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研究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消费文化研究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消费才是评价和实现产品价值的最终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升级,这必将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之际,文化消费逐年增长,成为消费领域一大亮点,其作用和意义也愈加凸显。

一、文化消费研究的意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领域,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时,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文化消费“口红效应”频频见诸于报端。在很多专家看来,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历史趋势和必然选择。翻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表示:根据国际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存在海量发展空间,文化消费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加强文化消费研究势在必行。

文化消费是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通常可以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两种形式,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消费项目。文化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消费的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与速度。研究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可以为国家及地方政府文化教育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及区域文化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追求活动,文化消费的发展受到诸多元素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心理动机、个人收入、地理环境等。文化消费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研究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着手,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鉴于文化消费研究涉及数据广泛庞大,为更为细致微观研究,我们选取典型城市,以点带面,深入探讨。作为东部沿海城市,杭州经济发达,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其文化消费发展在东部城市具有代表性,并对中西部城市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文重点调研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二、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文化消费比例

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杭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大幅增加,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是2000年的2.2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14895元是2000年1.91倍。下面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杭州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探讨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关系如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50%到6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40%到5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在20%到40%之间,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小于20%,居民生活消费最富裕。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年以来杭州历年的恩格尔系数以及文化消费所占比例(见表1)。

(根据《2008杭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2] 陈芳、周英峰、郭奔胜:2007:物价持续上扬的背后[EB/OL].news.省略/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8

篇2

1问题的提出。

消费作为人类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消费中的一部分，中国国内文化消费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文化消费的发展更加迅速。其实，所谓的文化消费[1]，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享受；即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消费文化消费品的过程。在经济条件宽松充裕以及具备闲暇时间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获取知识、陶冶身心、娱乐自我等需求的满足，而对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和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进行的一种消费行为[2]。文化消费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并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着带动作用。在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标准。若从消费的形式来看[1]，它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和个人文化消费；其中，个人文化消费又可根据消费的内容划分为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与个人文化活动消费。再从消费内容的广义上来看[3]，文化消费又包括教育、旅游、体育事业、文化娱乐场所、广电音像制品、戏剧舞蹈等等服务行业。在此基础上，还可将健身、体育表演和赛事观赏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娱乐休闲活动纳入其中。

同时，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而80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前人已经截然不同；这样，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主要消费群体，探讨80后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特征，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研究将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以及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选取上海地区的80后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费的现状，并总结与提炼其文化消费特征及规律。实地的调查通过随机街访的形式完成，发放问卷60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503份。

2社会公共文化消费的研究。

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属于最基本的消费，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一般由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本研究从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度、每周在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时间以及每年去社会公共文化场所次数三方面，来探讨上海80后群体的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情况。

2.1 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可发现有59%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这些场所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无法利用这些场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该调研结果表明，虽然较多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区服务中心做好宣传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

2.2 80后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可发现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0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69.3%，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18.5%，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以上的人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2.8%。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每周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也应丰富自身的活动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前去参加。

2.3 80后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次数的调研结果。

经过对80后每年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次数的调研，可发现80后群体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次数，要远多于其去纪念馆、美术馆及文化馆的次数；特别是80后群体中没有去过纪念馆的人数接近总体样本的70%，即纪念馆为80后群体每年去的次数最少的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相比，80后群体每年去博物馆的次数要更多。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较多受流行性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偏爱“快餐文化”的消费，对博物馆等观光性质的场馆偏爱度较高。

同时，通过80后群体“不去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原因的调查，还可发现80后群体提及最多的原因为“工作繁忙”，这样从侧面论证了80后群体“偏爱快餐文化”消费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另外，提及因场馆设施不好或活动中心服务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人数最少，这也表明目前场地及服务因素并不是阻碍年轻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

3个人文化消费的研究。

3.1理论基础及方案设计。

毫无疑问，关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较为清晰地解析出个人文化消费的本质及其研究的范畴。但个人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个人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个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以至于缺乏显著性的成果。

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们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现状的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应用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

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也即消费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属性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80后文化消费的内容；（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位、月可支配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

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关于文化消费变量。其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读杂志的数量、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最后，本研究还选择4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

性别：男、女；教育程度：高中程度（高中及以下、中专），大专程度（非全日制大专、大学、全日制大专），本科程度（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硕士、博士）；职位：初级职位（学生、机关或事业单位一般职员、企业/公司的一般职员、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企业/公司的部门经理或中层干部、个体从业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位（机关或事业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企业/公司的厂长或总经理、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月可支配收入：低可支配费用（4000元以下）、较低可支配费用（4000-5999元）、中等可支配收入（6000-9999元）、较高可支配收入（10000-13999元）、高等可支配收入（14000以上）。

3.2性别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着差异（P>0.05）。这说明男女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性别特征的组数为2，且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不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下的80后在文化消费中存着一定的区别，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教育程度的组数为4，且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性别因素下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0-2”、“购买数量6-10”和“购买数量11-15”三个区间上，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购买数量11-15”和“购买数量>15”三个区间上，研究生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教育程度对80后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区间上，且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少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上；研究生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区间上，且大专程度以上的80后群体中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多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这表明，教育程度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3.4职位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P>0.05），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职位等级下80后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着部分的区别，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但影响性不够显著。同时，职位等级的组数为3，且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部分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不同职位的80后群体在各区间的分布人数上基本趋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初中级职位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高级职位的80后群体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和“消费次数>5”区间。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

3.5收入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由于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普适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以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着一定的区别，收入因素对文化活动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收入的组数为4，且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1-15”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的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的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的区间上。这表明，收入水平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4研究启示。

经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性别特征因素不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职位等级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对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职位等级会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在影响的显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显。因此，通过所得到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方面展开：

（1）补充文化消费的研究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引入不同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支出变量，从而确定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找出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的成因；如将年龄层次与收入水平两因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准确界定各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大小；（3）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在都市居民文化消费中的影响作用，分析其他的外界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如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居民生活形态变量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米银俊，土守忠，孙浩。浅析《资木论》中的文化消费[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2,（3）。

[2]仝如琼，王永贵。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J].商业研究，2010,（3）。

[3]刘珉曳，赵华朋。陈丽芬。陕酉文化消费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5,（23）。

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人们生活的世界被“丰盛”的“物”所包围，这“惊人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大学生消费群体中炫耀、攀比、盲目等不良消费倾向也日臻明显，其中攀比消费更是潜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冷面杀手。

1　攀比消费文化凸显

攀比消费已成为高校校园中不争的事实，为表现个性、追求时尚、凸显“高品位”，90后大学生不惜挥霍父母的血汗钱与人攀比。有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传统攀比，也有在社会及媒体大力宣传推动下的时尚攀比。请客吃饭讲排场、摆阔气；穿上千元一件的名牌服饰；高档手机、平板电脑都早已不只是电子产品，而是一种“消费符号”，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贵族化消费”日益泛滥，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2　攀比消费文化成因探讨

造成攀比消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高校、家庭及社会都有一定的关系。

（1）高校消费教育引导缺位。一方面，在高校课程设置中，“两课”教学涉及消费行为、心理和消费观的课程较少，不能有效地针对大学生实际消费情况进行教育引导。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管理中普遍存在认为学生的消费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需相应提高，学校不应对学生的消费行为过多干预的认识误区，客观上对攀比消费风气的形成没有及时遏制。

（2）家庭教育引导方法不当。目前多独生子女，家长溺爱，一味满足其消费需求，缺乏独立自强意识引导，普遍“重养育，轻教育；重智育，轻德育”。

（3）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网络的普及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社会中“月光族”、“周光族”甚至“日光族”等消费主义生活、行为方式有很大的消费示范作用。再加上广告传媒的销推波助澜，使大学生的消费行为随传媒导向亦步亦趋。

3　攀比消费文化心理原因分析

攀比消费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个体盲目追随与自身存在极大相似性的参照体，导致自身被尊重的需要过分夸大，甚至产生极端攀比行为。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图1），攀比现象存在心理依据，当代大学生在满足低级需求的基础上，就转向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好的形象以求得自尊的满足，所以攀比是在试图建立自尊和他尊体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在其《论社会比较》中讲到个体参照群体的反应或状态以确定自身是否恰当，这影响着人们的观点、情绪和行为，当自己的反应或状态与别人出现偏差时，人们会产生偏离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人们矫正自己的反应或状态，使其更接近参照群体。这种相互作用、相互比较是互动的过程，最终会使一个群体达到高度的一致。这种“群聚效应”促使了攀比心理滋生。

其实自尊和自我价值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中的“面子”问题。“面子”一词最先由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介绍到西方。攀比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其中争脸、维系体面构成了重大的驱动力量，反过来又对周围的同学产生影响，于是攀比文化如细菌般传染。

4　攀比消费文化对策初探

攀比消费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其外因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因素相关，而内因则与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虚荣心和自尊心、自控力等心理因素有关，因此除了结合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更需要依据攀比消费的心理成因，从学生个体本身探讨解决对策。

（1）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高校需高度重视学生消费观教育引导，走出漠视消费观教育的认知误区，通过学生参与度广的网络微博、论坛和校刊等宣传途径，将合理消费理念融入日常教育管理中，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学生的不良消费理念；家庭是大学生消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基本的消费单位，其行为和观念对孩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家长自身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合理引导孩子，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社会要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将消费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当中；加大对舆论媒体监管，向学生传播正确的消费观念、行为和方式。

（2）将攀比文化向竞争意识提升。攀比是正常的心理活动，攀比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人生观是否科学。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经常会把最优秀的人作为比较对象，用与他人的差距来激励自己，从而起到提高自身成就动机的作用。反之，比安逸享乐、排场阔绰，最终导致攀比消费。应改变传统的“说教——听从”教育模式，辅助科学的心理辅导，引导学生将攀比消费科学合理转移到“攀比”学业、能力等其它积极方面上来，学会理智“攀比”。

（3）加强个人及团体心理辅导。攀比消费文化是因认知上存在误区，导致极端行为结果，依据心理学理论，结合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改变个体不合理情绪和错误认知，能够纠正错误行为。因此可加大心理咨询机构建设，积极建立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改变学生不健康心理。通过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方式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教育。另外，应积极建立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培养一批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高素质辅导员队伍。其次，大学生攀比消费群体特征明显，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讲座、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等途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群体辅导。

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K5051299005

参考文献

[1]　徐剑，李靖茂.新时期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特点分析与对策研究.高校教育研究，2009（5）.

篇4

一、引言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以各种方式消费精神文化用品和服务的行为。其中文化用品消费主要是指购买电视机、音响、钢琴、书报等物品的支出，文化服务消费主要是指用于参观游览、健身娱乐、团体旅游等活动的支出。引导居民文化消费，提高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对于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居民文化消费就必须提高消者素质，提高居民素质的关键是发展教育。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司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展现出强烈的文化消费意愿和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宴才群根据当前文化经济发展提出文化消费是正在兴起的消费热点；罗晓玲、王绪朗对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所取得的成果分析研究了其中所存在的不足，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高等院校教师家庭文化消费现状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快速提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内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多是宏观上的定性分析，即使定量分析也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现就促进我国文化消费，本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教育方面来分析教育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方法

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基础上的，对于非平稳变量，不能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否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但是具有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是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具体来说，协整分析过程如下。

（一）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统计检验中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普遍应用的一种检验方法。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要检验时间序列Y是否含有单位根（平稳性），即进行如下回归

ΔYt=β1+β2t+δYt-1+?ΔYt-i+εt

（二）协整检验

为检验两变量xt、yt是否协整，Engle 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了两步检验法，称为EG检验。对同是d阶单整的序列xt、yt，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即

yt=α+βxt+εt

用琢赞和茁赞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着赞=yt-琢赞-茁赞xt

若经检验，着赞为平稳时间序列或I（0）的特征，则两变量xt、yt之间是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属于伪回归。

（三）误差修正（ECM）模型

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变量X与Y是协整的，则它们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即

ΔYt=lagged（ΔY，ΔX）-λ·ecmt-1+εt（0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1995～2012年的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包括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来《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见表1。

（二）数据分析过程

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软件中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U）变量和高等学校招生人数（H）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对各数据序列进行取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U和LH，且同时取对数不影响序列的协整关系。具体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序列LU和LH都是I（1）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下面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LRC和LAD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第二步，检验残差项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得到居民消费和广告之间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其中，圆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R2是可决系数，由上式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t检验值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F检验值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表明回归模型是显著的。下面对上述模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而来判定两变量之间是否为协整关系，若其为平稳序列则说明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就不存在。仍采用ADF检验。残差序列

着赞t=LU-1，114491LH-10.51844

对着赞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变量LU和LH是协整的，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由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R）和高等学校招生数（H）序列经过差分以后具有协整性，按照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圆括号内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R2是可决系数。其中的误差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其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符合实际意义。从估计结果来看，误差纠正项的系数不太显著，为0.0780，表明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7.8%，说明当高等学校招生数偏离它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增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并不能否认存在从LH到LU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一期的非均衡误差以0.078的比率对本年度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做出修正，同时LH对LU的变化在同一时期就立即进行调整，因此短期内，高校招生人数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起促进作用。

四、结论

从上面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和高校招生人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居民文化消费和高校招生人数呈现出共同的增长趋势，在我国高校招生人数的变化对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正面的影响，人数每增加100元，居民消费相应增加111.4元。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拉动和促进的作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误差修正模型的研究发现高校招生人数现期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即期的。可见高等学校每年的招生数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数的增加会促进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教育的投入扩招会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拉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务司.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状况分析[D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201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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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晓玲.近年我国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4]罗晓玲，王绪朗. 高等院校教师家庭文化消费现状研究——对武汉地区高校教师家庭的调查[J].理论与改革，2004（06）.

[5]杨海燕.大学生消费文化现状与高校德育导向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9（21）.

[6]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篇5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美学当下，消费文化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充裕日渐深入人心。在西方消费主义浪潮的推动之下，文化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这其中美学消费正逐渐成为主导。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享乐和快适成为一切行为的追求旨归，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由政治经济学所言及的二者的互为因果转化为单向的后因前果关系。在这种消费原因的导引之下，艺术生产亦开始按照物质生产的规则进行运作。于是，文艺创作的商品性、娱乐开始取代审美功能，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退而居其次。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美学曾经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式微，哲学言说和道德说教开始为家长里短的世俗言说左右，美学的独立精神被打破，理性批判的内核丧失，美学信仰被抛弃。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美学实则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存在，成了一个失去了法力的巫术面具。消费文化的扩张依托的是现实层面上经济的强势发展，而这种经济的强势发展不断侵蚀人之为人的“完整性”存在，人的异化、碎片化、病态化加剧，人的存在日渐失去意义。

美学作为研究人的情感的人文学科，其研究对象所针对的是作为“完整的人”的情感，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情感沦落为物质享受所带来的虚假狂欢，以至于美学的理想难以达成而被迫随波逐流或者选择失语，最终现代人们所渴望的“诗意地栖居”成为海市蜃楼。法国现代哲学家、后现论家鲍德里亚指出:“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今天人们被“物”包围，被“物”驱使。物的充裕带来的不是精神的愉悦，而是无尽的空虚。“在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和社会生活再一次紧密地结成联盟，但这时则是表现为商品的美学形态、政治的壮观化、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形象的集中性，以及最终将文化变成一般商品生产的综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美学由于其对人们心灵的救赎而走上前台，并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但是，美学的倩影却迷失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物”的世界中，其生存状态亦有别于往日，并日渐沉沦。

二、审美判断无法实现考察

人类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物质的贫瘠并未阻遏人类美之花的开放，相反的是大放异彩。自古典时期柏拉图对“什么是美”的叩问开始，对美的哲学沉思就没有止步，无论是“主观论”“客观论”还是“统一论”都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哲思。然而，当消费时代到来之后，在新媒体的喧哗之下，美失去了自我。文化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发声，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混杂在一起，难辨你我。审美的泛化、审美的文化、审美的碎片化、审美的生活化使审美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的沉寂状态，一时成为时髦。然而，静而思之，不难发现审美判断已经不可能实现，美学的生活批判功能和情感观照功能在物欲的媚眼中失去了力度。美与真善的联盟被打破，审美判断的标准被解构，美与丑的界限被消解，“一切皆有可能”成为审美判断的信条。消费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内容皆归于商品的范畴，文化作为商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创造着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为尺度，而是以价格为尺度。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商品的价值为市场价格所左右，价格愈高其价值愈高。为了追求虚高的价格，商品的功利属性被特别凸显，作为艺术品也无法幸免。艺术品作为一种美的特殊的精神创造物，本来其价值取决于其审美价值，然而现在却沦落为一般的商品，其价值亦取决于其自身所凝结的商业价值。

这样，对艺术的审美判断不得不让位于功利判断。艺术品在商品法则的裁决之下自愿解除了与美的合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道上选择裸奔。审美判断的发生需要适宜的内部心境，即“虚静”的心境。《庄子•天道》中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有“虚静”的心境，才能不受外物和杂念的束缚与干扰，内心清明，心神专一，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审美观照。因此，在物欲的夹击之下，欲做出恰当的审美判断，保持虚静的心境势所必然。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主体的大脑被欲望充塞，难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更难以与“物”保持审美距离，最终审美判断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辞藻而已。环境塑造人的心境，与主体的浮躁心境相应的是物欲横流的现实。一切皆以市场为法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艺术的独立品格沦丧，艺术最终缴械投降。于是，“恶搞”“戏说”之风盛行，娱乐性成为现实生活的本质属性。艺术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失去了美的品格。在这个欲望迷狂的消费时代，谁来拯救“美”?

三、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丧失

长期以来，美学都以其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观照着生活，美学以其独特的理性思维的光辉照耀着、改变着庞杂的生活，灯塔般指引着人的心灵走向未来。在生活面前，美学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但又是亲切的、魅力四射的。美学与生活就如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方面相向独立而行，另一方面又永远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同时二者又依凭枕木保持着联系与沟通。这种关系既能保持美学独立的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品格，同时又不至于迷失于细碎的生活片段。然而，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下，美学与生活的关系愈加暧昧，美日渐失去了理性内核和历史深度，在市场的法则下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生活，美与生活的差异被取消，美与生活从此纠缠不清，祸兮，福兮?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这一畸恋的确证。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现象学界或褒或贬，争论不休。或以为此为美学深度介入生活、二者合二为一的积极现象，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美学化了，笔者不以为然。笔者以为这恰是美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失去张力的表征。在消费时代以前，美学始终以一种高蹈、特立的姿态直面生活，对生活进行伦理批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为“物”的强大而失去自信。生活在美学的烛照之下是非善恶分明，美学的批判功能被极大地彰显。而时下，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功能却弱化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美学已经沦为一个粉饰现实造就时尚的道具、一个被用以提高物质品质和身份的幌子、一种为某些值得向往的消费行为或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话语、一种帮助某一类人确立心理优势从而调适其心态增加其指数的‘意识形态’。”

可见，消费时代的美学不是为实现自身的本体价值而存在，而是成为一个“他者”，是对现实生活的点缀而已。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表面来看是美学的胜利，其实从深层来看是审美的“俗化”，是美学“媚俗”的表现。日常生活从其存在形态上来说存在着美与丑的两面性，是需要批判的。然而美学对日常生活的拥抱使美学自身无法惩恶扬善，失去了对生活进行伦理价值判断的勇气。美学被生活之城所围困，无法渡涉价值或意义的彼岸。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象罢了。学者范玉刚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即在资本的压迫下，美和艺术最终回归现实本身，失去了自我。“不仅屈从于现代生活的物化现实，还追逐于产业化趋势，使‘人人成为艺术家’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可以被消除。当波普艺术揭示出艺术的商品特征时，日常生活(广告、购物中心、街心花园、高档社区)却愈发审美化了，即审美完全屈服于资本的利益。建立在艺术自主性基础上的唯美主义的对抗原则已难以维持，因为资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审美变成了可消费的商品，如设计、广告、包装等。

在商品美学时代，唯美主义自身无论作为对抗还是休眠策略都成了问题，现在到处充斥着文学的碎片化和审美的泛化。拆除了传统美学设立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等级性隔离，就没有了历史深度和对崇高感的敬畏，美与艺术不再是纯粹的精神产品，而成了日常生活中触目可见的物态化现实，人沉溺于符号泛化的就会忘记尊严。”总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置换了当代动感社会真实的生存图景，遮蔽了意义逃逸时代个体的精神困境，与广告传媒为代表的消费主义强势话语合谋，共同缔造了一个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学神话’”。在消费的旗帜下，美学追随着日常生活的滚滚洪流，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附庸，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价值批判功能。

四、学科存在的困境加深

美学学科自鲍姆加登创立伊始其目的就在于研究人的情感，以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使命。美学的发展始终与人性的完善密切相关，人性的完善是美生成的前提和条件，反过来说美学的发展繁荣势必促进人性的完善。在消费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享乐之风日渐盛行，文化消费大行其道，美学的装饰性符号意义更加突出。当美作为商品的装点符号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之后，美学的任务就已完成，而此时距离人性的完善的使命的达成尚遥遥无期。美学只不过在耀眼的聚光灯下跑了一圈龙套，营造了一时的热闹和喧嚣，但主角却不是自己，它的使命根本无法实现。消费时代是一个表面化的肤浅的时代，它拒绝深度。在当下这个时代，美学的任务不在于内在意义的彰显，而在于对外在粗陋的粉饰，它无须倡扬崇高，只需拥抱平凡，它无须深刻，只需肤浅，它无须放眼未来，只需关注眼前。“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美学在当下的焦虑感日益突出，美学学科存在的困境不断加深。作为一门学科，美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学界曾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美或者美感或者审美关系等。即便是以上三种观点，也使美学不知所措。譬如第一种观点:美学是以美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在消费时代，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阈下，“什么是美”这一问题是没有合理性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真理，本质已被解构。

在消费时代，科技美、居室美、生活美、身体美、商品美等各色各样的“美”层出不穷，面对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美”的表象，美学原理感到鞭长莫及，无所适从。而对于第二种观点，即将主体的审美感受作为研究对象，也因为消费理念的侵蚀而难以进行。在传统美学中，美感的获得固然需要主体排拒功利性，但仍然可以实现。而在消费时代，主体的美感的获得受制于感官所受到的商品的刺激，对物质的欲望总是压抑着感觉的升华，于是美感的实现几乎等于不可能。而对于第三种观点，即将审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有类似的困难。在消费经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审美关系是建立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中的，所谓“物以稀为美”“物以需为美”者也，最终审美关系为实用关系所取代，难以确立，美自然无从产生。总之，在当前的消费时代，美学学科无法有效地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存在也失去了价值。

众所周知，丰富的艺术创作成果是对美学精神的体现，也是美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在商品消费时代，艺术创作在名利等因素的驱使下，无法实现深刻的美学精神，丧失了艺术品的创新性和审美性的本质属性。“重拍”“恶搞”“戏说”“模仿”之风盛行，粗制滥造、刺激感官、浅薄无聊的作品被媒体追捧。在这样的艺术创作境遇下，美学要么迎合，要么死亡。这样的艺术实践现实导致美学精神无处安放，美学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浮躁而功利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缺乏美学精神的艺术作品，进而也宣告了美学学科的不合时宜。

［参考文献］

［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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