传的斗彩鸡缸杯，工艺精良只是成为稀世珍宝的条件之一，除此之外，明宪宗朱见深与鸡缸杯的故事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相传鸡缸杯是明成化皇帝朱见深为爱妃万贵妃所作。它的产生和万贵妃有直接关系。据记载，明成化皇帝因为自身的经历，从小被比大自己19岁的万贵妃一手带大，经历过家族苦难成为皇帝后，深宠万贵妃，对万贵妃有很深的恋母情结与恋人情结。万贵妃喜欢瓷器，据说在做鸡缸杯之前，成化皇帝看到了一幅宋代的《子母鸡图》，便令人在杯子上绘制母鸡陪伴小鸡啄食的温馨场景。这实际上也是明宪宗把对万贵妃的感情寄托于鸡缸杯之上，送给万贵妃把玩。整个设计过程具有人文故事及情怀。

5鸡缸杯的传统文化消费传播

通过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历史分析从而得知，明成化鸡缸杯不仅带给我们斗彩审美的创作高度，还给我们传递了明成化皇帝朱见深与万贵妃之间的复杂情感、遭遇，从明成化鸡缸杯所承载的复杂情感当中，这些情感有亲情、爱情，甚至已经超越一般的感情。它给我们传播了一定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独特的思想、情感以及审美创作。明成化鸡缸杯是具备鲜明的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

明成化鸡缸杯的仿古瓷其实是一种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中的“文化”应从广义上来理解，它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而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曹俊文.精神文化消费统计指标体系的探讨[J].上海统计，2002（4）：43文化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在这里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不仅仅是鸡缸杯斗彩的高超技艺，还消费美与文化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是皇帝身份的品牌效应的体现，换个方式说就是人们对鸡缸杯艺术及情感上的追求与精神满足。

明成化鸡缸杯及其仿古瓷的热潮让我们发现，在当今的陶瓷装饰设计当中，不仅着重技术还有创造文化品牌效应。两者结合，才是陶瓷装饰艺术文化价值所在。陶瓷装饰设计只有依托传统文化，依托不断进步的陶瓷装饰技术以及品牌效应的传播，人们才有更多的意愿去消费以及收藏。

但当今很多鸡缸杯仿古瓷，从工艺技法、胎质釉料、色彩画风上粗制滥造，给很多平民收藏家带来很多的困扰，并非所有仿古瓷都具有收藏价值。不稳定、不规范的仿古瓷市场，便宜的鸡缸杯仿古瓷，有的卖到十元一个，贵则几千元。粗糙的仿古瓷图案并不是手绘的，有很多图案是印刷或者贴画，画风死板、突兀，有的甚至可以看到网纹。胎体则是大批量注浆而成，不是手工拉坯。降低了成本，但已经不能成为艺术作品。手绘的鸡缸杯，鸡的绘画外型多样，水平参差不齐，售价几十元上下。款式、工艺、造型五花八门。这类的鸡缸杯仿古瓷没有收藏价值。甚至有卖家生产鸡缸杯纸杯、茶壶等各种器型，让人哭笑不得。从而我们得知，鸡缸杯从1∶1仿古瓷到各种形态存在的状态，是人文文化消费的产物。人消费心理的好奇欲望以及戏谑的消费心理。

6结论

不管是收藏家热衷于收藏真品或是鸡缸杯仿古瓷的热销风潮，都表明了人文消费在当下时代中成为陶瓷设计当中的重要性。不仅从陶瓷装饰技术以及设计艺术来说，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渗入其中，才会有更深的文化艺术价值。而当今的陶瓷装饰设计如何依托传统文化进行设计，正如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应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6-11-3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陶瓷装饰设计当中体现正确的艺术价值，才能准确地把握好文化消费传播。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中国陶瓷向来是中华民族传播文明的物质实物，实现中华民族伟复兴，需要陶瓷物质文化的极大发展，也需要陶瓷精神设计当中的文化消费引导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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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2-0073-05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批准

随着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点转向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需求与供给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新常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完成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跨越，实现经济新的增长。文化消费具有创意消费的特点，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方面。从供给和需求两侧着力，建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将在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受劳动力成本、能源价格、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优势逐渐弱化，同时，投资需求不断减少，投资规模逐渐缩小，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在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和环保压力上行的态势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一，文化消费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文化产品的核心生产要素就是创意和创新，创意和创新驱动文化产品的创作，催生文化消费的欲望，同时文化产品的消费富有弹性，更具挖掘潜力。因此，文化消费将在我国新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口红效应”，扮演“鲶鱼角色”。

第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有助于减轻环保压力。创意是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因此文化产品具有低污染、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重要特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我国实现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主导型发展转变的主要抓手，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有利于缓解环境承载力不足问题，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第三，文化消费新形式符合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需要。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模式逐渐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文化产品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的特征，因此文化消费的形式也更加符合新常态下我国整体的消费特征。消费者依据年龄、社会地位、知识层次、所在地域等方面的不同，会对文化产品内容和形式产生不同的偏好。文化消费的内容大致分为娱乐型消费、知识型消费、艺术型消费等，文化消费的形式除了电视、电影、图书、报刊等传统形式之外，还包括手机移动终端、网络音频、网络视频等新的消费形式。因此，文化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具带动作用。

二、当前文化消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文化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文化消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目前文化消费依然存在总量不足，潜力有待挖掘，农村文化消费乏力等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提升。与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我国文化消费水平相对落后。一方面我国文化消费总量有待提升。2007～2014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总支出依次是6326亿元、6735亿元、7570亿元、8903亿元、10213亿元、11502亿元、10388亿元、11385亿元，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上，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另一方面，人均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不高。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偏低，2014年人均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为671元，仅占总消费支出的4.6%，低于发达国家约10%的水平。另外，与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相比，文化消M支出额增长较慢。

第二，文化消费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是3100亿元，占GDP的比重是1.94%；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是1.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8%，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是2.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77%，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394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76%，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约为15%。相比之下，文化消费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这表明文化产品存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实现更高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平衡。

第三，农村文化消费乏力。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但是，目前农村的文化消费依然较为乏力。一是意识淡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依然是衣食住行等实物型消费，对于文化消费的认识不足，消费欲望不强。二是消费结构单一。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外，农村的消费内容简单化，消费结构单一。三是消费能力有限。农村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基本生活保障不够完善，文化消费能力不强。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16.1元，年平均增长13.4%，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7%。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39元，年平均增长16.9%，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6%。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和引导农村文化消费对于促进文化消费和大众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约文化消费的主要原因

整体上文化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缺乏高质量的、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消费尚未成为大众自觉的行为选择，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仍需进一步细化，政策效果有待提高等。

第一，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影响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没有让公众喜欢的、愿意去消费的文化产品。目前，与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相似，文化产品同样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文化产品在文化与相关要素融合方面不够。比如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文化与城市建设的融合均显不够。二是文化精品相对较少。真正决定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内涵。目前文化产品存在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的现象，能够具有持久而深远影响力的文化精品较少。影响文化精品创作生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于创作生产的支持、社会的舆论宣传、产品价格等。

第二，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形成。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能够带动文化消费的长效增长。公众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养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文化消费设施有待完善，文化消费环境有待优化。一方面，在硬件建设中，需要建成一系列功能完善、消费设施齐全、配套设施完备、技术先进、自成体系的文化消费场所。另一方面，场所管理、票务管理等相关文化消费服务等软件建设需要进一步优化。二是文化消费理念需要更新。三是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没有充分形成。舆论导向、公益报道、产品推广等方面对文化消费的宣传力度不够，崇尚文化消费，享受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

第三，文化消费的扶持政策不够精准有力。增强政策支持的杠杆撬动作用，提高文化消费扶持的精准化水平是促进文化消费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目前相关政策在杠杆撬动作用和精准化水平上欠佳。一是政策支持的杠杆撬动作用不明显。文化消费补贴政策关注的重点多在资金的面上支持，而怎样激发市场作用的高效发挥则显不足。二是消费补贴的精准化水平有待提升。对于文化消费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额度的精准研究不够，未能实现有限补贴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四、增加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建议

从供给侧着手，提升产品质量，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创作文化精品来增加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不断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有效的文化产品供给，就没有持久的文化消费。

第一，加快推进文化与相关要素的融合发展。文化与相关要素的融合发展是文化产品的坚实载体，是拓展文化产品内容、丰富文化产品形式的基础。一是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只有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文化产品的内容创作、生产、宣传营销、传播、销售、享用和融资，与智能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技术等科技相互融合，将大大拓展文化产品的领域，增加附加值，提升其品质。二是加强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有些文化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或者艺术价值，但是与生产生活联系不紧密，实用性不强，降低了供给效率。文化与服装、家居用品、建筑装潢等相融合，使得文化产品更加实用化、艺术化、时尚化，从而提升文化产品的实用性。三是加强文化与城市建设的融合。将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发展定位、建筑设计、风貌塑造、产业支撑中，与文明城市建设和创意城市建设相结合，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文化魅力，拓宽文化产品内容，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体系。

第二，加强文化精品与品牌建设。“十三五”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也是转型升，从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变为关注文化产业发展质量。真正决定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内涵，影响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是文化精品的打造和品牌建设。文化精品和品牌建设中应该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价格不是人们消费文化产品的必然决定因素。有时候我们将文化产品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归结为价格偏高，但是文化精品的消费不完全受制于价格因素。内容、形式符合消费者喜好，品质优越的产品，即使价格较高，也会带来强烈的消费欲望。而内容空洞，制作粗滥的产品即使免费也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二是给予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在舆论宣传、资金奖励、政策享用等方面支持一些人们喜闻乐见、品质优良的文化产品，扩大其影响力，打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深远影响力的品牌产品。文化精品和品牌建设能够较为明显地影响大众的消费愿望和消费偏好，引领和提升文化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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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消费的定义

从广义上看，文化消费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同时也包括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我们在观看电影，在欣赏电视节目，在书店购买书籍以及杂志这些都属于文化消费，我们为了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去购买那些属于精神消费的物质，如家庭购买电视机、购买电脑和购买照相机等。而除了这些消费外，还有建立文化设施的消费，如在学校或者政府部门建立图书馆、在城市内建立展览馆和影剧院等等，这些都属于文化设施的消费。相比于过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今天的生产力不断的提高，文化消费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但是所有的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前提的。也是以物质消费为基础的。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影响一定时期文化的发展，但是反而言之，一定时期的文化也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2.文化消费的特点

文化消费能够促进资源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文化消费也能够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的更好的发展。文化消费能够给人以精神享受，精神文化消费是高层次消费，但是，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以物质消费为满足，在消费时更重要的是满足精神文化需要；文化消费能够提高人的能力，社会上通过接受教育和技术培训等高层次精神文化消费，使人们变成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文化消费可以增加人们的愉悦和幸福感，以提高认得主体素质为最终目标，精神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是在与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够对主体产生积极的效应，更好地为主体服务，促进主体自由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达到一种精神的愉悦。

二、文化消费时代下的产品设计观

1.产品设计观的含义

我们所说的产品设计一般是由产品的功能、特性、品质、品种与式样等所决定的，产品设计是顾客消费需要的中心内容，也是顾客选购产品的首要因素，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产品设计观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是由顾客购买总价值大小所决定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顾客的购买力，所以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每一个顾客对产品的需要一定会有不同的要求，而同样的道理，构成产品价值的要素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当我国没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一定会把如何获得产品看得比产品的价值更为重要。而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市场商品日益丰富种类繁多，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人们在消费时一般更加重视产品的特色，希望产品能够更加新颖。所以说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产品的设计观会因为人们的消费理念而不同，而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会影响人们对产品的要求。

2.怎样提高产品的设计观

提高产品的设计观，首先就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功能。我们今天对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某种功能的产品在结构或方法上实现较大的突破，这样就可以使产品功能提高，而且在提高产品功能的同时还可以使产品的成本降低，从而使产品价值有较大的提高。其次要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价值，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生活用品，是随着人们对其要求不断增加，而不断提高产品价值的，我们可以对产品适当的进行从新设计，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式样更加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不断提高它们的功能并且提高产品地使用价值。其实提高产品的价值既是消费者的要求，同时更是企业的追求的目标，但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单纯的追求提高功能，更不能片面的降低成本，而是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设计中，寻找出一切可以提高产品价值的方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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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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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组织从狭义与广义两方面给出了文化旅游的定义。狭义的文化旅游说的是人们为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包括修学旅游、表演艺术旅游、节庆旅游、文物古迹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和朝圣旅游等；广义的文化旅游泛指人们为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增加知识、经历、际遇的一切活动。

近年来随着旅游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旅游业成为旅游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历史文化中留存下来进入旅游市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主要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宗教民俗设施及有关的风土人情、民俗礼仪。旅游开发者将这种文化资源直接或间接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提供旅游者，使旅游者在获得一定物质享受的同时，得到极大精神文化满足，并能给旅游业带来经济、社会文化效益。

北京是拥有中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是全国的标志和剪影，建城3 000年，有着800年首都的古老历史，北京拥有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北京市拥有的文化旅游资源类型约80多种，其中古建筑及遗址30多种，古文物20多种，古人类遗迹7种，各类园林、公园约10种以上，馆、堂、宫、场近20种。北京的文化旅游资源的知名度高，老北京古城特色鲜明，合理的布局、分明的层次、协调对称有格调的古城规划、静谧和睦的胡同文化，雄伟的长城、宏大的故宫、残破的圆明园，使得北京古城成为一座让旅游者向往的城市。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北京给北京的旅游业定位是“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作为首都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目标是将北京发展成亚太地区旅游中心城市之一和具有东方特色的一流国际旅游名城。因此，未来文化旅游的发展肩负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双重重任，对丰富、发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提高北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针对促进旅游文化消费发展对策的研究对实现旅游业发展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多方资料、重点景点采访旅游者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得出结论我们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将旅游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发挥的更好。我们以北京为例，作为中国的首都，古老的北京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古都的园林景观、传统的技艺表演、传承多年的老字号小吃都是吸引旅行者进行文化消费的亮点。

首先，促进旅游文化消费宣传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每年接待游客数以亿计，它十分注重对旅游文化的宣传力度，而其他很多地区就做不到对文化宣传的及时、到位。我们应该意识到，处于现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以做到多种方式、不同渠道的大力宣传，比如：官方网站播放城市文化宣传视频，微信微博平台推送文化宣传文章及现实图片，在高铁、地铁等交通工具上播放宣传资料，在报纸等纸质媒介上刊登文化宣传文章等。只有这样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才能提高城市知名度，才能有更多人了解到一个城市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最终达到促进旅游文化消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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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消费概述

文化消费指“消费主体对精神类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米银俊、王守忠等认为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文化生活需要而对物质和劳务的消费，或者是人们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消费资料的消耗”。这种界定涵盖了教育、娱乐休闲及对文化、艺术、精神追求的消费需求。文化消费实质是对社会及他人提供的精神财富的消耗，同时是对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文化消费客体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其目的在于通过购买、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

二、研究方法及过程

1.研究对象及工具

笔者采用实证方法对所在高校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在校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了解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实际困难。通过本次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弊端，切实提出解决方案。本次调查对象为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四个年级共200名学生，下发调查问卷200份，回收200份。

2.研究结果

问卷结果显示，有约为4%的人每月用于文化消费金额在200元以下，有约为9%的人200元，15%的人是200―400元，65%的人是400―700元，有约7%的人是700―1000元。学生每月的文化消费支出主要由各自家庭经济条件、学生爱好取向等决定。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的消费内容集中在通识教育类，如阅读文摘类杂志、时事报刊，收看新闻、纪录片、访谈节目；浏览门户网站专题报道等。娱乐类：看电影电视剧、听音乐、玩游戏、浏览娱乐新闻等。休闲类：旅游、野营等，其中选择艺术类的人群占大多数。较少的人选择专业知识类：如阅读专业书籍报刊、浏览学术网站、参加考证培训等。由此可见，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课外需求较少，我们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文化投入。教师应该引导同学们在课下积极投入地学习专业知识。

大学校园文化消费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也代表了大学的内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A.办证借阅学校图书馆图书；B.购买书籍/CD/影视碟片等；C.购买文化衍生产品（如动漫游戏、中英文影视作品光碟、旅游纪念品、收藏品等）；D.免费网络（只支付基本网费，包括免费下载）；E.付费网络（除网费外，需向网站支付服务费用，包括付费下载）；F.移动媒体（包括手机、MP3/MP4/PSP等）；G.固定媒体（如电影院、基本不联网的电脑）；H.学校的各种讲座、社团活动。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办证借阅的同学有68人，所占比例为34%，其中选择购买书籍/CD/影视碟片等有51人，所占比例为25.5%，其中选择购买文化衍生产品的有79人，所占比例为39.5%，其中选择免费网络和移动媒体的分别有200人，所占比例为100%，而选择学校的各种讲座、社团活动的有24人，只占12%。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在大学校园中，网络及移动媒体已经代替传统的文化传播媒介成为当代英语专业学生文化传播的主体，可见科技为文化带来了新的传播形式。

3.调查结果分析

（1）网络对英语专业学生文化消费观的积极影响

网络对大学生智力素质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网络的开放性、方便性，内容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大大拓宽了大学生的求知途径，有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促进学业；网络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自由、轻松、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大学生培养和发挥创新能力；网络有广阔的空间，存在着许多新鲜和未知的事物，有助于开发大学生的潜力，网络可以帮助学生与网友进行交流，减轻学习或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通过网络获取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学习成绩；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传递的快捷，以及人机对话这一新型人际关系，有助于启发和引导英语专业学生培养和形成学习、效率、平等、开放等现代观念；网络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有助于大学生扩大交往的范围；网上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为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新空间；网络可为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锻炼机会。

（2）网络对英语专业学生文化消费观的消极影响

网络对英语专业学生文化消费观的负面影响同样存在。一些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而使成绩下降；个别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英语学习兴趣。在回答“上网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学生选的最多的是音乐，娱乐占47%，其次是查学习资料占36%，再次是玩游戏占34%，再次是聊天占49%，收发电子邮件的占21%，交网友的占8%，做作业的占10%。我们还发现大多数学生上网的目的是娱乐，回答学习的比例非常少。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建议学校应该为学生创造利用网络学习的氛围，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利用网络学习的兴趣。学校可以把微机室、阅览室完全向学生开放，加以有效管理。教师要向学生推荐健康的教育、学习网站，利用网络加强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英语技能的训练，真正发挥网络的积极传播作用，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三、启示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我校英语专业学生在以下方面存在问题。

1.理性认知与实际行动不平衡

大部分大学生对文化消费目的的认识是理性的，但从他们的实际消费活动来看，表现为娱乐消费型。从消费环境来看，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给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学校提供的文化内容远离学生现实，因此很难引起大学生的关注。目前各种悬疑、惊悚小说、流行音乐、卡通游戏充斥大学校园文化市场，冲淡了学生对中国主流文化消费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文化消费品位的提升。

2.文化消费品用途偏离

当代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虽然比较丰富，但与他们的文化消费欲望相比还十分匮乏，在学生个体消费能力受到制约及作为公共文化消费主要供应者的学校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己有文化消费品的最大效应。学生购买的文化消费品浪费严重，主要表现为购买文化消费品的目的与实际消费行为偏离，例如大学生买CD机、MP3不是用在学习上却主要用来听歌曲，买电脑上网不是用来辅助学习而主要用来玩游戏、看光碟、聊天等，偏离了其主要用途。

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加强大学生闲暇时间调控的重要性，学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学生会等组织，应认真研究大学生闲暇时间及青年大学生的兴趣、需求、热点和兴奋点，充分利用校内的团体、兴趣小组，利用校内外的社会实践基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科技类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力求让闲暇时间成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觉走出文化消费的误区。

篇12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70-05

The Study about Influence Factor of Culture Consuming of Urban Dwellers in Shanghai

MENG Hua1, LI Yi-min2

(1.Wome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2, China; 2.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f former theory about culture consuming,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concept and content of culture consuming. The author grafts stratum theory onto domestic condition with new paradigm application of culture consuming in foreign study, and uses vital statistics variables as the division standard of different culture consuming groups. Applying the urban dwellers of Shanghai, the article finds the generic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rend of culture consuming, and points out that some vital statistics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position and income would influence culture consuming of urban dwellers. This conclusion w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demonstrable support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uming economic field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ulture consuming.

Key words:culture consuming; culture product; culture activity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文化消费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而关于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遵循着理论为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映射与抽象的原则。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与繁荣,这也导致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的主导性产业,并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城镇区域分布的广泛,以及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文化消费实践在理论上的抽象带来一定难度,并进而影响到相关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而上海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它的城镇生活形态及消费模式对其他城市会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因此,若以上海为例来研究居民的文化消费,并总结当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一般性特征及最新动态,既可以为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国内文化消费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还可以为相关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2 关于文化消费研究的理论述评

关于国内文化消费研究的兴起,是与消费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其初始提法为“精神文化消费”,以相承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也即消费者为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而消费文化产品的能力［1］。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注重于剖析此种精神文化消费的内容及层次；研究的结论因对“文化“界定的纬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按照狭义“文化”论的理解,文化消费的内容是指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音像、出版物及与此相关的文艺服务等内容；按照广义的文化论的理解,又可将文化消费理解为个体因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对物质和劳务的消费,该种文化生活的需要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娱乐休闲、文化艺术以及精神追求等内容［2,3］。但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所在。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5］。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文化消费现状的具体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在应用中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3,6,7］。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8,9］。

其实,这种消费范式的研究思想,还可以看作是对Bourdieu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验证,将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相结合［10］。在相关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也取得了实证方面的支持:如Bihagen利用瑞典家庭支出数据分析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支出的不同,发现高收入阶层消费的目的多在于维系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11］；Katz利用结构等效的方法将以色列相近的家庭消费模式作为分层指标,并在与收入比较后,发现两者的结果可以互为验证［12］；Aydin利用土耳其国家统计部分提供的数据,分析了经济社会因素对消费模式、品味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了社会分层变量,如收入、教育、职业等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模式以及生活方式［13］。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按照Przeworski和Teune提出理论普适性标准,就意味着相同理论必须适应不同情境下评估［14］；为此,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及文化与西方的不同,这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15］。

3 本研究的理论设计及初步分析

3.1 本研究的调研方案及数据收集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选取上海城镇文化消费的现状作为研究的对象,去比较不同社会结构特征下文化消费的差异及特征。其中,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研究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居民文化消费的界定；(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职位、月可支配收入等人口统计的因素。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将文化消费的变量按照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变量分开统计。在考虑时效以及地域消费空间等因素条件下,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看杂志的数量、每月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16］。

其中,在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消费变量的筛选上,主要是以消费范围和消费影响为选择的依据。如每年去旅游或看展览次数的选择上,由于旅游或展览的内容不是全部属于文化的范畴,可能会是客观的自然风光或物质产品,这使得旅游或展览在文化消费范围内会存在一定的边界模糊,从而导致“每年去旅游或展览”变量会受到外在“非文化”消费内容的影响,因此将“每年去旅游或展览”排除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外；又如在每月读报数量的选择上,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发展,这使得社会大众每天从移动媒体途径获取信息的被动可能性增加,从而导致“每月读报数量”变量会更多受外在技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将每月读报数量排除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外。

最后,本研究还选择5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7,17~19］:性别:男、女；年龄:青年(20~34岁)、中年(35~49岁)、老年(50岁以上)；教育程度:高中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程度(非全日制大专、大学、全日制大专),本科程度(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职位:初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的一般职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企业/公司的部门经理或中层干部、个体从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企业/公司的厂长或总经理、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可支配收入(4000元以下)、较低可支配收入(4000~5999元)、中等可支配收入(6000~9999元)、较高可支配收入(10000~13999元)、高等可支配收入(14000以上)。

3.2 本研究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经过随机的抽样调研,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1620份,经过剔除答案不完全、不真实所造成的废卷外,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439份。同时,为了更好地观察样本的特征,本研究首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一般的描述性统计,主要的特征如下:男女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8.92%和51.08%,双方的分布合理；年龄变量的分析中,青年群体所占的比例为50.93%,为样本中的主体；教育程度变量的分析中,大多数的调研对象受过大学教育,这也反映上海都市居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在职位及月收入的分析中,初级职位及低收入的样本人数占主体,这也能反映当前弱势群体的文化消费现状,以便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另外,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代表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进行研究。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各因素类别下的主效应分析

对性别、年龄、教育、职位以及收入等因素类别下的主效应分析,本研究是通过方差分析以及Levene检验去完成。方差分析主要是发现各人口类别因素对上海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各项活动的具体影响,Levene检验是验证方差分析结果的合理性,以保证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城镇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差异,因此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在不同的年龄、教育、职位以及收入等因素类别下,居民相关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的主效应分析结果如下:

(1)在不同年龄层次下,可发现青年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相比在看杂志、看电影、看网络电影上的差异平均距离最大,青年人是文化产品消费的主力；对年龄因素在文化产品消费差异贡献度的比较上,能够发现年龄对看网络电影的差异贡献度最大,对看电影和看杂志的贡献度较小,对购买影碟的数量并不产生影响,由此可知,文化产品的消费差异主要是由网络等技术因素所导致的。在文化活动的消费上,青年群体在看演唱会与歌舞剧方面是消费的主体,而戏剧得到了所有年龄群体的喜爱；同时,各个年龄层面下文化活动消费尚未形成集群示范效应,身为消费主力的青年群体集中于文化活动较浅层面上的“看演唱会”消费,中老年虽喜爱较高层面上的歌舞剧和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但实际消费力度却不足。

(2)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文化产品消费的各项差异性进行比较,可发现教育程度与文化产品的消费呈正相关关系；而教育对看杂志和看电影的差异贡献度最大,对看网络电影的差异贡献度次之,对购买影碟不产生影响,这说明教育因素所造成的文化产品消费差异主要是消费品味上的差异,如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更偏爱去电影院而不是在网络上看电影。同样,教育程度与文化活动的消费也呈正相关关系,且该关系随着文化活动消费层次提升而表现得更为显著,也即教育对高端的文化活动消费,如听音乐会等活动存在着明显推动作用。另外,还能够看出上海市城镇居民教育程度较高,他们相关的文化活动消费主要集中于看戏剧和看歌舞剧上。

(3)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城镇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表现为:与中、低职位的群体相比,高级职位群体在看戏剧、听音乐会、看歌舞剧上的差异平均距离最大,职位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差异的变化上,职位等级与文化活动的差异变化也保持了一致,该现象可能与不同职位等级人群的社会交际范围相关。

(4)与其他收入群体相比,可发现中等收入群体在看电影、看网络电影上的差异平均距离最大,而高等收入在看杂志上的差异平均距离最大,这说明收入水平与文化产品消费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受其他因素如消费品味的外在影响；通过收入对文化产品差异的贡献度,也可以验证收入水平与文化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收入对看杂志的贡献度最大,对购买影碟不产生影响。中、高等收入群体在文化活动消费中的差异距离并不显著,其中,收入对看戏剧的差异贡献度最大,对看演唱会的差异贡献度最小,这表明收入并不是决定上海城镇居民文化活动消费的首要因素,并非收入越高,其文化活动的消费层次就越高,这也与教育因素下所得到的结论相对应。

4.2 文化消费的交互效应分析

在上海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可发现年龄、教育和收入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影响,年龄、教育、职位和收入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影响；而为了找出影响文化消费的关键性因素,还将利用General Line线性模型对以上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不同水平下的交互效应分析,以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序列关系。在文化产品消费的交互效应分析中,可发现年龄、教育和收入三个因素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仅存在主效应。与单类别下的主效应分析结果相比,该交互水平下的效应同样验证了年龄、教育和收入仅对看杂志、看电影、看网络电影产生影响,对购买影碟并不产生作用。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年龄对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正向效应,而教育和收入对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负向效应,但是该负向效应会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提升而降低。这表明,年龄是文化产品消费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教育和收入对文化产品消费的影响作用要次之。

在文化活动消费的交互效应分析中,可发现年龄、教育、职位和收入之间不仅存在着主效应,收入与其他三个影响因素之间还存在着交互效应。教育受到收入全部的交互效应影响,这使得不同教育程度下消费群体在看戏剧、看演唱会、听音乐会以及看歌舞剧等各项文化活动中都存在着不同；年龄和职位仅受到收入部分的交互效应影响,具体表现为:收入对青年群体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显著制约因素,并导致年龄因素对高层次文化消费活动“听音乐会”不产生影响；收入对中级职位群体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正向交互作用,并导致职位因素对低层次文化消费活动“看演唱会”不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收入水平的交互作用存在,这导致文化活动的消费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先降低,再增长”的倒U型曲线关系。总体的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收入的交互效应对文化活动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根据上述结论,有关文化消费产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可以归纳如下:(1)研究发现年龄、教育和收入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存在着主效应,且各因素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并不存在着交互作用,这表明在为上海城镇居民提供文化消费产品时,可以仅考察单个因素序列下的实际消费现状,以提供相应线性的文化消费产品,因此文化产品的消费应以序列线性的消费模式为主。①对于杂志类的文化产品,应选取收入高和职位高的社会精英人士作为目标客户人群,以精美的排版和丰富的内容外延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并用DM的高端直投作为杂志销售的主要方式；同时,依托于上海现有的城市资源,杂志类文化产品的运作还可以走资本运营的道路,以进行资源的整合营销,从“单一品种”到“组合发行”,将时尚和财经作为杂志品牌延伸的主要方向,并最终实现跨行业的后续产业价值链接。②在提供电影类音像产品时,考虑到各人口统计变量对购买影碟数不产生影响作用,可大力拓展该类产品的网络销售通路,并采取版权付费的销售模式,以开辟独立于电影音像产品外的盈利渠道；借助于网络资源,还应大力开设电影交流类论坛和电子期刊,最大化地吸纳受众群体,并可以形成明星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以免费的信息互动平台进一步凝聚人气,并最终通过正向的信息宣传去帮助消费者养成购买正版电影音像产品的消费习惯。③考虑到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更偏爱去电影院而不是在网络上看电影,而该类精英群体的意向往往又可以起到社会示范性的引领作用,这使得上海电影院线可以运用新建、改建、收购等多种形式加快发展影院和银幕的数量,积极适应供需变动趋势,力争院线保有的3D银幕数量可以实现较大的增长,并实现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连锁店”经营模式；在电影内容原创和制作水平上,还应加强导演、编剧等影视人才队伍建设和完成电影制作技术升级改造,以迎合上海城镇居民日益挑剔的消费眼光。

(2)在文化活动的消费中,研究发现年龄、教育、职位和收入各因素不仅存在着主效应作用,而且收入还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这表明在为上海城镇居民提供文化消费活动时,需要在考虑收入水平的前提条件下,再结合年龄、教育、职位各因素下的实际消费现状,以提供相应差序的文化消费产品,因此文化活动的消费应以综合差序的消费模式为主。①看戏剧和看演唱会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异距离相对较低,且该消费活动也多为年龄不大、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的居民群体所喜爱,在此类产品性质划分上应以准大众公共产品为主,上海的政府部门也有介入此类产业的必要性,一方面为戏剧表演产业的发展提出符合和谐健康时代观的指导思想,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发展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应直接介入生产环节,通过公共媒介,打造公共的戏剧表演品牌,如南汇桃花节上的传统昆曲表演,上海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的举办,这些都既宣传了进步向上的思想,又培育了相关的文化市场。②听音乐会和看歌舞剧多为职位高、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居民群体所喜爱,在此类产品性质划分上应以商业产品为主,由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采取差序性价格策略以提供高水平的文化消费活动,并可以看做是对公益性质文化活动的有效补充；对此,政府也应做好引导工作,特别是思想和内容的审查要跟得上,并维护相关文化活动的市场秩序,防止举办方为利益而降低相应的服务水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要避免经营者为利益而恶意的竞争,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可以依托上海音乐厅、上海大舞台等场馆,通过成功的商业运作,邀请海外知名的乐团、歌舞团来沪进行文艺演出,为上海市民呈上丰富的文化盛宴。

(3)在文化消费的自发效应分析中,发现除了年龄因素外,教育、职位和收入因素产生的效应都为负向,这说明从整体上而言,上海的文化消费产业仍处于较低的发展层面,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观念还需要大力的创新,并要着手构建符合上海形象的城市文化价值体系；在该文化价值体系中,应包含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代潮流,以和谐幸福为核心的时代观念,以人文素养为核心的城市精神,以低碳减排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中通过文化消费产业的发展去具体落实；这代表着要将文化领域中可以产业化的部分直接纳入到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去,从而更好地解放文化生产力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有上海特色的城市文化,以着实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最后,根据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以及现有的研究条件,后续的研究还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展开:首先,将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与其他的消费变量进行交叉,对消费群体进行分层,以准确描述不同社会阶层文化消费的真实状态，如将人口统计变量与消费价值观中的生活形态变量进行交叉分析,以准确界定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文化消费结构；其次,在人口统计变量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分析中,引入其他的社会性变量,以分析各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成因，如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亲亲”或“亲尊”关系,以研究不同家庭结构特征下居民的文化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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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特点及问题研究

作为“东方休闲之都”，杭州历来就有喜好文化娱乐的习俗，从相关调研数据看，近几年杭州演出市场火爆，各类演出频频出现在杭州各大剧院舞台，以杭州剧院为例，建院至今，共接待国内外艺术团体1000余家，上演了中外优秀剧目3800多场，接待观众500万人次，平均上座率78％。随着院线改制的步伐，杭州电影票房异常火爆，“电影市场票房居全国前茅”，据不完全估计，2000年以来仅庆春电影大世界累计放映电影10.5万场，观众450万人次，票房收入9000万元。作为世界休闲博览会发起城市，杭州旅游业更为发达，旅游成为更多居民休闲度假的选择。

具体分析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文化消费丰富多彩，发展迅速。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种类繁多，除了传统的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打牌搓麻等消遣活动以外，上网、体育健身、休闲旅游、观摩展览、观看演出、KTV娱乐等逐步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构成部分。近年来杭州城镇居民在文化娱乐服务和文化娱乐用品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尤其是在2004年以后，实现较大幅度增加，这恰恰契合了2000年以来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与消费升级的政策导向。第二，文化消费凸显时尚性与肘代性，文化演出市场活跃，旅游消费成为热点。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演出市场更加活跃，文化产品质量日趋提高，居民观看电影，观赏各类演出成为时尚，尤其是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活跃与繁荣丰富了国内演出市场。杭州演艺业的发展促进了杭州娱乐消费的火爆，KTV、演艺吧成为文化消费组成部分之一。居民收入的增加使观摩展览、收藏古玩字画逐步形成潮流，字画古玩市场逐步完善，成为杭州文化消费的一大亮点。随着国家有关假期制度的完善，居民所享受的长短假期日益增多，这增加了外出旅游度假休闲的时间，一时间“出国出境过大年成为杭州人新时尚”。尤其在杭州市政府打造休闲之都政策的引导下，旅游度假成为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一大热点，其发展备受瞩目。第三，文化消费注重实用性，教育消费依旧是文化消费的重头戏。杭州城镇居民非常注重教育消费，促成教育消费增长迅速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家长们往往望子成龙，培养孩子不惜重金，参加培训班、请家教、学艺术特长等都会增加教育消费费用；二是现在依旧存在一些学校收取择校费、赞助费等额外费用，这无疑加剧了教育消费的份额；三是现代社会竞争力巨大，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很多城镇居民在工作之余会参加各类培训，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从根本上讲，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推动教育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因。

不可否认，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群体文化消费的非均衡性问题。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表1可以得出，最高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人群的5倍、较低收人人群的3倍、中间收入人群的2.4倍以及较高收入人群的1.8倍。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方面，最高收入人群平均支出3300元，是最低收入人群的3.5倍，低收入人群的2.9倍，中间收入人群的2 2倍，较高收入人群的1.9倍。从以上分析来看，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文化消费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导致了各种不同文化消费层次的出现：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这属于城市中富裕型、极富裕型消费群体，文化消费种类繁多，看演出，出国旅游、国外留学等成为其重要消费方式，消费理念与方式跟得上国际潮流。中等收入支撑的“升级型”消费群体，其特点是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文化消费所占比重日益增加，对休闲娱乐存在强烈兴趣，渴望更多文化消费。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则属于“培育型”群体，这一群体尤其值得关注和政府政策的保护。

另一方面就是目前我国文化消费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消费环境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文化消费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文化消费结构略显单一，文化消费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文化消费动力不足，以文化作为休闲方式的观念还没有形成，文化消费中还存在“偏食”、“厌食”现象，甚至一些极不健康、不文明、不科学同时是反道德、反文明、反科学的闲暇生活方式依旧大范围存在。通过比较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数据会发现：当前文化消费活动中一些简单易行、花费低廉的消费行为所占比例较大，文化消费层次偏低，这就是出现文化消费支出基数较大但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边际消费倾向过低的问题，也导致了2004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例出现下行趋势。总之，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还处于粗放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十分薄弱，文化消费动力不足，文化消费水平有待整体提高。

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不足原因思辨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对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大体领略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相关概况，从中预见未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将会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当然发展的前提是分析当前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根本上讲，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仍旧处于攻坚阶段，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一些原来由国家统包的诸如医保、教育、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但个人收入并没有相应大幅度增加，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个人负担，导致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到消费倾向的增加。这是制约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其次，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但依旧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原有的体制机制在某些层面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消费品的数量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之间以及文化消费的质量与消费者的精神期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脱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消费由过去的结构单一、消费层次低逐步向多样化、高层次转变，由于缺乏创新精神，当前文化产品本身与市场需求之间没有真正接轨，文化产品的价格虚高和市场的不规范使文化消费市场没有真正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造成了目前我国文化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滞后与薄弱，成为制约文化消费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而且健康、成熟的文化消费理念的形成还需要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这就需要政府导向性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空

间首先是由文化消费的内需力决定的，因此，大力发展文化消费，改变我国当前文化消费总量不足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