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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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五大问题。尽管国内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在片面追求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问题的出现,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阅(第三次)了“循环经济法草案”,并将其改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这表明该法的通过将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并追求经济循环持续发展途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同时这也只是起步,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严谨思考依旧十分必要。
二、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安全性的挑战
(一)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看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按照清洁生产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封闭流程,必将导致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安全发展模式。
(二)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
1、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它只重视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会利益、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安全问题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循环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经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
2、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资源配置模式的传统代表是“帕累托最优”,它寻求在给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既能让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福利的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在现实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循环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时,“帕累托最优”理论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过分析传统经济的物料流动模式(如图1)来解释这种局限的致命性。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和部门之间物质供应是一个线性开放系统,他们的食物链条呈线性非封闭状态。在这种模式中,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下流式”的,没有实现物质的封闭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致命地不断减少和废物致命地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资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动模式(如图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对“废物”和副产品等进行处置、转化、再利用等的企业,如废物回收公司、资源再生公司等),这样一来废物会明显减少。对于系统内成员分解不了的废物,则由更大的循环系统的其他成员利用作为资源,并生产出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原料,就可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相容性,还可以实现物质循环的封闭,避免传统经济先天不足导致的发展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3、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寻求生态安全。传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但往往忽略甚至极大地损害了生态效益,二者关键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图3来进行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得F移向F″,生态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态效益,将使得F移向F′,经济效益降低。由此可见,任何单一目标的抉择均会引起对应目标的负效应,从而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循环经济效益,必然导致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往往过分强调个体、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整体,长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这种整体和全局在长期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失去,最终也将导致个体的终结低效。与此相反,循环经济在局部或短期内不一定能确保最优,但却为长期或整体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带来高安全性。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看,还是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从国外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德国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工业实践到法制巩固推广的发展之路;日本是从整体到具体、从目标法制化到实践部门化的发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实现循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考虑,中国循环经济正处于由倡导、理论探讨向实践全面推进的时期,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现阶段十分需要从国家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理论发展和法制建设问题。
(一)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主动的社会变革,对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赖性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法制文明时代,生产行为己被纳入整个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体系对非循环型社会体系的承认,是进行循环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律障碍。没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创新,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就会增加突破法律障碍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个别现象,而难以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才能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执行力度,从强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环经济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断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会参与循环经济模式的积极性,从社会成本上减少对循环经济模式的阻力。
(二)循坏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结构要求
国外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呈现出社会性的产业理念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的调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对这种结构体系之间进行明确的法律线条区分。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设情况来看,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法律是作为整个社会得以遵从和坚持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门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门法的特征,表现为依据宪法性文本与部门法律法规之间的“链条”,起到指导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作用。
(三)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循环经济立法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
德、日两国不同的循环经济建设方式均表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原则提供指导性原则的作用,又为具体部门法律法规改革提供了指导,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法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法律约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强力作用下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据保守估计,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2.1-7.7%,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
四、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经济学破解
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吸纳经济学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规划,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规,完善各项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经济理念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循环型社会要求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要求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推进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再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和相互监督。
(二)以安全的发展观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
安全的发展观,其重大创新就在于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涵,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单纯只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以区域、城乡、集体与社会统筹发展为内涵,以国内外相统筹为手段,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出路。因此,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安全发展观的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三)以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作用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以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地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原则,建立以循环社会为目的的、以区域性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保障的社会激励体系。
五、结论
总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变革,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基于安全考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环经济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Oughton C. The regional paradox: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2(27).
2、王炜.循环经济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
3、刘学敏.循环经济挑战现代经济学[N].光明日报,2004-02-10.
4、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一、引言
全球气候的进一步变暖,倒逼着人类重新思考发展方式。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由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发展阶段等客观原因的存在,面临着极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据统计,我国已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应对来自国际上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2009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 年下降40% ~45%。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时代已经来临。
广阔的海洋拥有丰富的蓝色碳汇,孕育着巨大的低碳经济发展潜力。据目前测算,地球上每年使用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约13%为陆地植被吸收,35%为海洋所吸收,而其余部分暂留存于大气中,可见海洋固碳能力不可小觑。目前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属于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产业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掠夺式经营等问题。另外,我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环境污染、生境丧失、生物入侵和生物多样性低等主要生态问题依然存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缓解。而海洋经济是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环境的特殊经济体系。这种特征也注定了当前海洋高碳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为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于2011年2月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在该示范区内角色之重,其已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可见,加快舟山群岛开发开放,全力打造国际物流岛,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对于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基于此,又考虑到国内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相对甚少,且题材单一,因而本文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为例,从低碳角度探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二、低碳背景下的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增长了近130倍,年均增长率达15.9%。如此之快的持续经济增长实属罕见。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之上的,树木乱砍乱伐、能源肆意开采、生产技术落后等等,直接威胁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1990年~2010年我国碳排放为例,如下图所示,我们观察到在近二十多年内,从增长速度角度看,我国GDP增长速度明显大于碳排放,即我国碳排放强度在逐年减小,但2010年该值仍高达70%多,离我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差距还比较大,碳减排任务还相当严峻。
经济总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海洋经济的变化。由于受历史问题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影响,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说,既晚又偏,受我国海洋统计发展的制约,相关数据并不详实。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监测,去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或将突破4.3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3.1%,可见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显著。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的发展必是未来的潮流。并且实现海洋经济的低碳化相对其他经济类型,有其先天优势,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抓住海洋经济的低碳发展机遇,对我国实现低碳经济模式的作用可见一斑。
舟山群岛是中国沿海最大的群岛,位于长江口以南、杭州湾以东的浙江省北部海域,毗邻我国内陆经济中心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其拥有渔业、港口、旅游三大优势。舟山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素有“中国渔都”之美称。2011年全市实现渔农业总产值150亿元,海洋经济总产出1758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5.9%,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8.6%,成为全国海洋经济比重最高的城市;并且该群岛港湾众多,航道纵横,水深浪平,2011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达到2.6亿吨,海运运力达到452万载重吨,万吨级码头达到47个,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集群地;另外,还拥有保存完好的海岛自然景色,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去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突破213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2亿元。可见舟山群岛优势之明显,地位之重要。
鉴于上面介绍的舟山群岛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我们以舟山群岛为例,观察其目前在低碳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概括如下几点:
1.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
一、社会主义非公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界提出了诸多非公经济发展理论,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1.“生产力落后论”
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沿着这种理论追溯下去,当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则不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了。这是典型的“养猪理论”,养猪是为了吃肉,先把猪养肥,然后宰了,吃猪肉,这种理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做某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显然是错误的,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个体私营企业主担心政策的变化性,如果回到老体制,政府会第,没收其财产,于是不再追加投资,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长远发展。
2.“生产力多层次论”
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存在与发展,这种理论把不同层次生产力与不同的所有制机械地相匹配,落后的由个体来经营,稍微先进一点的可以办私营经济,更先进的就办公有制经济,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虽然不能设想所有地区、产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处在同一水平,然而并不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匹配,或者先进生产力就能对应公有制经济,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将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个体小规模经济只能采用落后生产工具的说法失去了意义,其实有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已经装备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一点和国有企业是相同的,生产工具本身并不带有公私性质。
3.“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经过,1956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间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需要“补课”,对资本主义改造不是不对,是太早了,应该补课,补课完成之后,再消灭。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力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总要被消灭,所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4.“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这种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一句空话,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种非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这是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由于会计和经济学本身关联极为缜密,所以在新时代下微观经济学不断改良背景下,一类创新形式的财务管理理论开始在现代不同业务类型、规模的企业中得到大力推广沿用,特别是在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和股息决策作用下,令现代企业财务决策逐渐构筑起完善形式的实证理论。由此看来,针对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在企业革新发展路程中的应用细节,加以系统化论证,是凸显日后我国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绩效水准的必经之路,因此应该引起相关企业主管的全面关注。
一、经济学革新发展的整体历程考察研究
经济学发展持续经历着四个历程。相关细节内容将具体如下所示:首先,便是经济学科初始性衍生历程。具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重商主义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交互式作用下衍生变革的。持续到16世纪过后转变为一类独立形态的学科内容,随后更在19世纪上半期顺势延展出多元化经济学派别,其中研究成就最为丰厚的莫过于,马尔萨斯和萨伊发表的结论。其次,时限维持在19~20世纪70年代,并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革新速率不断加快,同步状况下令传统形式的经济学产生强烈变动迹象,包括边际分析方式、价值论、历史和制度等学术研究团队得以壮大,其中成就地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整改定义为微观经济学。再次,主要是持续到20世纪末,在该类研究阶段中,包括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理论广泛交织,尤其是经过创新形式的制度经济学支持作用下,一时间令经济学赢取了更为强劲的深入拓展机遇。最后,便是21世纪初期持续到现阶段,正是在新时期网络信息技术影响范围内,包括不同类型经济学科内容得以大范围吸纳融合,为现代企业可持续运营发展提供极为丰富的指导性线索,特别是理论、应用经济学内容,如今更是在我国异质化产业领域之中得以深度开发拓展。
二、财务管理相关性理论内容和关键性发展细节的解析
涉及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形式的会计和制度、宏微观、产权经济学体系架构之中转变而来,同步状况下更得到统计、概率、运筹等专业学科理论基础的指导辅助功效。正是在此类复杂化历史背景控制范围内,资产组合、资本结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市场监督管理实效、期权定价等学科内容相继衍生,这部分财务经济理论经过长期的创新调试,将愈加清晰地映射出微观经济学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沿用中的特殊支持贡献形式。至于后续的内容便是针对此类财务管理理论模块和经济学革新发展的紧密关联程度加以精细化校验评估:
(一)财务经济学的概念和核心存在意义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细化为基础性和应用性理论两大结构单元,其中基础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在上述强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下延展而来;相比之下,应用性财务管理理论,主张针对企业财务一切财务控制实践模式加以全方位关注。透过宏观角度观察,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学体系下的厂商,企业投资结构和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效应等,呈现极为显著的趋同迹象。由此可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确是透过微观经济学中演变发展而来,尤其是在财务资源供应量不足和主体理性操控环境下,有关以往时刻出现的企业财务资源筹资、沿用、分配、回收等限制性危机,可以深度沿用诸多经济学优化模型和均衡调试手段予以消除。整个工序流程中,市场监督控制体制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掌控效用,不过其初衷始终是为广大企业赢取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
(二)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下的核心指导性内容
以上诸多历史经验验证,正是在多元化会计和经济学学科支持作用下,企业财务监督控制理论内容才得以不断健全修缮,其间具体沿用的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宏观、制度等类型经济学内容,并且经过现代丰富的概率、运筹学专业学术成就交织影响下,令现代财务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单纯拿马克威茨和其阐述的资产组合理论为例,其具体衍生时间在1952年,研究历程中灵活地支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在后续阶段中联合原有理论结构令资产组合内容得到不同层次的丰富。之所以称其为资产组合理论,就是因为其主张联合众多投资商家决策,进行对应资产灵活配置,这类现象则完全可以理解为现代有价证券投资概念的初始形态。其督促各类投资商家时刻保留独特的发展视角,可以利用不同技术途径精确化验证评估市场一切投资风险问题,进一步为后续资产资源有序分配、融合,提供愈加宝贵的校正性意见。
三、结语
依照以上内容论述,财务管理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确存在深刻的依赖关系,如资产组合、期权定价和市场效率等理论内容,都可以说是现代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科学性的标准性指导线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环节中,需要愈加灵活地沿用经济学和财务管理中的各类关键性理论内容,至此将财务资产支持效用发挥到极致状态。
作者:李可欣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文文.探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1(02):90-105.
2宏观经济管理的演进历程
宏观经济管理发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建设时期,在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分析,这是对战争的反省,同时也是对金融体系世界层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价值,开始告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广泛认同,进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避免了多次经济领域的世界性灾难,这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全面地认可,进而确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价值和功能。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看到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主体经济领域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获得高效、稳定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面开展和运行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3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趋势,成为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途径。循环经济理论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理论,是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和操作路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
一、循环经济是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据有关专家考证,“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波尔丁将循环经济定义为: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有重大区别。
传统经济模式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高强度开采和利用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和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对资源的利用表现为“三高一低”,即资源的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凸显。但是后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对资源的暴殄天物式的攫取,使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也使人类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也不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危害。由于对资源、环境容量有限性认识不足,为此,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等,使人类自身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遭到大自然无声而有力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入端,目标是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流量,用较少的资源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就是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废弃物、污染物的排放。换句话说,对废弃物的产生,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加以避免。再利用原则针对的是使用过程,目标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使用物品,避免其过早地成为垃圾。对制造商和生产者而言,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实现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对消费而言,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扩大产品的用途。资源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出端,目标是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利用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资源化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制成使用能源较少的新产品。也就是说循环经济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反复利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让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形成“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流程中,实现了从“排除废物”到“净化环境”到“利用废物”的过程,从而达到了“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的目的。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达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新世纪推进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循环,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
1.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稀缺的根本出路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紧缺状况将长期存在。我国资源禀赋较差,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居世界第五十三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测算,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我国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值的3~4倍。并且,我国资源利用率也不高,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率为33%。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承载了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高开采、高消耗的方式使用资源,是难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的。所以,我国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充分实现各类资源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缓解我国资源紧缺的严重局面。
2.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治本之策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缓解资源稀缺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生态文明。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既面临着资源供给的压力,又面临着环境污染的挑战。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全国GDP的15%;因能源消耗过快引起的环境污染加剧,2004年,我国用煤19.5亿吨,CO2的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SO2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酸雨面积达30%~40%。循环经济的初端治理模式,是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的产生,输出端的治理模式是对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治理。循环经济的这种治理模式,在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资源的同时,加强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有害影响。所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自我修复,从而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治本之策。
3.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还要实现生态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四个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如果我国继续按照传统经济模式发展经济,不仅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目标,由于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所以,必须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消耗,清洁生产,保护环境,加快结构优化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最终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途径
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途径是:
1.提高公众的整体素质,发挥社会公众参与的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广泛参与行为。为此,要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加大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公众支持和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加强相关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提高公众的整体素质,提倡合理消费,反对奢侈浪费,鼓励耐久产品的反复使用,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创建绿色家园作为一种自觉行动,营造节约、环保和循环的经济文明。
2.完善我国法律制度
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和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我国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保障循环经济在法制化、规范化的框架下健康发展。我国已制定了若干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但从总体上看,法制建设还不能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目前,在加快做好《循环经济法》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应着手制定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机电产品绿色再制造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循环经济的法律支撑的同时,还要强化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以保证已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将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3.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依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作保障,还必须强调科学技术的核心作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我国资源、环境对经济的发展的制约,主要是由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落后。目前我国关键技术设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三分之二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2000年我国科技竞争力仅列世界第二十八位,科技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5~20年。没有先进技术,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目标将难以实现。所以,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开发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先进适用技术,包括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等,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一、前言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同样的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假设,为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为了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象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收益递增,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内生增长模型仍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模型,并结合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三种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描述
(一) 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AK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递减收益,这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简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Ak(1)
其中 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 是产出。(1)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量 ,可得到人均产出:y=Ak(2)
由(2)式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A,即:
(二)外部性模型
这类经济增长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这一类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数,笔者以“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理论。在阿罗的模型中,边干边学或知识被认为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同时阿罗认为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所以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中每一个厂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状态,但是一个厂商的投资行为能够创造的新知识可以产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应。所以这些由于个体投资行为带来的“外部性”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罗默(Romer,1990)开创并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发展了R&D模型,从有目的的R&D活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专门用于进行R&D的部门,利用这个部门不间断地进行R&D活动,可以实现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一国劳动力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越能受到保护,经济增长就会按一定速度持续增长下去。人均产出与经济体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经济体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安徽省的GDP年增长率都高于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表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利用1991年-2003年间中部六省和东部地区及全国数据,对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2006年),结果显示安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知识和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省应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和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知识和技术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实现经济的可持久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省应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运行机制。摈弃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安徽省应该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不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积极吸引外商来皖直接投资。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增加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与我省临近的东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软硬环境较好,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商投资将继续在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省在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获得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在所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舒尔茨(1960)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将来做出的贡献。财政政策在加强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应完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教育的优先与协调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应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识的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个体的接受能力,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个体知识水平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将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安徽统计年鉴(2002-2005年)[Z].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4]胡怀国.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3,(3).
1.循环经济的形成
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可持续发展又是建立在生态、社会及经济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这也要求了循环经济必须从生态、社会及经济这三个方面来提供理论基础。
1.1生态规模的选择。生态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本质,这也就是说循环经济的根本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在工业化的今天,人力资源已经不再短缺,相对而言,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这样经济增长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较大,循环经济则是研究如何在自然资源影响下的经济增长。生态规模具体是指人均可使用的资源数乘积度量。它主要是说人均财富在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时能保证最小化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可持续的人均资源消耗及排放必须要小于国家的生态承载能力。而生态规模有最佳规模与最大规模两种,最佳规模则是评价生态规模的第一原则。
1.2经济效率的选择。经济的发展受技术及资源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人类的需求必须在满足技术及资源的条件下才能考虑到经济效率。在工业化时代,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技术创新并没有节约自然成本,导致自然生产率其实没有多少实质的提高。循环经济的指标还包括了生态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率可以体现出经济增长的价值量与资源环境消耗量的比值。生态效率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1.2.1提高生态效率能够使单位经济产出的物质强度降低;1.2.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及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效率的指标由输入端及输出端来进行划分。输入端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输出端则是指环境生产效率,主要是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对生态效率的计算就能获得我们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时的生态效率情况。
1.3生态规模下的社会分布。经济效率主要是对资源的配置进行考虑,考虑资源在不同产品生产时如何进行分配。但是社会工作则是考虑的产品如何进行社会分配,如何在不同的人群中间来分配。
2.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是指将经济活动组成成一个自然资源到产品,然后从产品再到再生资源的一个过程,它能够将物质及资源能在经济循环的工程中形成最合理的利用,把经济发展对环境及资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循环经济主要是要进行资源资产以及污染管理,它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以最小的输入获得最大的利用,并且要产生最小的污染。循环经济主要有以下的三种模式:
2.1起步模式;它是指从末端的治理到废物循环,通过技术手段将生产及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及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
2.2深化模式;它是指废物循环到产品循环的一个过程,我们将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后,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来降低物质的消耗,实现了规模控制。
2.3目标模式;它是指从产品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要将工业化的形式向服务经济时展。
3.市场经济下的循环经济
我们国家实施循环经济,必须要有配套的战略创新、科技创新以及体制创新,这也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他的发达国家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3.1战略创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这也要求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站在减物质化的战略发展,这是与我们国情相符合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在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这也要求国家的必须要满足供应规模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3.2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需要技术更新来提高资源的生产效率,主要是对生产环节进行调整,同时要进行结构强化来实现。而提高资源的技术生产率需要下面的四个阶段来实现:3.2.1过程创新;同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更加合理。3.2.2产品创新;通过几刷更新来降低生产成本。3.2.3替代产品;通过不同种类的产品来为人民提供相同用途的服务。3.2.4系统创新;它主要是指通过结构的变革来实现产品经济转换为功能经济的一个过程。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更好的调节发展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3.3制度选择。我国的循环经济的实施主要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忽视了制度的作用。政府制定的循环经济规划很难被市场经济来接受,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单一政府主体的形式,通过市场、政府及企业等联合机制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实施时可以参考以下三种措施:3.3.1制定法规标准来改进以为的政府管理形式;3.3.2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环境管理;3.3.3推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环境管理过程中来。总结我们国家的循环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启发,但是我们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循环经济也必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全面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赫尔曼.E.戴利等编,马杰等译.《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